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鈺的部落格

饒漱石的前半生饒漱石饒漱石的前半生溫相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歲老者病死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饒漱石。這個名字往往是與“反黨陰謀”、“反黨同盟”聯系在一起的。事隔27年以后，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正式給饒漱石立了傳，并且在傳記的前言寫道：“饒漱石，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秘密工作，曾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作出過貢獻。”投身工運饒漱石，江西臨川人，1922年秋進入上海大學學習。“上大”是中共早期創辦的著名干部學校之一，曾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搖籃”，很多中共早期領導人都曾經在這里講學、活動。1924年起，饒漱石逐漸接觸工人運動，積極參加李立三、鄧中夏、項英領導的“工友俱樂部”活動。“五卅”運動爆發以后，饒漱石與劉少奇一道組織并參加了上海群眾的大規模集會，聲討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暴行。由于饒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機智、敏捷，上級黨組織對他比較重視，次年饒漱石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發動“清黨”后，新桂系軍閥白崇禧積極響應，并派兵查封上海大學。饒漱石離開上海，到東北從事地下工作。192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讓劉少奇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到任后積極開展恢復工作，并與省委組織部部長孟用潛一起到奉天紗廠了解該廠的革命斗爭情況。1929年8月22日，奉天紗廠發生工潮，紗廠地下黨支部書記常寶玉因告密被捕，透露廠外有人接應。劉少奇、孟用潛遂被廠警發現。盤查中，廠警對劉少奇操南方口音深表懷疑，便把劉、孟帶走，移交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審訊過程中，劉少奇巧妙與對方周旋，奉天警方一無所獲。與此同時，劉少奇和孟用潛還利用放風的機會進行溝通，并讓常寶玉翻了供。經過中央及滿洲省委努力營救，加之奉天警方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劉少奇、孟用潛終于在9月中旬被取保釋放。此后，饒漱石被送往蘇聯接受共產國際的重點培養。在莫斯科，饒漱石受到了系統的教育和鍛煉，還被指派到西歐、東歐、美國等地開展共產黨的地下秘密工作。1932年，饒漱石奉派回國，擔任上海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因為在領導工人開展斗爭的方式上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唱了對臺戲，被撤銷職務。直到1933年春才又擔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同年8月調任中共河北臨時省委代理書記。1935年秋再赴蘇聯，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遇俘疑云抗戰爆發后，饒漱石回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華僑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同年夏，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在皖南新四軍軍部與項英、曾山一道領導東南局工作。饒漱石到東南局后，很快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與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項英有了分歧。項英在新四軍內部威望很高，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選舉出來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老資格的工運領袖。項英強調皖南有其特殊性，反對把華北的經驗照搬到皖南來，饒漱石與之發生爭執，用饒自己的話說就是“鬧了四五個鐘頭”。此后，項英對人說：“他（饒漱石——引者注）是抗戰以后才從國外回來的，他對中國情形不懂得。”項英不讓饒漱石參加有關會議。關于項英的“家長制作風”，東南局副書記曾山在1941年5月17日華中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檢討皖南事變報告中如此談及：“項英常常對一個同志不滿，即可以一個電報叫他滾蛋……當時我在東南局是副書記，但項英不以副書記對待。”曾山曾經準備把他與項英之間的分歧向中央報告，“電報未發完，項英知道有問題，就把譯電員撤了，后來我要求去參加黨的七大的電報也發不出去”。（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曾山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當饒漱石的電報送達中央以后，中央要求項英把皖南所有的情況知會饒漱石，指示增補饒漱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委員，但項英“依然我行我素”。