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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叛變者,中共一大,結局,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新華網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XX、董必武,后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布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后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XX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棄信仰,叛變投敵;包惠僧、劉仁靜歷經曲折,迷途知返。這里,筆者對他們落伍后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饗讀者。二號巨奸陳公博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產生了懷疑和困惑,后來竟產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脫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后,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系。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后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1925年4月,陳公博從美國回到廣州,隨即加入國民黨,再度登上政治舞臺。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成為國民黨大員。這些都與汪精衛的提攜密切相關。1927年4月,汪精衛已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成為汪氏政治上的堅定支持者。后來,蔣介石將汪精衛趕下臺,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九一八”事變后,蔣汪實行暫時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公博與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狼狽為奸。1940年3月,汪偽政權“還都”南京。陳公博充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立法院長,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重大決策,成為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11月,陳公博以立法院長的身份主持簽訂了“日汪基本關系條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就醫。根據汪的提議,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可謂集大權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衛病死。陳公博繼承汪氏身前之職。在“就職訓詞”中,他極力鼓吹“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陳公博之流慌作一團。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了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惡極,難逃懲罰,陳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乘專機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針氈。盡管如此,這樣的日子也不過五十來天。10月3日,陳公博由中國武裝軍警押解回國,被投進蘇州監獄。在獄中,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自白書,為自己的罪行辯解。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國家前途,關系到黨的前途,關系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注腳。槍決時,他還悲哀地求法警幫忙,做得干凈些。投機能手周佛海中共一大閉幕后,周佛海準備同楊淑慧結婚。后因楊父反對,他帶著楊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后,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系,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后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系。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云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后來會背叛他。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而“物以類聚”了。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衛,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在汪偽營壘中,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愿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并親自擔任頭目。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握有實權的大漢奸,占據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他還向汪清衛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汪精衛死后,周佛海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與陳公博結合得更緊了。但漢奸畢竟是漢奸。隨機應變,反復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并貫穿一生。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他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愿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杰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并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一個來月后,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后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由于蔣介石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出面干預,才被減為無期徒刑,保住了腦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分裂元兇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張國燾被選為中央組織主任,后來由于激烈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戰略,并在黨內組織小集團,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銳批評。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他經不住嚴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釗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亦同時獲救。出獄后,其變節行為被隱瞞了下來。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該根據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在這里,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擴大化,錯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長征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抗日方針,妄圖用武力挾持黨中央,分裂紅軍。他還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可以說,張國燾是我黨歷史上鬧分裂的元兇。1937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的檢查。鑒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4日即清明節前一天,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陜西祭掃黃帝陵。正值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也在拜祭。祭畢,他便一頭鉆進蔣鼎文的轎車去了西安。4月7日,國民黨安排他去了武漢。在武漢,張國燾拒絕周恩來、博古、李克農等對他的批評和挽救。4月17日,周恩來與他作了最后一次談話,向張國燾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條。次日,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做出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自此,張國燾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死心塌地地在國民黨營壘里干了長達十年的特務勾當。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張國燾已無利用的價值,被國民黨當局踢出局,他只好攜帶家眷逃到臺灣。次年冬,又遷居香港,以辦雜志維持生計。中共八大召開后,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陸的念頭。他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中共中央答復,回來可以,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承認錯誤。張國燾雖早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當中共中央真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考慮再三,他最后還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陸了。張國燾晚景凄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約他寫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得了一筆收入,生活費用才有著落。以后十余年,張國燾靠賣版權為生。1968年,他和妻子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多倫多,住進免費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風燭殘年。1976年張國燾中風。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時,因被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落伍之人包惠僧中共一大后的頭幾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參與編輯《勞動周刊》,后來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1924年,他奉黨組織之命加入國民黨。1925年2月,蔣介石、周恩來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和部分學生首次東征,留下校部的學生無人管理。廖仲愷給蔣發電報,要周恩來回黃埔。蔣介石回電說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來、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說。此時,包惠僧官運亨通,身兼數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清黨”,包惠僧被清洗了出來。此后,他輾轉于湖北老家、江蘇、上海等地避難。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便脫離了共產黨。脫黨后,包惠僧在上海幫他人辦《現代中國》雜志,以賣文為生。1931年,他憑借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共過事的關系,當上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后來任軍委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1944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該部人口局局長。1948年,包惠僧帶著家眷到了澳門。在澳門,包惠僧一家人靠發放的那點遣散費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臺灣還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門的問題上,包惠僧猶豫不定。這時,他想到了當年的那幾位中共朋友,就給毛XX寫了信,又分別給周恩來、董必武發了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要求回北京。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來與包惠僧作了長談,并將他安排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后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不久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沖擊。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離開人世。托派分子劉仁靜中共一大閉幕后,劉仁靜回到北京。他與鄧中夏一道籌備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這份雜志在國內小有影響,深受廣大青年朋友的喜愛。后來,該刊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陳獨秀不能用外語演說,劉仁靜承擔了大會發言任務。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后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1926年,劉仁靜受黨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學習期間,蘇共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斗爭。斗爭的結果,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并被驅逐出境。得知這一消息后,劉仁靜十分震驚,且與托氏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1929年4月學習期滿后,他沒有直接回國,在沒有向黨中央以任何形式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訪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難看出,劉仁靜成為了托氏在中國的忠實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他拒不向黨坦白。在多次批評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是年12月29日,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日內說清問題。可劉仁靜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最終自行脫黨被除名。劉仁靜一心要當托派的首領,自稱“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在托派組織里搞得烏煙瘴氣。1935年11月,國民黨憲兵逮捕了劉仁靜,并將其押送到蘇州反省院。1937年4月,劉仁靜被釋放,并通過關系在國民黨三青團內謀了一份差事。沒多久,他來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陜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同時擔任《正報》的主筆,直至抗戰結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上海解放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親自找到他,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錯誤,責其進行深刻反省。劉仁靜終于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幾個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劉仁靜聲明》,被刊載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后來,他被安排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并從事編譯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仁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沖擊,還一度被關進監獄。后因毛XX出面保護被放了出來,爾后過起了“隱居”生活。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時,新華社記者專門采訪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并刊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結尾有一段劉仁靜的自述:“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持劍橫穿馬路口時,被快速行駛的公共汽車撞倒,當場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個告別人世的。8月12日,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對于一生復雜的劉仁靜而言,這應該算是一種無尚的榮幸和一種無聲的評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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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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