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鈺的部落格

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黃金,蔣介石,負責人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如果圖片沒有顯示，可以點擊圖片1950年12月17日，臺北臺灣銀行金庫的藏金。圓桶外的封條上有“金圓券準備金”的字樣，這是國民黨政府國庫黃金運臺的最有力證據。核心提示：一份資料說：當年蔣介石攜700萬兩黃金跑到臺灣。根據我的研究，這種說法并不準確，應該是350萬兩的黃金，其他是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抗戰爆發前，中國的黃金儲量也從未到達700萬兩；抗戰勝利后，據公開的數字，黃金儲量已不到600萬兩——當然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也有待于日后進一步挖掘。1948年底，預感到將要失去大陸的蔣介石，開始有計劃地將國庫黃金運到臺灣。由于種種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黃金運臺之事一直處于秘而不宣的狀態，它流于各種野史中，卻極少見于正式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教授吳興鏞開始了這段復雜而艱澀的調查。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曾擔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15年之久，從表面上看，他的職位并不高，但是這期間所管理的軍費在國民黨政府總預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國民黨政府最艱難時期（1948～1949），國庫大半資金也暫時由他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管。吳興鏞的調查，讓我們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頗為特殊的歷史事件。口述◎吳興鏞主筆◎李菁浮出水面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美國留學，每年放假回臺灣，我都去書攤上看看。我在臺大讀書時，有一位同班又同寢室的好友叫王尚義，他的妹妹王尚勤與李敖相戀并生下一女。王尚義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時我會翻看被稱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書，也想看看有沒有關于王尚義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書攤上隨手翻看李敖編著的《蔣介石研究》一書，竟然在書中發現了一張我父親的肖像，文章稱我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讓大家“別忽略這個人”，還說吳嵩慶是除俞鴻鈞（注：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臺灣的重要人物。李敖的文章讓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過，那時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醫學上面，對父親的事情沒什么興趣。另外，黃金運臺之事，在臺灣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父親在家里也從來不談公事，所以我壓根兒沒有想過向他核實李敖書中所說之事。1990年，我在洛杉磯的朋友陸鏗恰巧也在臺北，有一天我請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紹他跟我父親認識。陸鏗以前曾任職國民黨《中央日報》采訪部主任，對國民黨的歷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別前他突然問我父親：“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父親遲疑了一下，但馬上斷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1991年9月，90歲的父親在臺北去世。父親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父親保留下來的日記，從1946年一直寫到去世的那個星期。91歲的母親將父親留下的日記都交給我，讓我帶回美國。父親是一個本分的公務員，他在日記中很少點評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個人情感，只是忠實地記下每天的工作。父親的這些日記帶回來后，我也一直無暇顧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當年離臺赴美國的那一天，父親是否記了什么，結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記錄一天的公事外，一點也沒提送我上飛機的事情。1996年，是父親去世5周年，臺灣《傳記文學》邀我寫一篇關于父親的紀念文章。這時，我才開始仔細翻閱那些日記，我也漸漸意識到，父親曾經經歷了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寫的《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后，還引起一些轟動，大陸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有關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這么多年來，兩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黃金運臺事，這些反饋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繼續搜集資料，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尋訪父親的老朋友、老下屬。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蔣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記。得知這個消息，我幾次從洛杉磯驅車趕到舊金山去看這批日記，沒想到在里面發現了非常關鍵的資料，之前很多的推測也得到了核實。蔣介石的這批日記里多次提到了“吳嵩慶”，也就是我的父親，每次日期都與我父親的日記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無論是父親的日記，還是我走訪的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都是零散的、枝節的，蔣介石的日記讓我看清了黃金運臺的整個大脈絡，就像一幕劇一樣，劇情一下子就清楚了。“預支軍費”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的父親，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預算財務署”的署長，這一職位級別是中將。