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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成都市長軼事成都市長,民國,軼事,時期民國時期成都市長軼事人物志2009-12-3016:28閱讀5評論0字號:大大中中小小文\王大煒辛亥革命之后,作為四川省會的成都市政公所(其首腦為督辦)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遂效法省外各大城市改設市政府。當時,國民政府有規定,一個城市的常住人口須在30萬人以上才能設置市政府。1926年,成都人口的總數已達到31萬,符合設市政府的要求了。當時,實際行使管理成都市政職責的是駐省會的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1928年,由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將市政公所改組成市政府,并擬具了成都市政府組織章程,呈請四川省政府轉呈國民政府內政部備案。1928年9月1日,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師長黃隱就任成都市第一任市長。從1928年至1949年的21年間,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之中,先后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國共兩次合作。在四川和成都,還經歷了一系列軍閥混戰、阻擊紅軍北上、川軍出川抗戰、迎接成都解放等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都程度不同地影響了成都的政局,以至在21年時間里,市長們走馬燈似的變換著,先后出現了14任市長,平均每任剛好“一年半載”,最長的任期4年多一點,最短的不足兩月,反映了那個時期動蕩不安的政局。21年里,這些市長們在成都既留下了深深的歷史足印,也留下他們個人的身影,現將部分市長的軼聞簡述于后。“協進”,四川的陜北公學吳景伯名有鄰,是成都第三任市長。他1892年5月27日生于四川雙流,清末入四川陸軍小學,后升入西安陸軍中學,曾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民國建立,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畢業返川,先后在川軍第三師、第五師中任排、連、營長,后轉到川軍第九師劉文輝部任參謀長兼團長,對劉部的發展壯大頗有影響,深得劉的信任倚重。1925年,劉文輝任幫辦四川軍務,率部由宜賓進駐成都,吳升任混成旅長。劉任二十四軍軍長后,吳改任軍部中將參議。1933年5月,由劉委任他為成都市長。不久,軍閥混戰,劉敗退西康,吳任職不足兩月便卸任,后由四川善后督辦劉湘聘為中將參贊。1938年任省政府委員;1940年兼任四川省禁煙督戰處處長;1947年改兼財政廳長。1948年王陵基主川時卸職,直到解放。吳景伯為人正直清廉,好讀書,思想進步,在解放前幾十年的軍政生涯中,對民主進步事業多有貢獻。他在大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猖獗之際,與幾位傾向進步的好友創辦私立協進中學一事,就可見一斑。1930年,吳景伯聯合第二十八混成旅旅長陳離、二十四軍師長張清平、旅長余中英等在成都市西勝街原省立第一中學舊址創辦私立協進中學,由陳離任校董事長,張清平、余中英等任董事,吳景伯任董事兼首任校長。吳景伯等人憑借他們在川軍中的地位和影響,把該校辦得與眾不同,目的是希望造就一批治國之才。他先后聘任了許多有識之士為教師,并容納和掩護共產黨在校內設立支部,吸收黨員,開展活動。其后吳景伯將校長一職交由進步人士谷醒華擔任,繼續在校內進行抗日救亡等宣傳活動。學校所用教材,多由進步老師自編自印,而不用當局規定的課本。抗戰期間,協進中學被譽為“四川的陜北公學”,成為四川培養革命力量和進步青年的大本營。從協進中學出來的許多師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不少到延安進入抗大、陜北公學、魯藝,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如共產黨員、民盟盟員、十二橋烈士曾鳴飛,文學大師沙汀、文百川,著名學者袁珂,曾任該校校長、解放后長期擔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的蕭華清等。