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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接濟過紅軍多少錢？張學良,紅軍,接濟張學良接濟過紅軍多少錢？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曾大量接濟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軍需物資和槍支彈藥等，此問題的有關細節散見于一些著述、回憶文章中，目前尚無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試就此進行初步梳理，還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需要說明的是，“接濟”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用語，意指籌借或給予。接濟的內容，包括經費、軍需物資（槍支、彈藥、被服布匹、藥品器械、無線電臺配件、地圖等）和生活必需品等。1935年長征結束到達陜北的紅軍，面臨給養保障的大難題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陜甘支隊長征到達陜北后，雖不致再奔波勞頓，但依然沒有解決因物質匱乏而造成的生存問題。紅軍不僅軍事裝備、錢款均缺，連基本生活保障都成問題。這一現實情況，從1934年與1936年的紅軍供給標準變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項目的標準，1936年僅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項目干脆取消，或歸并到其他項目中，如教育費、零花費用等。同一項目所含內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較粗，沒有“具體”。相反，一些體現等級性、福利性的項目卻明顯細化，如撫恤費、技術人員津貼等，這顯然是迫于安撫軍心、延攬人才的需要。1935年12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先后頒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傷病員幾項費用標準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辦公費、津貼費之規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各項費用之規定的訓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個命令。從三個命令對比中不難看出，除方面軍級、軍團級辦公費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項費用均調低，規定也越來越細，明顯是為了適應給養窘迫的現狀。造成陜北紅軍物質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觀環境因素。無論是長征結束的紅軍，還是長征中的紅二、四方面軍，所處的陜甘、川康地區均為經濟落后地區，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大規模軍隊的供給相當困難。其二，國民黨軍在軍事、經濟上的封鎖。其三，供需人員比例失調。陜甘蘇區人口40萬余人，紅二、四方面軍未到時，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約3萬人，供需比例為13?1。而紅二、四方面軍長征結束到達陜甘后，這一比例幾近5?1！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不能不引起給養困難。供需矛盾下，蘇區所能挖掘的供給潛力非常有限，往往籌款數月一無所獲，甚至連采辦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紙票，而紙票則因無紙，趕印不及。為消除物質困難，中共中央自率紅一方面軍主力穩定于陜甘后，通過不斷發布電文、頒布訓令等，壓縮開支，厲行節約。節流的同時，則不斷加強籌糧籌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糧食百余石”事，都要報毛XX、周恩來等統籌處理。與此同時，“出于后勤考慮”，因“根據地地域不大，物產不豐，后勤補給困難”，為“解決軍隊的物質基礎”，拓展生存空間，紅軍遂發起東征和西征。紅軍向東北軍提出“經濟通商”，張學良轉贈中共中央1萬元，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紅軍東征之際，中共中央積極尋求與周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聯絡。在對立狀態下，聯絡工作伊始，中共并沒指望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同的“曲線”方案——“經濟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邊國民黨軍隊的經濟封鎖，緩解給養保障困難。在此背景下，中共與張學良部東北軍的聯絡工作全面展開。1936年1月，被紅軍釋放的國民黨軍東北軍第一○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架起了中共與東北軍聯絡的橋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窯堡，附帶有張學良送的2頭毛驢馱運的罐頭、水果和食品等，同時也帶來了請紅軍派人面談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抵達洛川，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進行接觸。出于對張學良的期望及其實力的判斷，也出于對蘇聯援助紅軍的信心，毛XX于1月20日致電李克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愿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此電的核心是聯合張學良抗日反蔣。電文中，毛XX以“軍餉、械彈”相許，完全是出于對蘇聯軍援的高度預計。此后的發展說明，這對張學良堅定聯共思想的影響是存在的——張學良看重的不僅僅是蘇聯實實在在的軍餉、械彈，更在于中共是聯系蘇聯的橋梁，而蘇聯則是中國抗日的戰略后方。以此為基礎，誠意抗日的張學良在對蘇聯的期望之下，不計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濟渴望著蘇聯軍援卻從未得到的中共和紅軍。1月20日晚，張學良趕到洛川與李克農會晤。