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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蔣經國:不革命的父親與革命的兒子蔣介石,蔣經國,兒子,父親,革命清宣統庚戌年，即1910年農歷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豐鎬房的舊宅里，蔣經國降生了。溪口蔣姓的第29代子孫出世了，這無疑是一個特大喜訊。少時的蔣經國長得天庭飽滿，額沖鼻聳，濃眉大眼，方頭大耳，與其母毛福梅的長相十分相像。當時，蔣介石遠在日本，不能親嘗初為人父的樂趣，卻也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興。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盡管蔣介石不喜歡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蔣經國生母毛福梅。據曾任蔣家家庭教師的陳志堅(女)回憶說：“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他喊我姨娘，朝夕共處，非常親熱。他的儀表、性情像他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略無乃父童年的那樣頑態，惟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到了5歲時，蔣經國進入當地學校接受正式啟蒙教育，先拜當地周老夫子為師，后師從顧清廉，當時，蔣介石曾寫信來勉訓：“……在家當聽祖母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不可輕浮。讀書總以爛熟為度。”當然，還有一位恩師不能不提，那就是對蔣經國最重要，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塾師”——父親蔣介石。蔣介石讓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詩云”的傳統文化教育。盡管當地先生給蔣經國下了“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的評語，然而，蔣介石見兒子勤勉誠篤，始終認為“經兒可教”。江南在他所著的《蔣經國傳》里說：“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限制，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故紙堆里，有為人治事的指南針。蔣經國僅10歲，硬要他讀《說文解字》，寄給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說文》，并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讀《詩經》、《爾雅》。”蔣經國也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于《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復，就指定曾文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種書交給我讀，書里不但有父親親筆圈點、批語和心得，并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蔣介石希望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在蔣介石的影響下，蔣經國受傳統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但是，在學習之外，幼年的蔣經國更生活在父親和母親冷戰的夾縫中，他看到了母親在癡癡等待丈夫歸來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親對母親的一再背叛，從姚冶誠到陳潔如，不管是誰，都讓母親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蔣介石不愿意讓蔣經國繼續待在消息閉塞的鄉下，準備讓他跟著年輕的陳潔如學習，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雖然毛福梅一千一萬個不愿意，但蔣介石固執己見，無可奈何的蔣經國只得離開了最愛自己的母親，來到了繁華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規教育。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親的來信，從讀書到寫字，從日常生活到為人處事，樣樣關心。蔣介石也要求兒子勤于寫信，以便他了解情況，他說：“你每一星期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出來，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字，實在是很有益處的，切記切記。我寫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儲存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殷殷父子情，躍然于筆。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給了年輕的蔣經國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學生一樣，加入了反帝愛國的行列中，但隨即就被學校以“行為越軌”的罪名開除了學籍。當時進步學生都以赴蘇聯留學為榮，蔣介石也同意讓兒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鍛煉鍛煉，并希望兒子在國外“刻苦學習，鵬程萬里”。1925年，蔣經國先赴北平入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但沒幾個月，又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后便于1925年8月到廣州黃埔探親。當時黃埔軍校正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蔣經國加入這批留蘇學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遠東號”巨輪載著22名中國學生駛向蘇聯。這22名學生中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志、葉楚愴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剛、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當時蔣經國的心思很簡單，他要在這片冰雪大地實現紅色理想，只是沒想到，這一去就是13年之久。蔣經國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產黨。但就在蔣經國在異國學習革命理論的時候，卻沒想到自己的父親在國內背叛了革命，對曾經的同盟者進行血腥的屠殺。1927年4月12日凌晨，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來，包括蔣經國在內的所有中國留學生都驚呆了。人們疑惑了，蔣經國會有怎樣的反應？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隨即召開的學生集會上，蔣經國公開批評了蔣介石的“清黨”政策，宣布其對蔣介石的不滿和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報》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學學生對政變的反應的文章中發表了這篇演說的情況，“……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里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之后，蔣經國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譴責他的父親蔣介石是他的敵人。
這份聲明被塔斯社譯為多種文字廣泛散發，全文如下：“蔣介石的叛變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蔣經國的行為使他受到學生和蘇聯人民的尊敬。這個聲明發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帶著極大的關注詢問留學生：“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一時間，蔣經國聲名大噪，婦孺皆知。不久，蘇聯政府送蔣經國到列寧格勒的托瑪卡軍政學校繼續深造。此時，他的名字已經改為尼古拉。在學校的生活并不幸福，此時的蔣經國陷入了蘇聯的黨內矛盾糾紛中，因為托瑪卡軍政學校的校長是托洛茨基派被逮捕，學校里有近百名中國學生因為同情“托派”而被關押，蔣經國的日子也不好過，為此，他向上級提出了回國的要求。但蘇聯政府豈會輕易放人？蔣經國的請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專門會見了蔣經國，但只是閑話家常，卻只字不提回國之事。根據《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的說法，“斯大林的眼光，畢竟高瞻遠矚。內爭，托洛茨基不是對手；戰斗，羅斯福亦差之甚遠。就斯大林而言，蔣經國是一顆棋子，掌握了這個棋子，將來時機來臨，和蔣介石打交道，即能待價而沽。”看來，“蔣介石的兒子”也不是好當的。此后，蔣經國又申請去紅軍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絕。后來，蘇聯政府將蔣經國的安排交給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處理。中共代表團派他到列寧大學(即原來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助理指導。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領列寧大學的中國學生，在蘇聯境內參觀旅行，行程遠及外高加索和烏克蘭，到達蘇聯的心臟地帶。參觀了不少新工廠、新農場和新電站。蔣經國此行，對蘇聯的科技和發展留下了許多極深刻的印象。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場重病，住進了莫斯科醫院。這次得病，足有3個月之久，也使他遍嘗世態炎涼，人生疾苦。后來蔣經國說：“在病中覺得格外郁悶，我進醫院之后，只有三個俄國朋友常來看我，可是沒有一個中國人來看過我，心中覺得很不愉快。”“有好幾個中國人，口頭上說得和我非常親熱，而今日病重如此，沒有一個來看我。大概他們以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這里，不知道有沒有人來送我出葬？”言語之間，頗是流露出當時一派凄涼無奈的心境。
病情痊愈后，蘇聯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馬電氣廠當學徒，開始真正體驗蘇聯工人的生活。不久，蔣經國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當農民。由于表現突出，他被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這一段日子，是蔣經國終身難忘的歲月，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以勞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鍛煉。沒有經過勞動生活的，是很難了解社會的構造，勞動的價值和人民的痛苦的”。就在蔣經國經受各種磨難之時，他的轉機來到了，隨著斯大林同蔣介石關系的好轉，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善。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同年10月，又被調到斯夫洛斯克的烏拉爾重型機械廠，開始，他干著修馬路、抬機器、砍樹伐木的苦力活，沒過多久便升為技工，又由技工轉為技師。因為他干活不怕吃苦，很快成為機械廠第一個共產主義突擊隊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他的名字被載入突擊隊的紅色光榮簿中。翌年，蔣經國晉升為副廠長。（摘自《蔣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冊》出版社：華文出版社作者：蔣濁文）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歷史]破解《蔣介石日記》的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