解放后,吳景伯先后擔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省政協委員、省參事室副主任、民革四川省委副秘書長、民革中央委員。“反右”時被劃為“右派”,1958年9月28日病逝于成都。市長之死楊全宇是成都第八任市長,四川西充人,先考入北京大學,兩年后去國外深造,畢業于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曾任國民黨立法委員,1935年2月任四川省教育廳長,1938年8月任成都市長。他與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纘緒是同鄉,在治理市政方面獲得省府諸多支持,頗有建樹。1940年夏秋之間,正是抗日戰爭緊急關頭,前方節節失利,后方累受日機轟炸,物價飛漲,法幣貶值。此時,米源失調,權勢門閥大戶囤積居奇,奸商操縱糧價,以致發生搶米事件,人心惶惶,局勢嚴峻。在一場持續半年之久的米荒風潮中,老百姓吃盡苦頭,而省市政府之間卻相互推諉責任。當時成都市長楊全宇在一次省府會議上,與成都行轅主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賀國光發生正面沖突,憤而離席。由此,楊全宇便招來殺身之禍。成都市發生米荒及搶米事件,遭到輿論譴責。當時署名“小鐵錐”者在《新新新聞》報上寫道:“市民為了購兩升米,要跑,要站,要擠,才把‘米條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價米售畢’牌子一掛,不禁飲泣吞氣,失望而去,真是毒蛇!”楊全宇為民眾食米問題,頂撞上司,使賀國光下不了臺,遂懷恨在心,必欲報復。賀國光為了尋找楊全宇的紕漏,支持中統特務陳仕淦(又名陳仕敢)利用與楊是中學同學、好友的關系,借故住進桂王橋西街楊宅,暗中對楊監視,以圖獲取“秘密”。時逢楊的另一北大同學余維一(曾任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主任)在重慶籌辦航運輪船公司,曾向楊借錢買船,楊從市府存在銀行的公款中挪借了五萬元給他。后余維一還這筆借款時先函告楊,楊囑他就近交重慶大川銀行轉匯(楊是該行董事長)。該行一經理收到余的還款后,恐法幣貶值,就自作主張,在宜賓為楊購存小麥200石,以圖保值,并將經過函告楊。不料此信寄到楊全宇家中,即被陳仕淦竊閱,直轉賀國光處。賀國光如獲至寶,即作罪證,并向老蔣密告。蔣介石于1940年9月2日電楊去重慶。楊全宇對這一切,全然不知,毫無察覺。9月4日,楊全宇飛渝,市長一職由秘書長劉正華代行。劉正華是楊重慶聯中和北大同學,曾任中央通訊社總干事兼編輯部主任,南京《新民報》創刊人之一。楊下榻重慶陜西街大川銀行,當晚即被逮捕。大川銀行總經理熊覺夢(王纘緒女婿)得知楊被蔣批交軍法總監部審訊,即以王纘緒的關系,求見軍法總監何成濬,以圖營救。從成都聞訊趕來的劉正華和余維一等均焦急地等待著。兩天后,何成濬告訴熊覺夢,楊全宇的罪名是:“現任官吏囤積糧食”,并說他了解楊案內情,對楊在成都結怨受屈,深表同情,初判有期徒刑5年,老蔣說輕了;改判10年,仍說輕了;判15年仍不饒,于是由蔣親手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事后熊覺夢聽何成濬說,宣判時軍法官問楊,有沒有什么話要留給家里。楊平靜地說,他妻子快要臨產了,要了一張紙寫個字條。此條何即交熊帶回,字條上只寫有:“給即將出生的嬰兒取名賢生。”“賢生”者,其妻理解為“遇賢者而后得生”。夫人王毅健于兩月后生下“賢生”。人世滄桑,后來楊賢生成為國家優秀醫務工作者。書畫家市長余中英是成都第九任市長,原名余烈,字興公,四川郫縣人,1898年生。清末考入四川陸軍小學,未及畢業,民國成立,轉入四川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在川軍中任職,直至團長。抗戰初期,隨劉湘率川軍出征,后任川康綏靖公署副參謀長。1940年任成都市長,任職期間,他請著名雕塑家劉開渠重塑原春熙路孫中山先生銅像和屹立在東門城門洞象征川軍抗日將士的無名英雄像,辦起了本市第一家公立醫院,創立了本市第一所市立中學和多所中心國民學校。在他的倡議和支持下,開辦了由牛市口至茶店子一線的私營公共汽車,修建了自來水廠等,對市政建設頗有建樹。后因“市中”學潮事件,余中英處置不當,受到社會各界譴責,遂與警察局長方超一同引咎辭職。