財務署以前的名字叫“軍需署”，抗戰勝利后，在美國顧問團建議下，“軍需署”改成“財務署”，其目的是希望將軍費納入到國家財政的預算體系，軍隊的開支由國家撥款給財務署，再由財務署去中央銀行支取這筆費用，由財務官發放到軍隊里。1949年9月，又改組為“預算財務署”，兼管軍事預算。我后來看蔣介石日記發現，蔣介石對舊的軍需系統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財務署，能與國防部與財政部協調，核算確實軍隊人數，清除國民黨隊伍中“吃空餉”的積弊。那時候，國共內戰已經開始，父親也很難按照原來的設想工作。戰爭機器一開轉，國民黨政府便要不斷增加軍費預算，父親在日記里也記下，他一次次開會追加財政預算之事，“中央銀行已感覺吃力”。作為財務署署長，父親那時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給同中共軍隊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提供軍餉與戰費。父親1949年1月9日的日記記著：“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萬。”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虜，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殺。從1949年1月初開始，父親的日記里開始頻繁出現“中央銀行”的字眼，也屢次提到財政部長徐堪、央行總裁俞鴻鈞、副總裁劉攻蕓等人，似乎是在商議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記里，父親又提到他專程趕到上海，“與俞（鴻鈞）、劉（攻蕓）二總裁等洽辦”，并“擬草約”之事。父親的舉動，在蔣經國寫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里，得到解讀。蔣經國在書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這一天的日記：“今日父親（注：指蔣介石）派我赴上海訪問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這里的“現金”，就指國庫里存的黃金和銀元。父親日記中所提到“草約”之事，也與此相關。1948年底，蔣介石在中共的軍事進攻和桂系逼宮的困境中內外交困，他更堅定了另起爐灶的決心，而國庫黃金是他“東山再起”的重要砝碼。此外，當時還有正在與中共交手的200萬國民黨軍，包括胡宗南的30萬精銳部隊，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不想放棄自己的嫡系部隊，他覺得要對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們最終像邱清泉和黃百韜那樣走上自殺之路。這個目標的實現也需要真金白銀支持。蔣介石的計劃是，讓我父親以“財務署署長”的身份，用“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黃金提出來“保管”。從蔣介石日記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長徐堪對此都猶豫不決，副總裁劉攻蕓等人甚至公開反對。所以蔣石想出的辦法是簽“草約”，我推測，蔣介石是希望通過此舉告訴央行領導人：“這是我蔣總統命令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吳嵩慶同你們立約的，有什么事情你們不必負責。”為了在財政部、中央銀行和蔣介石之間達成妥協，父親在日記里提到，他提議“先支半數”——也就是國庫黃金銀元外匯的一半作為預支軍費。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的身份仍是“中華民國總統”，所以，這筆軍費的支出，應該說也算是合法的。雖然等到真正開始運輸黃金時，他已不在臺上。關于這一批黃金的運輸時間，大概可以從美國合眾社1949年1月21日這一天發表的一條新聞中推理出：“國民黨政府昨晚深夜在外灘戒嚴……當時中央銀行運出許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貴重的物資。據推測，這批箱子裝的是金條等固體擔保物。該行正將這批擔保品運往華南某城市或臺灣安全地方，據信國民政府正將財寶南運，以免落入解放軍手中……”現在看來，這一批黃金的運出，顯然是在蔣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這一批90多萬兩黃金及大量純銀，一共151箱，由父親以“預支軍費”的名義，交給海軍，用海軍的“昆侖號”、“峨嵋號”運輸艦運的，先從上海運到廈門，存放在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里，也就是在現在鼓浪嶼島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軍攻破福州以后，這筆黃金才被轉移到臺灣財務署在臺北信義路邊上的保管庫里。蔣介石顯然為黃金轉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衛長石祖德出任廈門警備司令，侍衛團的軍需官王逸芬調任臺北財支處主任，是財務署在臺北的負責人。這樣，黃金運輸的整個鏈條都在他的控制之中。2007年，我特意從美國到廈門，想實地考察一下當年這條上海—廈門—鼓浪嶼—臺灣的運金路線。我跑到鼓浪嶼的中國銀行，找來了經理冒冒失失地問：“你們的地下倉庫在哪里？”經理回答：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建筑，沒有地下金庫，他也不知道原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哪。正在我沮喪之際，我后面出現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葉力，是一位建筑師。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負責把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打掉的。他帶著我看了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原來倉庫的位置，現在建了個錢幣博物館。實際上，被父親以“預支軍費”名義轉走的金銀以及7000萬美元，當時已引起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的警覺。1949年6月1日，立法院還專門質詢此事。蔣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記寫道“……幸有前財長徐堪與央行總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種現款，只有（值）二億七千萬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報有四億之多，更無七千萬美金之逃避……”其實，有無“7000萬美元之逃避”，蔣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會在日記里心有余悸地稱“幸”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7000萬美元的外匯，據李宗仁回憶，在蔣介石下臺前，曾讓國民政府撥1000萬美元給毛邦初供空軍在美采購，后來毛邦初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發生矛盾，卷款而逃，成為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轟動一時的丑聞，當時我父親還奉蔣介石的親筆手令調查此案。