李克農提出“休戰”、“經濟通商”事項，張學良均示贊同，議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圍內恢復經濟通商”。會談后，張學良還經李克農轉贈給中共中央1萬元，從此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此時的張學良之所以會如此迫切地希望與紅軍停戰，一方面是他背負國恨家仇，討厭內戰，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蔣介石安排東北軍“圍剿”紅軍，意在既削弱紅軍，也削弱東北軍。1935年秋，東北軍與紅軍作戰以來，先后有勞山失利、直羅鎮慘敗。短短不到2個月，東北軍部隊損失慘重，而蔣介石非但不予補充，反而取消了東北軍2個師的番號。時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參謀處代處長的佟鐵肩回憶，會晤后，李克農還與王以哲口頭議定：一、東北軍與中共紅軍雙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紅軍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兩側各撤出5華里以外，并保證公路交通和東北軍駐軍補給運輸的安全；三、東北軍同意補給中共紅軍一部分藥品、醫療器材、通信器材和彈藥等軍用物資，由洛川六十七軍和一○五師倉庫運至膚施（今延安）轉交中共中央。達成這一協議，完全基于雙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紅軍包圍的部隊得到補給，中共希望獲得一些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材、通信器材等。毛XX等關注更大范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張學良開始暗中接濟紅軍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電告彭德懷，張學良將于當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農再去洛川會談。2月10日，周恩來交代李克農赴洛川準備同張學良談判。行前，周恩來向李克農交代了兩個重要問題，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力爭談成”。顯然，紅軍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共識后，中共在實現大的合作戰略之前，更急于實現“經濟通商”，緩解紅軍給養困難。2月25日午夜，李克農、錢之光等冒雪趕抵洛川，因張學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會談。雙方以1月的會談為基礎，很快于28日達成局部停戰的口頭協議，約定：凡甘泉、膚施城周圍20里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采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眾不得強買強賣。如蘇區民眾需至白區采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為避外人耳目，駐鄜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后，蘇區民眾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為。據參與會談的錢之光回憶：當時通商問題是雙方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就先從通商問題談起。在東北軍方面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因為我們到達陜北后，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解放了許多地方，好些農村成了革命根據地。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游擊區。六十七軍的部分軍隊，幾個月來被困在城里，買不到糧食和柴火。好些東西靠飛機空投接濟，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駐軍的需要。信件投遞更談不上。加上部隊長時間得不到換防，軍需裝備不好解決。所以他們希望停止內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當時紅軍也有些困難需要解決。如軍需、武器彈藥、醫療器械、藥品以及一些必要的電信、文化設備都很缺乏。同時，陜北地廣人稀，土地貧瘠，再加上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人民生活極端困難，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不但要解決軍隊自身的給養，還要解決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因此，通過會談，打破封鎖，也是紅軍在這次會談中要解決的重要任務之一。2月29日，毛XX、彭德懷電示李克農，補充雙方達成的口頭協定：（甲）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陜甘邊蘇區及關中區）；（乙）鄜甘膚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使糧服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丙）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為便利膚甘友軍起見，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系；（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系，紅軍采買貨物經過鄜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相比原口頭協議，毛XX等關注的是更大范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3月3日，毛XX、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要求李克農在面見張學良時，轉達紅軍在東征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并“請向王軍長詢問有無河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四省十萬分之一或其他軍用圖，如有，要求贈送二三份，為河北一帶與日帝作戰之準備”。