1949年夏,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老同盟會員、曾任四川督軍的熊克武領導的川康渝民眾自衛委員會經西南軍政長官張群批準成立,余中英任常委。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指控該會有反蔣投共嫌疑,報請行政院長閻錫山電令撤銷。該會遂轉入地下,繼續從事策反起義,迎接解放工作。1961年,余中英被安排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繼又特邀為省政協委員。1983年10月21日病逝,享年85歲。余中英善書法,為趙熙弟子。他出任成都市長后,市內商招多為其題寫。解放后,他被選為四川書法協會副理事長,無論寒暑閑忙,他每日必讀帖練字。晚年尤愛張草,每用廢報紙臨摹,運筆如飛,引以為樂。他平時練寫之作,亦整齊裝訂,為熟人爭索珍藏。先后向他拜師學書者數十人,皆得他悉心教授,兼作范書。有的則捉腕教習,孜孜不倦。四川美術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民國時期名人書法》均收錄了他的作品,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逝世后,省文史館和郫縣文化館曾先后展出他的遺作,郫縣文化館還刊印他的墨寶傳世。另外,他還精于繪畫,早年曾在北平向齊白石老人拜門學畫。他所畫的墨竹、梅花、小蟲均可稱為上品。他在書畫上的藝術成就,已遠遠超過他當年軍政職務之名聲。“桃紅色將軍”市長陳離是第十任成都市長,字靜珊,四川安岳人,早年畢業于四川陸軍軍官學堂。北伐時任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旅長;抗戰時期與名將王銘章一起浴血抗日。王銘章將軍犧牲后,陳離身負重傷,住武漢協和醫院。董必武、葉劍英曾到醫院探望,周恩來路過漢口時也到醫院探望陳離,使他深受感動。陳離駐山西洪洞縣時,曾與朱德總司令多有往來,也認識李先念司令員,并暗中支援槍支彈藥給李部以抗擊日寇。他接觸中共領導人后,深受啟發教育,為他后來傾向革命、獻身民主奠定了基礎。1944年12月,陳離被任命為成都市長。1945年12月昆明學生因反內戰遭當局血腥鎮壓消息傳出,全國震驚,紛紛譴責。12月9日上午10時,成都市各大中學學生聯合在華西壩集會,聲援昆明學生,抗議當局的暴行。此舉引起特務注意,并準備鎮壓。眼看即將發生流血事件,身為市長的陳離立即打電話向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請示制止,說前市長余中英因“市中”事件剛剛丟官不久,我剛接事,又撞上了,這次可不是一個“市中”,而是7個大學(即川大、金大、燕大、華大、齊大、金女大、中大醫學院)和一些中學,還有文幼章、夏仁德等洋教授參加。如果開槍傷了洋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我看他們不過開開會,發泄一通而已。只要我們派人控制住現場,保險不會把事情鬧到不可收拾,何必大動干戈。鄧錫侯當然明白陳離的根本用心,便就勢追問陳離一句,你有把握嗎?陳說如果出了大事,唯我是問。鄧又說,中統軍統的人要蠻干又咋個辦?陳說,主任可以問他們,誰敢保證洋人的安全。其實中統軍統的頭頭也不敢擔保。最后鄧同意陳的意見,只派了一些憲兵、警察“監視”學生行動,遂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除向四川征糧外,還預借一年糧谷。預征時,官方宣布1946年還本付息,但到期還谷時,省政府卻背信棄義,又提出中央還谷移作建設之用。消息傳出,全川糧民憤慨!在蓉民主人士邱翥雙、陶凱、陳夢云、劉善征、余沛華等組成“成都市糧民索谷團”向省府請愿,要求還糧于民,并發表告全川糧民書,各縣紛紛響應,也成立索谷團,并派出代表向省政府請愿。省府借口必須經省府委員會決定再作處理,要代表們回去等候。對于這種拖賴欺騙的手段,邱翥雙等找到市長陳離,說省府不理咋個辦?陳離不溫不火地說:你不曉得“越級上告”。一句話點醒了邱翥雙,當即推舉劉光美、況鴻翔、陳夢云為代表赴重慶向國民黨中央請愿。行政院唯恐事態擴大,立即電告四川省主席張群,希妥善處理。張群接電后立即調查索谷團的背景及幕后人。當時邱翥雙傾向進步是出了名的,常有特務跟蹤。邱與陳離接觸,自然被特務盡收眼底。張群得知后大為震怒,立即召見陳離,責問為啥不管索谷團,與索谷團有啥關系。陳離假裝糊涂,一問三不知。