（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1卷，《饒漱石》詞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在危急關頭召開的軍部會議卻沒有通知饒漱石參加。饒氣憤之極，沖到會場質問主持人：“我要知道你們的計劃，我相信你們的行動對我沒有什么秘密。我是軍分會的一個委員，我要參加你們的討論，我也許有些意見可以貢獻，因為你們的行動已經超過常識了。”1月9日，新四軍軍長葉挺突然發現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人不見了，馬上去找饒漱石，向他通報了這一情況。項英的不辭而別，令饒漱石等人大感意外，葉挺說：“所謂新四軍的創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釋，我很氣憤。”（饒漱石1941年5月18日在華中局高干會議上的副報告，轉引自童志強《饒漱石和新四軍》，《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2期）饒漱石即召集領導干部開會，當場亮明了自己的東南局副書記和新四軍分會委員的身份，并給中共中央及中原局發電報表態：“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復電稱：“望你們極力支持，挽救危局。”1月12日，毛XX電告新四軍：“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總責。”1月14日，葉挺下山談判被國民黨軍扣押。1941年1月16日，饒漱石被捕，但很快脫險并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聯系。1941年3月8日饒漱石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和葉挺突圍的情況以及自己脫險的經歷：“子銑日（16日）深夜派衛士下山收買一連長成功，筱日（17日）晨由其代辦便衣通行證等，經沿途重重阻難而終脫離虎口。”在這份報告中，饒漱石并沒有完全說實話。事實是，饒漱石在被捕時詭稱自己是美國華僑，投身抗日，在新四軍內部工作僅幾個月。他收買了國民黨軍的一個連長，住了一晚上。這位名叫葉正順的連長還做了一頓飯給饒漱石吃，并且安排由排長陪他辦理路條，護送出警戒線。1955年公安機關專案調查時找到了葉正順本人，把饒漱石被捕以后的事情搞清楚了。但是，公安機關的調查也證明了一點，即饒漱石在被捕以后沒有叛變或出賣同志。194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同意劉少奇回延安休養，劉少奇離開期間，由饒漱石代理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職務。在新四軍、華中局共事期間，劉少奇、饒漱石的合作還是比較愉快的。1941年劉少奇與王前結婚時，還專門邀請了饒漱石、陸璀參加。據楊尚昆回憶，劉少奇還曾經稱贊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不過，對于劉少奇、饒漱石的關系，王光美生前接受訪談時曾經如此表述：“這里我想順便說一下少奇同志和饒漱石的關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個印象，就是饒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來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還有人認為1942年少奇同志離開華中調中央工作，讓饒漱石而不是讓陳毅同志代理華中局書記，這個安排有點問題。我認為這是對少奇同志的誤解。”（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饒漱石在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以后，與陳毅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終于上演了一幕歷史上撲朔迷離的“黃花塘事件”。“黃花塘事件”：與陳毅發生矛盾有關“黃花塘事件”的起因和經過，《陳毅傳》中這么描述：1942年5月，華中局與軍分會決定，由饒漱石帶工作組到淮南去檢查二師的工作。在5月10日動身前，陳、饒致電各師及各區黨委：饒預計3月后方能返部，華中局書記兼政委職務由陳代理。華中的黨、政、軍領導工作，便集中于陳毅一身……9月19日饒漱石從淮南回來了，暫時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政治委員的陳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對比前后兩位代理書記的議論開始了。干部們稱贊陳毅的比較多，饒漱石因此感到壓力。饒漱石“代”書記已半年整，至今“代”字還在頭上，將來正式的書記誰當還是問題。陳毅資格老、能力強，又有黃橋決戰等打開華中局面的軍事建樹，隨時都可能被任命為書記。饒漱石忐忑不安。正值整風運動深入開展，這本來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整頓思想作風的大好時機，饒漱石卻覺得是排擠陳毅的機會……他故意暫時離開軍部，讓陳毅主持整風，動員干部們對領導提意見。他則到40里外的大劉鄂農村去調查研究，實際上是有意要造成陳毅發動干部批評攻擊政治委員的印象。陳毅按照原訂計劃于8月13日召開會議，大家各抒己見，發言越來越熱烈，并且焦點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的饒漱石的身上。陳毅指定政治部秘書長將大家意見加以匯總，整理成若干問題，以便今后報中央軍委研究解決。8月18日下午，饒漱石突然回來了，政治部秘書長把大家的發言材料送請審閱，饒說：“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由此開始，饒漱石幾乎每天都以相當多的時間找華中局和軍部各方面的負責干部談話，使一些負責干部誤以為饒漱石是受中央之命來清算陳毅的，不免心存戒懼。