李克農據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應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報紙、雜志，連同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等省的軍用地圖，贈給紅軍。與此相應，紅軍應王以哲的要求，幫助其駐膚施部隊解決糧、草、鹽等困難，允許駐甘泉部隊換防。3月4日，中共中央電令李克農介紹蘇區政府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接洽王以哲部軍需處長，獲取關照，赴西安采購“目前辦貨最急西藥、布匹”。6日，李克農和張學良會談結束后的第二天，經王以哲精心安排，錢之光改扮成六十七軍軍官，在六十七軍一名副官隨行下赴西安采辦貨物。抵西安后，錢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輕易上街；需買的東西開出單子，交給副官去辦理；買貨的錢不夠，由副官長兼六十七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宋學禮墊付；一些貨西安沒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訂貨。錢之光在西安住了2個多月，采辦了石印機（印紙票用）、無線電器材、烈性炸藥、貴重藥品、高級紙張等，再經王以哲安排汽車運到洛川軍部，然后調集20多匹牲口，連人帶貨送到與蘇區交界處。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護紅軍采購員，穿著六十七軍軍裝到西安采購西藥、布匹等奇缺物資，體現出相當的誠意。3月4日和5日，張聞天、毛XX、彭德懷將關于與王以哲訂立口頭協議等問題電告各方，通告口頭協議于3月5日執行，并要求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通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系，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議之目的。3月4日，張學良駕機飛到洛川與李克農談判。在持續至5日凌晨的會談中，雙方有共識，也有爭論，但均以誠摯坦白之心態，氣氛相當融洽。李克農根據中共瓦窯堡會議精神對張學良的種種疑問予以解釋，同時轉告了東征紅軍的戰果，再次提及對作戰地圖的需求。張學良對軍用地圖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權代表毛XX或周恩來與他進一步談判。3月16日，李克農趕到石樓向毛XX等匯報。中共中央判定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有誠意，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膚施與張學良談判。同日，毛XX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上述決定通知他和張學良，并對他贈送圖書表示感謝。1936年4月，中共中央與張學良部東北軍達成了初步的合作協議。從協議內容可以看出，停戰前提下的“經濟通商”均為歷次會談的核心內容。一定意義上講，“經濟通商”不僅成為中共從蘇區外獲取物資給養保障的變通方式，同時也增強了與東北軍的信任——畢竟是“通商互濟”，被紅軍圍困的東北軍同樣需要。正是在此過程中，張學良部已開始暗中接濟中共領導的紅軍，盡管這些接濟還是有條件的、少量的。周恩來和張學良在洛川實現會談。張學良不斷為紅軍提供彈藥和經費4月9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洛川實現了歷史性會晤。就聯蘇抗日問題，張學良非常盼望能獲得蘇聯的援助與支持，關切蘇聯是否真心援助中國。周恩來予以肯定回答。在約定經濟通商的基礎上，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共和紅軍目前給養困難，請張學良幫助采購無線電器材、醫藥衛生器材等。張學良應允：普通購物由紅軍在其防地設店自購，無線電、藥品代為辦理，并可送彈藥。關于具體的彈藥補充數額，時任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的呂偉績（曾任張學良將軍侍衛官）說：“張學良將軍與周恩來副主席在膚施秘約協議，張給紅軍補充彈藥總數為1100萬發，由東北軍一二九師及一○八師師長張文清和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部分別補給”，并絕對保密。呂作為承辦人，雖沒有參加膚施會談，但所言應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記錄這一回憶的李鐵醒也這樣認為：“我們東北軍第一二九師駐延安第三十八團少將軍需王德環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聯絡負責人。因此項秘密補給工作絕對保密，我東北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就是監視我們部隊行動的。萬一戲法變漏了，不但個人有殺身之禍，東北軍全局也都輸掉了。由于呂偉績擔任東北軍一二九師代理處長，秘密給紅軍補給步機槍彈和軍用物資等的事實是可信的。”同時，張學良表示：我方庫存軍用物資已調入陜西，包括紅軍在內，兩三年也用不完，這事我完全負責。張學良還對周恩來講：我有一大筆私款可作抗日軍費。4月10日清晨4時，張學良送周恩來一本《申報》60年紀念印制出版的中國第一本精確的等高投影設色按經緯度編繪的全國地圖作為留念。他同時以私人名義出資，當場向中共捐贈2萬塊大洋。據時任張學良部糧秣處長的張政枋回憶，有此項支出。另有一說：張學良送給中共5萬塊大洋，不是2萬塊。筆者2004年10月訪沈陽張氏大帥府原館長楊景華時，他說：1994年7月20日楊尚昆到我館參觀時回憶，當年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會談后，張學良問周恩來，貴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巧妙地伸出5個手指頭，答說，共有5個軍。張學良又問：貴黨有幾位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答，有五位（指張聞天、毛XX、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張學良聽后講，那我就送點生活費給五位領導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張學良派自己的糧秣處長張政枋用2輛汽車，將5萬銀圓，分裝在23個麻口鐵桶中，送給紅軍。