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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多余的話》不多余多余的話,瞿秋白：瞿秋白《多余的話》不多余文章提交者：劍門碧玉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瞿秋白：《多余的話》不多余2010-07-01同舟共進李振霞1899年1月24日，中國現代哲人瞿秋白誕生于江南水鄉常州。1935年，僅僅36歲的他斷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在紀念瞿秋白誕辰110周年的今天，這位革命家、文藝家、詩人既令我們心疼、心碎，也讓我們倍感驕傲。近年來，不時聽到學界有人以瞿秋白《多余的話》“說事”的聲音，論者說《多余的話》相較瞿秋白其他作品，“好像是一個‘黑洞’”，《多余的話》成了籠罩在“瞿秋白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又有扼腕嘆息者曰：瞿秋白“何必寫《多余的話》？”在紀念瞿秋白的清白一生時，筆者深感有為這位先人正名的必要。我很贊同這樣一種說法，《多余的話》并不多余，它是一部珍貴的寶典。瞿秋白如果“只是慷慨赴難而不再言語，也許他早已被歷史疏遠。但他又說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話且言辭間充滿了理性的光輝”。我想，正是這種理性的光輝，為他的生命畫上了耀眼的句號，唱出了前無古人的絕世悲歌。【他臨死前“改換”了共產主義信念？】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似乎心灰意冷，丟棄信念，不再想未來了。可是，他的心靈深處果真如此嗎？他曾說：“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特別聲明，一旦有了共產主義信念，就不能改變：“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有誰能夠證明瞿秋白在寫《多余的話》時，“改換”了他的共產主義信念呢？當時，在共產黨人中，保留而不“改換”這種共產主義信念已經-很不簡單了。要知道，那是在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和發動五次殘酷圍剿之后，大批共產黨人慘遭殺害，白區組織慘遭破壞，所剩者隨時都有殺頭的危險，白色恐怖籠罩天空。況且，瞿秋白還在證明這種共產主義信念“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這豈不是在告訴國人，要理性地對待這種信念，相信它，實現它——這是多好的啟示啊。也正是內心的這種亮點在閃閃發光，才有了獄中寫成并流傳下來的膾炙人口的詩篇《卜算子》：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瞿秋白確信：“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難怪，有的讀者說“我的心弦反復揣摩附錄在書末的《多余的話》，感觸之余，總想痛哭幾聲”。【他曾經懷疑馬克思主義？】瞿秋白學習與接受馬克思主義確實有一個過程。然而，如果把他寫的這個真實過程解讀為“開始懷疑‘馬克思主義’”，那就不能不說這種“解讀”太缺少對事實的尊重了。不錯，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確實談到他對現實問題觀察與研究太少，使他“霧里看花”。但“多余的話”中沒有一句怪罪馬克思主義指導不靈的話：“本來，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斗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對于實際生活，總像霧里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這本來是在說知識分子（包括他自己）的天生弱點，不熟悉廣大群眾的社會生活，解決現實社會中提出的問題有困難。但瞿秋白作為一個共產黨人，還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去做了——哪里談得上發生了“馬克思主義危機”？別忘了，正是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鄭重地聲明：“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50周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開紀念大會，對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的評價：“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這是歷史的評價、公正的評價。【他“是一塊軟綿綿的任時代揉捏的豆腐”？】一個黨，如果只有理想、信念和主義，而沒有“領軍人物”，是沒有辦法領導群眾走向勝利的。然而，究竟?-成為這種人物，不是由你、我、他個人說了算的，要由歷史來說話。我們頗為熟悉的一句話“時勢造英雄”，這里的時勢就是歷史發展的多種合力造成的大趨勢。但歷史推出杰出人物是很復雜的，有時自己想做的事做不到，而不想做的事偏偏要你去做。這就是多種因素起作用的結果。這種作用力，在哲學上稱為“歷史的合力”，任何人難以違抗。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沒有看清或不愿意承認這種“時勢”或客觀大趨勢的力量，而總感到接受任務或被安排領導職務時，勉強、被動、不情愿、無奈、與自己的文學愛好有反差，并且還似乎在檢查自己對黨“不忠”。他說：“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著這個，心里想著那個。”他還說：自己“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武漢時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這里，瞿秋白將歷史的選擇錯認為是“歷史的誤會”了。一位著名學者曾這樣談論瞿秋白：“就他自己而言，每一次重大抉擇都流露出不得已而為之的心態，這使我們想到古今中外由被動人格，所釀造成的種種悲劇……-瞿秋白是個性格軟弱的人，這也決定了他悲劇的一生，他愛豆腐，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塊軟綿綿的任時代揉捏的豆腐。”這種描繪使筆者十分詫異。聽聽在那個年代了解瞿秋白的戰友們的回憶吧。在瞿秋白就義50周年紀念會上，楊尚昆指出：在大革命時期，瞿秋白同黨的其他領導人和黨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進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發展，推動廣東國民政府進行以北伐戰爭為中心的各種革命運動，開創了轟轟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嶄新局面。大革命失敗后，瞿秋白主持召開八七會議，這次會議開始把革命從慘重的失敗中挽救過來，實現了我黨發展過程中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折。