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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2林彪在蘇聯神秘的四年林彪,蘇聯,神秘1938——1942林彪在蘇聯神秘的四年2010年5月7日林彪與共產國際1938年冬，林彪到蘇聯治傷，直到1942年初才回國。從俄羅斯公布的檔案資料看，林彪在蘇聯期間除了治傷之外，還參加了共產國際有關中國問題的工作。特別是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就如何處理國共關系危機，林彪兩次提出書面意見，并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面談，對共產國際的有關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林彪的意見，現在看來，有一些是正確的，也有不少是錯誤的。他在共產國際的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產國際解散的內在因素。第一次接觸：向季米特洛夫匯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林彪到蘇聯后，和共產國際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匯報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并轉交了全會的文件。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進行了15個月以后召開的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毛XX在全會的總結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結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名義致電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報告了會議的主要情況。但會議形成的各種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產國際。同時，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據王明稱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對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產國際解釋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具體執行情況，而林彪恰在會議結束一個多月后到蘇聯治傷，便承擔了這項任務。在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會見中，林彪匯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召開中共七大的決定。此外，林彪還匯報了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后方部隊以及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人員數量、經費情況，并談了面臨的經費、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難。就在林彪到達蘇聯之際，國共關系出現了惡化。國民黨于1939年1月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會后，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產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從1938年冬開始，國民黨在陜甘寧、華北、山東、華中等地不斷制造反共軍事磨擦，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后方機關，殘害共產黨員、干部、戰士和當地群眾。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新的危機。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過烏魯木齊的電臺轉發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通報了國民黨的反共動向。5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和季米特洛夫、曼伊爾斯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告知：“5月底將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六中全會以來由于國內和國際局勢發生變動和變化而出現的當前的政治形勢。”并說：“在隨后的電報里我們將開始向你們定期通報國共關系、軍事形勢、八路軍和新四軍狀況、中共在全國的活動問題。”電報請求共產國際給予指示。共產國際成立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林彪名列其中5月20日晚上，任弼時、林彪到季米特洛夫處談中國問題。這說明，林彪開始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活動。這次會見，議定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會議的建議。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據同任弼時、林彪議定的建議內容給中共中央回電，認為：“現在，當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國內展開破壞活動，汪精衛與日本人進行談判時，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可能投降，可能出現新的慕尼黑。因此，黨應該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對在蔣介石周圍、國民黨內外和軍隊的投降派。”具體策略為：“黨應該更加緊密地聯系愛國進步人士以及廣大的國民黨黨員，和他們一起依靠人民群眾，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還特意強調：“動員群眾，加強國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爭的最好方式。在開展反投降斗爭，公開揭露反共運動的叛賣性質的同時，黨不應給人提供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口實，而要不顧一切千方百計地擴大和鞏固民族戰線。”5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干部部部長古利亞耶夫報請曼努伊爾斯基批準，成立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由共產國際執委會干部部高級顧問莫爾德維諾夫領導，成員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6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了小組的工作計劃。7月5日，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該小組改為中國問題小組。莫爾德維諾夫在7月8日的小組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中共的報刊總是過分強調國共兩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同等地位、國共兩黨領袖即蔣介石和毛XX的同等地位，過多地描寫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和邊區的擴大；在處于國民黨政府影響之下的那些地區的群眾工作，總是帶有爭奪對群眾組織的領導權，而不是擴大和鞏固已存在的由國民黨領導的組織、工會、“三民主義青年團”。