張群又追問到重慶請愿是誰的主意?陳離仍推說一概不知。張群怒斥道,你這個市長是咋個當的?陳便稱自己實在無能。張群說,既然無能,那就辭職吧!還沒有等陳離呈書辭職,張群就派陳炳光接任成都市長,罷了陳離的官。陳離一生曾四次罷官,都因與共產黨接觸有關,故有“桃紅色將軍”的外號,但每次都受到鄧錫侯的保護。他1949年底參與彭縣起義,促成成都和平解放。解放后歷任西南水利部副部長、湖北省副省長、國家林業部副部長等職。臨危受命當市長民國時期成都最后一任市長叫冷薰南,字寅東,四川大邑人。先后入陸軍小學、西安陸軍中學、保定軍官學校。1913年起,在川軍中歷任排、連、營、團長,1919年升師長。20世紀30年代,他多次掩護中共四川軍委書記車耀先,并受車的影響,思想傾向進步。1943年,曾任宜賓專員達8年之久的冷薰南,雖治理地方頗有建樹,但他目睹國民黨不得人心,排除異己,兼之中央軍在宜賓的補訓處軍紀敗壞,騷擾百姓,專署無權節制,氣憤不已,遂辭去專員之職,回到成都,住在西玉龍街小福建營,常與張志和、吳景伯、李鐵夫、余中英、鄧漢祥、藍堯衢等人往來,被視為社會名流。1949年,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時,國民黨已呈全面崩潰之勢,人心向往解放。這年4月,原市長喬誠因時局維艱,要求辭職。喬誠辭職后市長一職缺位,誰來繼任成了難題。因為大家都看到當時局勢,誰也不愿出來收拾這副爛攤子。有的人雖也想過把“市長”癮,但資歷不夠。王陵基想安置他的心腹,又怕引起劉文輝、鄧錫侯的不滿。為緩和彼此間矛盾,王陵基決定市長一職由劉、鄧推薦。于是冷薰南成了最佳人選,一是他在軍政界聲望高,二是他與革命進步人士有關系。冷薰南最初也頗有顧慮,后經民盟張志和等人做工作,他才欣然受命。冷薰南接任市長后,表面應付國民黨,暗中卻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劉鄧首長向西南進軍的“廣播宣言”即《四項忠告》去做工作。為迎接成都解放,他盡力保存市政府檔案,保護成都這座歷史名城免遭破壞,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不受損失,動員各界人士堅守崗位,為解放軍接收各個部門做好準備。成都市政府唯一擁有的武裝是成都市民眾自衛總隊,冷薰南兼總隊長,但因事務繁冗,總隊之事全由副總隊長喬曾希負責。冷薰南多次召集各區區長和自衛隊負責人開會,他說:“我下定決心,死也要死在市政府,決不離開半步,愿與同仁共赴患難。”其時,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過境潰軍進進出出,他憂心如焚,生怕發生亂兵騷擾市民之事,并為此徹夜難眠,他要喬曾希一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負責接待好過境部隊將領,直到1949年12月25日凌晨4時,胡宗南部隊全部撤離成都后,他才稍微安下心來。1949年12月26日上午8時,成都市政府在總府街智育電影院召集全市會議,冷薰南領銜宣布通電起義。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3月,冷薰南被安排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員,后又擔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四川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全國政協委員。再說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中美建交后,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訪問我國時,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要會見冷薰南先生。為此,周總理特派專機將冷先生由成都接到北京,與基辛格會晤。見面時,基辛格博士行晚輩之禮。原來冷先生之子冷少泉(原國民黨副總統嚴家淦女婿)在美國與基辛格是同窗好友。以后,冷少泉回國探親,父子相聚,全家團圓。1984年,冷先生以89歲高齡無疾而終,含笑逝世。(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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