會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擔負起黨的主要領導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同戰友們一起，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和振興革命，開辟革命的新時期，這個功績是不可埋沒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之后，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是黨內最早認識和高度評價魯迅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領導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樹立了不朽的豐碑。瞿秋白不是“性格軟弱”，也不是“一塊軟綿綿的任時代揉捏的豆腐”。相反，他是一位臨危受命、挽救時局、推動時代前進、意志與性格十分堅強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應該永載史冊。【黨內斗爭的警示】為著黨內生活的健康，瞿秋白對當時黨內的過火斗爭、不講團結以及自己蒙冤受屈致使情緒消沉等，委婉地表述了看法——這正是《多余的話》為了黨的健康發展留下的警示。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這是珍奇的“無價之寶”。當人們反復思索《多余的話》時，在那飽含憂思、隱忍難發的文字背后能夠看到，在黨內機會主義者處于領導地位時期，黨員受盡委屈、打擊、折磨甚至被斷送生命等許多人不愿正視的殘酷事實。就瞿秋白本人的?-歷來說，他在黨內多年擔任領導職務，似乎少年得志，一帆風順。但實際并非如此。他曾被推上黨內斗爭的風口浪尖，1929年就開始挨整了。《多余的話》中說：“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斗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內斗，覺得互相攻許（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實奉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里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米夫的扶植下，逐步確立了王明集團對全黨的統治地位。四中全會后，王明對早就懷恨在心的瞿秋白進一步打擊。瞿秋白已經寫了檢討信，但王明還以中央決議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寫聲明。1931年1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后，因肺病發作而被中央批準留在上海養病。此時，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黨內斗爭。這種無休止的糾纏和殘酷打擊，讓瞿秋白十分厭倦。王明等人硬加予瞿秋白的所謂“調和路線錯誤”，一直到延安整風后才得以正式平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擴大的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由毛XX親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7次的決議中，有兩處提到瞿秋白：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后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這說明，在瞿秋白的歷史上，根本沒有什么“調和路線錯誤”。用毛XX的話說，那是“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后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毛XX曾尖銳批評王明等人：高慢的宗派主義，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當時，只用鐵錘主義，不把很多干部帶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帶他走，這完全是立三路線宗派主義的殘余，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時的宗派主義，那些行為是犯了罪的。從《多余的話》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內心深處也認為黨內生活不能“只用鐵錘主義”，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處，“講和氣”，講“忠恕之道”：“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實我是最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瞿秋白說自己是“‘調和派’的領袖”。然而，“調和派”三個字，他是加了引號的。歷數我們的黨內斗爭，其“軟肋”不正是一旦斗起來，就不講團結、仁慈、缺少“‘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嗎？從不考慮對方“也有幾分理由”之處，動不動就是“錯誤路線”的大帽子滿天飛。【同樣的坦率：魯迅引為“一知己”】《多余的話》留給黨的警示不僅如此，它還表明，要使黨內生活健康，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這就是對舊意識、舊觀念、錯誤思想、不良行為絕不能放棄自我批評的武器。瞿秋白誠摯地推崇自我批評精神，對自己毫不留情，成了后人仿效的心底雪亮的楷模。毛XX曾說，他喜歡魯迅的坦率，喜歡他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難怪瞿秋白被魯迅認作“一知己”，他們都有同樣的坦率。瞿秋白也曾深刻地究其家庭根源，談到對自己的影響：“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瞿秋白不貪婪，沒有權勢欲，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他認為，黨員應該正確掌握批評的武器，不能見著錯誤緘口不語，“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沒有人出來指摘……-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直到臨終，瞿秋白仍諄諄告誡我們，要自覺磨礪自己：“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練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后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先哲的這種可貴“教訓”，難道不正是鼓勵后人歷練自己的意識、情感、心路、腳步，穩健地走向革命與未來的閃閃發光的指路明燈嗎？有一句老話，叫“水有源，樹有根”。對于一種言論，一個念頭，一篇文章——如《多余的話》——離開它的背景去探索，是沒有辦法條分縷析得清楚的。筆者愿意同對《多余的話》有興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討。（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中共海南省委黨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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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