對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所說的停止在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下工作，莫爾德維諾夫認為這意味著在全會之前，中共進行過這種工作。并認為如果這樣的話，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錯誤。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導致了“三二○事變”。莫爾德維諾夫提出，如果蔣介石今后繼續抗日，并且沒有與敵進行勾結的條件，中共就應該竭盡全力幫助蔣介石，在這場戰爭中堅決支持到底。共產黨在政府中和在國民黨中地位的加強，不僅不能加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而相反，會削弱抗戰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地主和將軍們，都是準備參加和將參加抗戰到底的。但如果他們面臨選擇，是要共產黨人還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將會動搖。很多人會選擇日本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選擇共產黨人都只能是少數。這就是說，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政策應該是不使人提出這些問題。對于頑固派提出的取消陜甘寧邊區的問題，莫爾德維諾夫認為，邊區的存在違背了中國的法律，它不會加強中國共產黨，而會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邊區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曾經發揮過很大作用，但現在起著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強，而是在削弱民族統一戰線。那么，就應該取消它，或者根據這樣的原則改組它。日本隨時都可以占領這個地區。莫爾德維諾夫關于中國統一戰線問題認識錯誤林彪表示反對莫爾德維諾夫關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意見明顯是錯誤的，是十足的右傾觀點。雖然這只是他個人的觀點，但其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高級顧問，是會影響一些人的，說明在共產國際內確有一部分人，對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確的認識。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的發言中指出：蔣介石會繼續同日本作戰，但取決于外國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戰的情況，如果遭到挫折或失敗，或者其周圍的人或英國壓迫他投降，他就會動搖。我們應該集中火力反對投降派和媾和運動，清除各種失敗主義情緒，反對投降派，孤立國民黨內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們從民族統一戰線的隊伍中清除出去。任弼時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合作出現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個統一戰線聯合了各種不同的、相互對立的和敵對的階級。國共合作不可能沒有磨擦。因為這兩個政黨之間打了十年的仗。國民黨和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發展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實現。針對頑固派提出取消陜甘寧邊區問題，任弼時表示反對。他指出：如果取消邊區，國民黨還會向我們提出更多的要求，還會要求取消八路軍和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中共中央就無處安身，過去蘇維埃運動的經驗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戰地區就不能對全國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取消邊區就意味著國民黨軍隊開進這個地區，改組邊區政府，把分得的土地還給地主，共產黨逐漸喪失所有過去的成果。中共中央決不能遷往重慶，因為那里不能保證自由。同時，中共在那里沒有地方創辦學校，培養干部，特別是黨的干部和游擊隊的干部。林彪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作了較長發言，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在戰爭中得到鞏固。越是頑強地繼續抗戰，統一戰線就會越鞏固。在兩年的戰爭過程中，中國軍隊的戰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也增強了。以前許多中國人懼怕日本人，而現在這種恐懼感大大減少了。關于國共磨擦問題，林彪贊成任弼時的意見，認為國共磨擦和沖突是不能徹底根除的，中國共產黨有實力，它才有資格與國民黨談統一戰線問題。應該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沖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讓步來調節沖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則他們就會得寸進尺，要求我們取消邊區，然后取消八路軍，再后取消共產黨。有時，以磨擦反磨擦會取得積極的效果。講到這里時，莫爾德維諾夫插話，要求林彪舉例說明。林彪以山東國共軍隊磨擦為例，說：“一開始我們避免發生沖突，但他們卻更加猛烈地進攻我們。后來我們決定消滅他們，結果由三個團組成的這支隊伍變成了三個連。此后他們老實了。后來日本人進攻他們，他們沒有退路，我們就接收了他們，并讓他們駐扎在一個最可靠的地區，這樣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也變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贊同任弼時關于陜甘寧邊區命運的意見，認為取消邊區弊大于利：第一，取消邊區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強團結。盡管可能由于邊區的存在而產生磨擦，但同時它也在推動國民黨去抗日。若是取消邊區確實能鞏固統一戰線，那當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達到兩黨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頑固派就會更加趾高氣揚。莫爾德維諾夫擔心地問：“如果邊區被日本人占領，那么，我們的機關、學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丟失，那會怎么樣呢？”林彪回答：“這一點早在去年（日本人進攻邊區的時候）我們就預見到了。我們已經準備了一個地方，儲備了糧食，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將黨政機關轉移到事先準備好的地方，而這個地方離這些馬氏將軍的駐地更遠些。”林彪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的發言支持了任弼時的意見，形成了與會的中國同志與小組領導人莫爾德維諾夫在如何制止國共磨擦、鞏固擴大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截然不同的意見。