用陳毅自己的話說，當時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門”。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之后，饒漱石直接與陳毅攤牌了，兩人一連幾個晚上爭論到深夜甚至拂曉，使住在隔壁的秘書都不敢入睡。10月16日下午，軍分會舉行會議，先由陳毅作自我批評，然后大家提意見。這事實上是由饒漱石煽動策劃的一場對陳毅的斗爭會。（《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饒漱石事后給中共中央去電稱“但望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干部來幫助我們”，并一再聲稱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證“無愧”。因為當時新四軍軍部駐扎在淮南盱眙縣黃花塘村，故史稱此事為“黃花塘事件”。中共中央對于陳毅、饒漱石之間的矛盾很重視。最后，中央決定讓陳毅回延安參加“七大”。陳毅頗多感慨，寫詩云：“西去路漫漫，風物仔細看。不知霜露重，應悔著衣單。”作為“黃花塘事件”見證者的新四軍副軍長張云逸事后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如果一個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現得一點缺點、錯誤都沒有的話，那是假的。一個人無法樣樣都當第一，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領他都無法做到樣樣都精通，不可能成為無所不能的主宰。”（《革命回憶錄》之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黃花塘事件”發生后，陳毅曾經對饒漱石說：“你這次向我發難，是你權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發。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陳毅一語成讖，“黃花塘事件”10年以后，饒漱石果然“翻船”。1945年，“七大”召開，饒漱石當選中央委員。本來在小組討論時，潘漢年曾就饒漱石的缺點尖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饒“欺人、弄權、虛偽”，不宜擔任中央委員。“為使饒漱石在選舉時不致落選，劉少奇曾親自到華中代表團參加會議，點名批評了向饒提意見的代表，認為是對饒的攻擊，破壞領導威信，影響黨的團結，維護了饒漱石”。（林蘊暉《劉少奇之路（3）》，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尹騏《潘漢年傳》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不久，194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任命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連獲重任的饒漱石有些意氣風發，他曾經與楊尚昆一起共事，楊尚昆經常呼之為“小饒”。可是，當1946年底前后楊尚昆再稱呼他為“小饒”時，饒漱石竟充耳不聞，直到楊尚昆改口“饒政委”，饒漱石才答應。（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反“潛伏”：以特反特、以毒攻毒1945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山東分局改成華東局，任命饒漱石為華東局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并把原華中局改成華中分局，也劃歸華東局領導。在主持“土改”期間，康生又過分強調“貧雇農當家”，對一些堅持正確主張的干部實行打擊，稱之為“搬石頭”。為此，毛岸英仗義執言地表示出對康生的不滿，而對饒漱石則有些欣賞。（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其實，饒漱石在山東土改的問題上同樣犯有“左”的錯誤。1947年7月7日，他在華東局干部大會上說：“一鍋端，殺了地主是好的，即使個別殺錯了，端錯了，只要是群眾行動也不要緊啊！”他還說：“禮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桿子對驢……有的同志提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我要問你，紐約的經濟繁榮，你那火車是開到紐約還是開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為什么不可以分？為什么不能分資本家的浮財？農民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后，已逐漸糾偏，但饒漱石仍強調山東的土改是“形左實右”。與此同時，他在一些具體工作上與黎玉也發生了嚴重分歧。1948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序幕徐徐拉開，作為華東局書記和華東野戰軍政委的饒漱石與粟裕、譚震林、張震等人一道研究對策，由粟裕綜合大家意見向中央軍委提出進行淮海戰役（俗稱“小淮海”）的主張并被軍委采納。1948年8月，饒漱石召開華東野戰軍前委作戰會議，制訂了濟南戰役的作戰計劃。淮海戰役開始后，中央軍委考慮發動渡江戰役，并決定以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饒漱石還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為此，饒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在針對國民黨潛伏特務的斗爭中，饒漱石立下過汗馬功勞。