我就是這批銀圓的接收者。當時打開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銀圓時，流出了眼淚，感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來，張學良沒少接濟紅軍物資，這些接濟的物資一直由張政枋等人運送，時間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變前夕。楊尚昆曾任東征軍的政治部主任及后來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敵總指揮部主任、軍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其回憶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只是年代久遠，當中不免時間上張冠李戴。但至少5萬銀圓事，被其他史料佐證過。筆者以為，周、張膚施會談后即送5萬銀圓不太可信。對證后來張學良曾專門送過中共5萬銀圓，也許楊尚昆所憶當是此次。需要說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中，并沒有記錄上述內容。此次會談后，張學良又送中共20萬法幣。相比消耗紅軍相當大精力、歷時75天的東征所得——擴紅8000人、籌款30萬元，再考慮到當時中共和紅軍的給養窘境，2萬塊大洋和20萬元法幣對于中共來講無疑是雪中送炭！張學良如此大方，與他的思想和處境不無關系。其一，張學良與中共有著共同的時局理念——抗日，這是身負國恨家仇的張學良的信念。其二，張學良看重與中共聯系的蘇聯。張學良認為，中國抗日需要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而聯絡著蘇聯的中共是獲取蘇聯軍事援助的關鍵。特別是當張學良此前不久獲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過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聯絡中共和紅軍乃是大勢，不是一時之利。因此，張學良接濟中共，既是想真誠地幫助暫處困難中的中共和紅軍，同時也是從長遠的聯共抗日打算，絕不是一時沖動討中共歡喜，否則就不會在此后源源不斷地接濟中共和紅軍。周恩來和張學良洛川會談對于給養困難的中共和紅軍而言，收獲驚人，也頗意外。為驗證張學良承諾的“送彈藥”之誠意，4月14日，毛XX與彭德懷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出，立即設法去西安購買3000支步槍、60萬發子彈及各種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和中西藥材。“關于軍用品購買須有一專門組織，有專門負責人去洛川或西安，與王或張專門接洽此事。張、王是否真有誠意與決心，以其對此事之態度為證。”事后證明，張學良很真誠，中共的諸多要求均得到滿足。隨著經費的日漸拮據，中共為立足與發展，當然會日益倚重真誠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張學良。4月22日，周恩來應約派劉鼎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劉鼎成為在張學良處為紅軍經常接洽東北軍援助物資事宜的主要負責人。為此，他還專門購置了一輛大轎車，建立起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將大量援助物資運回蘇區。同時還聯系上海，購買在西安采辦不到的醫藥器材和藥品等急需物資。洛川會談后不久，中共中央還派朱理治駐西安張學良處負責聯絡工作，同時派劉向三接替李克農駐洛川王以哲處負責聯絡工作。為了保密，王以哲稱劉向三為同學。其間，王以哲知道紅軍生活困難，槍支彈藥缺乏，經常援助。有一次，他把親信、軍械處長范長庚找去，讓范長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槍用汽車送給紅軍。不久，范長庚又從膚施的軍械庫中提取賬外的70萬發子彈給紅軍，劉向三聯系了20多匹騾子，運送了兩次才全部運到蘇區。類似的事還有多次，范長庚經常把清理前方倉庫后多余的賬外物資交給紅軍。一天，王以哲還派人給劉向三送去一個大麻包，紅漆大印加封，內有法幣10萬元，讓他送回蘇區。除直接撥給紅軍物資彈藥、經費外，王以哲還為紅軍代買一些物資。一次，第一二九師趁向駐膚施第三十八團補給軍糧的同時，為紅軍代買電池、電子管、蠟紙、油墨、甘油等22馱，送到膚施東10里的天主教堂，由紅軍聯絡站接收。作為回應，紅軍按王以哲的要求，與陜甘蘇區政府一起發動群眾，擴大對第六十七軍的賣糧草運動，保障王部供應。毛XX、周恩來于6月28日親自布置任務，令鹽池、定邊部隊運送5000斤食鹽到吳起鎮，解決東北軍的鹽荒。周恩來還特意給范長庚寫信表示致謝。4月底，周恩來為落實毛XX等人提出的請張學良“送彈藥”事，通過劉鼎向張學良提出援助紅軍部分子彈、被服的兩種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張學良部）送子彈，我方（紅軍）去“奪取”。B.彼（張學良部）派一師兵“進攻”瓦窯堡，我方（紅軍）預先避開，留一些廢槍，彼（張學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彈。5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結束東征，揮師西渡。當劉鼎將此情況轉告張學良后，張非常高興，感謝中共虛心接受結束東征的建議，并希望早日與周恩來再次會談。7日，張學良通過中共聯絡代表朱理治轉達對當前雙方關系的意見，并應允周恩來提出的提供子彈、被服之事。對周的兩種方案，張學良認為，A法“不甚好，因恐雙方有損失”，B法則“較安全”。對于周恩來同時“要求之地圖，彼（張學良）已準備好同樣的兩份，一份已交周帶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設法送”。當日，中共中央復電劉鼎轉張學良，答應周恩來與其再次會談，愈快愈好。四五月間，經周恩來和張學良確定彈藥接洽方式后，張學良密令將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槍子彈盡數秘密撥給紅軍。受命后，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呂偉績令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發出后，派副官吳惠民、少尉副官陳洪濤帶馬驢馱400馱，送往膚施東10里天主教堂交給紅軍聯絡站，經手人是劉向三。共送了2次，大約數目是210萬發。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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