莫爾德維諾夫于8月19日寫給季米特洛夫關于中國問題小組工作結果的報告中，雖然在許多問題上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但關于陜甘寧邊區問題，不得不承認“陳林（即任弼時——筆者注）、林彪和毛澤民同志在發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這個地區對中共中央和分布在這個地區的那些學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們認為，[中共]中央駐扎在重慶是不安全的。駐扎在八路軍或一般的日軍后方，通訊聯系就會遇到困難，中央的活動也會受限制。”任弼時、林彪以及其他中國同志的意見，對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如何看待國共磨擦和中共關于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應該是起到了作用的。皖南事變后，林彪與共產國際交流提出3點建議1941年1月上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季米特洛夫發去電報，報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被國民黨軍重兵包圍，“有被徹底消滅的危險。”同時還報告：“蔣介石派出20多個師，對我軍在江蘇、山東、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擊根據地展開了廣泛的進攻。他們準備在全國實行大逮捕和大屠殺，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表示：“我們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給予蔣介石所實行的這種廣泛的進攻以有力的反攻。”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立即同蘇聯領導人緊急磋商解決國共合作危機的辦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的意見。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結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將任弼時調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最高級別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參加中國問題小組，討論過當時的國共關系問題，于是季米特洛夫將有關情況通報給林彪。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談了他對皖南事變后中國時局的看法。林彪信中認為，蔣介石暫時還不會發動內戰。理由是：中國十年內戰時，共產黨的力量比蔣介石小得多，但國民黨未能消滅共產黨和粉碎它的武裝力量。現在國民黨要對共產黨發動內戰，這意味著蔣介石必須動員比十年內戰時期多得多的力量。這個他做不到。在國際上，美英希望借中國人之手繼續對日作戰，從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進。因此，他們不希望中國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國共分裂，而是爭取限制共產黨人的活動和消耗他們的武裝力量。林彪認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國民黨采取違背國家利益的行為，他們經常這樣做，對皖南新四軍的襲擊就有可能意味著采取試圖實行分批殲滅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策略。其二，發生美日戰爭，日本為了戰勝美國，可能對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而蔣介石從對日戰爭中騰出手來，會把其力量用到對付共產黨人上。至于國民黨頑固派為什么選擇新四軍皖南部隊作為襲擊對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軍活動的地區是國民黨在1927年執政后的基地。無論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還是外國帝國主義者，都怕新四軍在群眾中的影響增大。新四軍皖南部隊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系統中最薄弱的一環。它一方面面對日本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面面對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它離開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同時不排除這種可能：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也是發生這次武裝襲擊的原因。關于國民黨頑固派為什么選擇在1941年1月發動皖南事變，林彪認為是因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勢在1941年初召開七大，國民黨頑固派認為如果他們在這個時候發動對新四軍皖南部隊的進攻，共產黨就沒有能力組織反擊和開展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因為地方黨組織的主要領導參加黨的代表大會都不在。對于中共在皖南事變后應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點建議：1.繼續展開政治攻勢。必須廣泛地向人民說明，國民黨頑固派在挑動內戰。要證明，內戰是向日本投降的橋梁。向日本投降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滅亡，把中國變成殖民地，把中國人民變成殖民主義的奴隸。舉行群眾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傳手段，喚起千百萬群眾和國民黨進步人士反對內戰，反對策劃旨在阻止人民進行抗戰的挑釁性武裝行動。2.在軍事方面實行防御，但不放棄局部進攻，以向群眾表明，我們在盡力避免內戰。同時在確有把握取勝的情況下，不放棄武裝反擊，教訓不自量力的內戰挑撥者。實行這些舉措都要從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的需要出發。3.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談判，爭取實現中國共產黨的12條要求。如果在談判中國民黨要求新四軍撤出長江以南地區，在換取另一個更為有利的地區情況下，可以同意。林彪認為，在一些中共組織的共產黨人當中和中共一些領導人那里，有過“左”的錯誤，致使國共關系變得更加緊張。如1937年底，當國民黨部隊從華北撤退時，八路軍的某些負責人就曾傾向于解除國民黨撤退部隊的武裝。這被預先制止了。當國民黨軍隊處境危險時，我們的部隊不是始終向它們提供援助，而主要是關心自己影響的擴大和部隊人數的增加。季米特洛夫對林彪的意見非常重視，并將林彪的信轉給斯大林林彪強調指出：在我們的同志當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讓步。他們很難作出妥協。林彪還說，中共著力于敵后分散的游擊戰，而不是正規戰。他曾不止一次地請求中央允許組織對日本人的有力打擊，但沒有得到任何答復，只好自己主動在平型關進行作戰。盡管平型關戰斗中部隊有很多犧牲，但這次勝利決定性地改變了當時在華北形成的危機局面，結果中國人民頌揚我們軍隊并堅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說：這就是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這次戰斗作為宣傳鼓動的資本。在我們的所有文件中只舉出這次大的戰斗，而進行這種戰斗的機會在過去和現在還很多。