饒漱石領導的“反特”斗爭是與中共黨史上一個毀譽參半的特殊人物緊密相聯的。此人叫胡均鶴，江蘇吳縣人，是抗日名將趙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鶴經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曾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中央委員會書記。1932年11月，胡均鶴被捕，敵人利用其妻懷孕及偽造中共“開除”其黨籍的決定誘降，胡均鶴終于變節自首。變節后的胡均鶴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與潘漢年建立了聯系。蘇州解放時，胡均鶴找到了第三野戰軍保衛部部長陸政，說想要找潘漢年，陸政就要他去丹陽見饒漱石。對于胡均鶴，饒漱石并不陌生，某種意義上說在上海時他還是胡均鶴的“手下”。饒漱石便派楊帆去探胡的口風，胡均鶴表示愿意提供“中統”特務在上海潛伏人員名單以立功贖罪。饒漱石得知后，對楊帆說：“這個人有用處，可以帶到上海去參加‘肅反’，上海反特斗爭情況復雜，要用特務反特務，特別是汪精衛特務。抗戰勝利后，這些人吃過國民黨官司，要利用敵人的矛盾。”按照饒漱石的指示，楊帆安排胡均鶴擔任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情報委員會主任。這一點后來也得到了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肯定。進入上海以后，饒漱石聽到有兩名國民黨高級特務主動自首，非常高興：“第一個來自首的一定不能殺，國民黨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們地下黨的，我們也要用這種辦法對付國民黨的潛伏組織。”饒漱石后來還專門提出解放前的關系可以用，特務可用，在一定的時候公開用，用特務整特務，但掌舵必須注意。據有關部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給胡均鶴作出的正式結論中稱：“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間是有成績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顯示，胡均鶴為主任的情報委員會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銷的兩年中，共提供各種敵特活動線索1142件，從中破獲蔣介石派遣、潛伏特務和自發組織武裝匪特案件470起，繳獲電臺81部，搜獲與香港秘密聯系、破壞金融物價政策的商報臺14部。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到，饒漱石當初安排胡均鶴“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還是頗具成效的，這為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穩定和恢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饒漱石頗有些能力，對待下屬也有理解、照顧的一面。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劉順元曾因不滿部分蘇軍干部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被迫離職，是為“旅大事件”。他回到華東局向饒漱石、陳毅匯報工作時還不無顧慮地問：“人家說我是反蘇分子，你們敢收留我？”饒漱石聽罷搖搖頭說：“這怎么能說是反蘇？我看只是禮貌問題，我知道你這個人，說話直來直去，不會繞彎子。”稍后，劉順元被任命為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書記，中共華東局組織部部長張鼎丞在干部大會上宣布中央的這項任命時還不忘告訴大家劉順元是“富有城市工作經驗的老布爾什維克”。（丁群《劉順元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饒漱石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跟隨他多年的秘書艾丁說饒是“偽君子”，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形容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楊尚昆也感到饒“權位觀念重”。（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饒漱石自己就公開宣稱：“和我一起工作，開始你可以欺負我，但是到以后我準得治得你怕我，對不聽話的就要像馴蒙古馬一樣，用套子套住。”（黎玉《黎玉回憶錄》）這些弱點、缺陷與饒后來的身敗名裂不能說沒有關系。上世紀50年代，閻寶航之子閻明復曾與饒漱石的女兒饒蘭沁認識。饒蘭沁喜好集郵，閻明復正好有幾張蘇聯朋友送來的紀念郵票，饒蘭沁知道了就向閻明復要。經獲準后，閻明復來到饒漱石家中，饒漱石妻子陸璀出來迎接他，閻明復順便問了一句：“漱石同志身體怎樣？”陸璀就說饒漱石在樓上，可以去看一眼。上樓以后的閻明復見到了表情木然的饒漱石，當時閻明復還不知道黨內發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和饒漱石握了握手，饒漱石說了一句：“啊，小閻來啦。”就此再無第二句話。這大概是迄今為止見諸記載的饒漱石留給世人的最后記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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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顧維鈞們和弱國外交：一個“戰勝國”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