啟動黃金轉移其實父親與俞鴻鈞、蔣經國以“預支經費”而轉走的90多萬兩黃金，從時間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就開始了第一批黃金轉移。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灘全面戒嚴。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兩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從位于外灘的“中國銀行”側門走向海邊，此時，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上。不遠處，還有一艘軍艦在巡航監視。這個情景當時被住在華懋飯店（注：今和平飯店北樓）的《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憑借新聞記者的敏感，他斷定挑夫所挑的那個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他立刻從黃浦灘路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左派《華商報》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轉載了這條消息。黃金歸中央銀行所有，為什么當時卻是從中國銀行運出來的呢？我后來幾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檔案，實地勘探外灘，才終于明白：原來“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和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庫里。因為運送黃金的行動極為秘密，國民黨官方檔案也絕少提及，那么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所報道的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這一次究竟運走多少黃金？各種正史和野史，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歷來眾說紛紜。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了由費正清等主編的《總稅務司在北京》一書，中國最后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這樣一段話：“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及120噸銀元，從上海國庫轉移到臺灣。”李度的文章后來被廣為引用，他所說的80噸，相當于260萬兩黃金。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回憶，央行的黃金實際上是分兩次運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從上海運走了200.4萬兩黃金，由海軍“美盛號”護航，直接由上海運到基隆。第二船次，57萬兩黃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萬塊銀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號”護送，在廈門登陸，后來轉運臺灣。運送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里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艇之一，是美國“二戰”后退役的獵潛艇。為什么要選擇海關的船只而非軍艦運送，我推想，除了在熱鬧的外灘江邊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國民黨高層已經認為海軍不可靠了。因為國民黨海軍內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黨的滲透，從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政府的海軍共有90多條軍艦起義，連這次護航的“美盛號”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當時避免用軍艦運，這種考慮是非常必要的。“海星號”船員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運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時不小心將木箱跌碎，才發現運的是黃金銀元。在海關潛伏的地下黨于是動員船員拒絕再為國民黨運黃金，所以父親經手的那筆黃金，才又“冒險”啟用軍艦運送。黃金運到臺灣，必須有保存地。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在臺灣沒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號”到基隆，由沈祖同負責點交給臺灣銀行的金庫存儲保管。260萬兩黃金保管人名義還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張學良的舊屬，也是劉攻蕓的妹夫，但陳誠曾向蔣介石打過密電，告沈祖同“人極滑頭”。需要強調的是，這第一批被轉移到臺灣的260萬黃金，是中央銀行的金圓券準備金。名義上仍屬于中央銀行國庫，只是蔣介石為安全考慮而轉移儲存地點，從性質上講，它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轉移應該有所不同。而此時，父親正在忙著給被圍的杜聿明軍團空投補給品，以及策劃撤離南京之事，所以他應當沒有參與第一批黃金運臺。這一次轉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主要負責人。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奇怪的是，他們后來在臺灣的關系有些疏離。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蔣介石每年替陳誠做壽卻過俞家而不入。蔣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記曾提及，俞鴻鈞不愿意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別，離開廣州赴香港，“頓感悲戚”，等到臺灣局勢穩定之后，俞鴻鈞的家人才從香港搬到了臺灣。也許這令蔣介石對其耿耿于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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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