而這種戰斗，無論對于贏得蔣介石的抗日立場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還是贏得八路軍作為中國抗日軍隊之一的聲譽，都是有必要進行的。對于上述批評，林彪聲明是個人意見，建議共產國際在“評價與襲擊新四軍有關的事件時，應該考慮到這一點”。林彪這封信，判斷蔣介石還不會發動內戰，提出應采取的三個策略，以及對國民黨頑固派為什么發動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圍攻的分析，都是正確的。但是，他認為一些共產黨人和一些中共領導人堅持不進行正規戰，而是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壯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據地的策略方針，犯了“左”傾錯誤，致使國共關系變得更加緊張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對共產國際正確判斷國共關系產生了不利影響。這也反映了林彪與中共中央制定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的分歧。季米特洛夫對林彪的意見非常重視，于2月7日將林彪的信轉給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等蘇聯領導人。皖南事變后，蔣介石于1月17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通令，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并將葉挺提交“軍法審判”。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毛XX在會上發言說：國民黨最近消滅皖南新四軍，現在又公開宣布取消新四軍，這表明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大破裂的決心。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指出：“這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之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國民黨現已公開宣布新四軍叛變，葉挺交軍法審判。國民黨這一政治步驟，表示他自己已在準備著與我黨破裂，這是七七抗戰以來國民黨第一次重大政治變化的表現。”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變后致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變了上一封信中蔣介石暫時還不會發動內戰的判斷，認為中共中央關于目前階段中國的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判斷是有根據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國民黨有可能違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產黨決裂，進行內戰。鑒于此，他提出黨的政策、軍事戰略和戰術、同政治黨派的關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變。但在新的內戰時期，黨不應回到以前的內戰中，即在蘇維埃運動時期所實行的政策上，而要實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須同出賣群眾利益的中國大資產階級作堅決斗爭。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依然進行爭取中間階層的斗爭，爭取使中小資產階級聯合在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周圍。要同國民黨內外的所有進步團體和人士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爭取蔣介石政府內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產黨的政府人士實現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這意味著黨不應提出“打倒中國國民政府！”的口號，而要爭取改組政府，從中驅逐賣國分子。政府應保留同樣的名稱“中國國民政府”。在軍事方面，要保留八路軍、新四軍的“國民革命軍”名稱，在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而斗爭的政治原則基礎上同中國所有武裝力量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同它們一起進行堅決的武裝斗爭直至徹底消滅和瓦解蔣介石的軍隊。林彪認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應該在消滅蔣介石政權后調往中國西北，在華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場應該是甘肅、寧夏、青海、陜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區。為此必須占領青海、甘肅和寧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進行國內戰爭。在內戰初期，必須避免同蔣介石軍隊進行陣地戰，而要集中一切力量從上述后方地區清除當地地主的反動力量，對地方政權進行革命改組，爭取廣大民眾階層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斗爭。林彪這里提出占領甘肅、青海、寧夏的戰略出發點，仍然是這里同蘇聯比較近，容易接受蘇聯的武器援助。在這封信中，林彪還對中共中央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十二條辦法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前九條是正確的，只是不應提出懲辦何應欽，而應要求懲辦其他低級別的人。最后三條要求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例如提出廢除一黨專政的要求就沒有分寸。這一點在文章中可以寫，個人發言可以說，但不應在談判具體問題時作為要求提出，因為這會為攻擊我們提供口實。不要大叫廢止一黨專政，而要實際爭取。八路軍、邊區的存在和共產黨的合法存在表明，廢止一黨專政的過程正在進行。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個前景即內戰的觀點，而是認為有兩個前景。中共中央認為共產黨不能再作出讓步了，而只能要求蔣介石作出讓步。林彪主張可以進一步互相作出讓步。在換得另一個地區的條件下，新四軍可以放棄安徽南部地區，放棄“新四軍”番號，將它納入八路軍。與此同時，黨應該開展廣泛的群眾運動，爭取繼續實行統一戰線，反對分裂和投降。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臨內戰前有一個過渡階段的判斷，建議為了恢復同國民黨的友好關系，應該經過這個過渡階段并全力爭取對問題的和平解決，同時不放棄對內戰的準備。由于一些問題在信件中無法詳說，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認為需要，可以單獨報告這方面情況。與前一封信比較，林彪對中國局勢的判斷，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脫離實際的。首先，他提出的聯合其他武裝反蔣是不可行的。蔣介石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對日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時，在國民黨內遭到愛國人士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那時，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共同反蔣是正確的。而在蔣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別的矛盾緩和，國民黨內較全國抗戰爆發前團結。只要蔣介石沒有明確投降日本，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反蔣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張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部隊調往西北。如果這樣的話，八路軍和新四軍就沒有什么發展空間。因為到那里肯定要和馬家軍發生激烈戰斗，從而使馬家軍和蔣介石聯合起來。八路軍、新四軍不僅未和地方實力派結成統戰關系，反而多樹敵人。同時，八路軍、新四軍如果脫離抗日前沿陣地，在全國輿論上也會處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贊成同國民黨談判時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圖。中共中央當然明白，僅僅靠國共談判，國民黨當然是不會廢止一黨專政的，但這是向國民黨進行政治反攻的一個拳頭武器。因為這有利于揭露國民黨堅持獨裁的真實面目，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持，使蔣介石在政治上處于被動地位。第四，林彪認為可以放棄新四軍的番號也是不對的，這樣國民黨頑固派會得寸進尺。事實證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是正確的，是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舉措。當然，林彪這封信也不是一無是處，他認為有兩個前景的判斷和提出爭取和平解決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從總體上講，林彪缺乏一個政治家應具有的戰略遠見。應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詳細交談了中國問題，具體內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見到有關文件記載，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記中記道：“他陳述了自己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批評性意見。”可見，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談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問題，而且表達的是不同意見。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7月21日，德國約有200架飛機對莫斯科進行了空襲。就在這一天，季米特洛夫與即將回國的林彪和軍事小組進行了座談。至此，林彪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系畫上了句號。由上，筆者認為，林彪在蘇聯期間參與共產國際的一些活動說明，抗日戰爭時期，季米特洛夫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還是比較尊重的，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指導時，盡量聽取中國同志的意見，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然后才作出指示。盡管如此，這種指導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國政治局勢發展比較迅速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發出電報請示，而共產國際再開會研究，同蘇聯領導人進行磋商，聽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或中國共產黨人的意見，是需要一些時間的。當共產國際發出指示電到中國時，往往已經時過境遷，且中共中央已經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有很大的差別。如1938年3月開始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任弼時，在國內長期參加實際斗爭，并是中央領導層的成員，對于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中央的重大決策比較了解，具有很強的政治能力和遠見卓識，因而能向共產國際傳達出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準確信息，提出正確的意見和建議，對于共產國際作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策起到積極的作用。而林彪則不同。林彪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軍事將領，但缺乏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遠見。在任弼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尚能在其領導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撤離后，林彪給共產國際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的成分就較少，并且表達了自己與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不一致意見，對共產國際形成關于中國問題的決策和指示起到了負面影響。第三，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形成了以毛XX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具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制定出正確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針的能力，如果再有一個國際指導中心，況且這個國際指導中心遠離中國，在溝通雙方正確信息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緊迫而重大的問題實際上是個束縛。共產國際自身也發現了在當時作為國際指導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談中國問題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產國際的有關人士開始醞釀終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活動問題。由于此后不久發生了法西斯德國侵略蘇聯的戰爭，共產國際解散的問題暫時擱置。1943年5月15日，在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蘇聯領導人充分醞釀和十分慎重的考慮之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了《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共產國際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共產黨組織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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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2林彪在蘇聯神秘的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