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威權民主---讀《袁氏當國》袁氏當國,帝制,威權,民主帝制威權民主---讀《袁氏當國》作者：啟風由《袁氏當國》談社會轉型近期筆者拜讀了唐德剛先生的名著《袁氏當國》，感慨頗多，深覺民主共和嘗試破產，袁世凱集權一身實非偶然。由1912年民國創立，到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是由君主專制向民主共和過渡的一個關鍵時期，若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國能走好這一步，那我們的民主之路必然會少去許多坎坷。《臨時約法》不合國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旋即全國響應，各省紛紛獨立，清廷搖搖欲墜。10月14日，清政府被迫起用院士開，在武漢鎮壓革命軍。如唐先生在《袁氏當國》中所說，袁世凱在復出阻隔，掌握清廷內外大權時，其策略“實為養敵自重，然后再挾清壓孫，伺適當時機，通吃兩家，唯我獨尊”。袁世凱之所以能如此自信，那是因為，在他手中握有當時中國最為精銳的北洋軍。亂世之中，槍桿子無疑是解決政治問題最為有效的手段。此外，再加上袁世凱“多年從政的經驗，圓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脈關系”1，自然可以輕易贏得清帝退位，民軍擁護的勝利。客觀地講，在當時的局勢中，的確唯有袁世凱有實力，有威信出任大總統，以穩定時局，進而謀求國家發展。所以筆者認為，由袁世凱執政中國也實在不是一件壞事。問題在于，當袁世凱就職的時候，雖然同孫文一樣，還是臨時大總統，可他這個總統卻已非“美式”，而成“法式”了。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人過于理想主義，以為憑一部實行責任內閣制的《臨時約法》便能夠約束袁世凱了。他們犯的更為嚴重的錯誤就是，竟以為一個在北京縱覽朝政的梟雄，回去做一個虛位元首。要知道，在政壇中權力必然要與其本身實力相適應的，這也是構成日后袁世凱力主修憲的原因之一。我們回過頭來看，當時國內形勢是否可以實行責任內閣制？責任內閣制是否可以有效解決國內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留在后文討論，這里先來談一談后一個問題。眾所周知，清末民初，內有地方割據，外有列強侵擾，正所謂內有外患，因此“似乎應該采用總統制，給總統更大的權力，以便能夠根據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做出更加迅速和靈活的反應”2。對于這一點，孫文先生或許早有預見，因而在建國之時就力主實行總統制。可在防止袁世凱獨裁的動機之下，最終《臨時約法》中采用了責任內閣制。如此一來，“由于超越了當時的條件，致使民國初期國家權力的運作極為不順暢”3.綜上所述，《臨時約法》在政體設置上，并不符合當時的中國國情，既不能使總統權力與袁世凱自身實力相一致，又不能保障中國的穩定，發展。當然，憲法一經確定，其權威性便不容置疑，袁世凱的種種違憲行為自然萬分不對，可這就只關乎其個人有無憲政思想了。政黨政治在中國實驗的失敗雖然頒布《臨時約法》，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同時，正當政治也如火如荼的在中國開展起來。唐德剛先生對此寫道：“以前入朝為官的快捷方式使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因而使民初國會選舉時，大陸上竟有大小整團六百多個4.唐先生說“這是我們在社會政治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不錯，民初之時，筆者認為，一切的機遇與失誤的出現，其根源都在“社會轉型”的問題上。在民國初年，政黨雖多，可“多半是圍繞著一個有名人物湊合起來的派系，并沒有什么政治綱領”5，其實也談不上代表哪個階層，或那部分人的利益，很多政黨所求的只是分享國家政權，以及黨人自己的升官發財。此時政黨間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可卻并沒有一種有序的競爭和權力競爭所必然需要的規范6，因此在民初中國對政黨政治的嘗試，并不很成功。而此后，重整國民黨，打算北上競選總理的宋教仁又意外被刺，一下子似乎宣告了政黨政治在中國的失敗。1912年的時候。“多黨制民主體制因為缺乏程序共識，缺乏穩定性和效能，無法真正有效的完成國家權力從君權到民權的轉移和過渡，反而因為畸形惡性的政黨競爭導致國家政治權威的軟弱和流失，政治日益衰敗，內閣危機頻發”7。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已開始考慮加強中央全額日，強化中央職權。在開啟下一章前，對于民國初年的議會民主政治，筆者不得不多說一句。表面上看來，這次嘗試的確混亂而無序，但我們不應忽略的是，政黨政治在中國那不過是初次實驗，不可能完美無瑕。另外，可以說民初數年，是中國幾千年來唯一踐行民主體制的短暫時光。雖在亂世，但其意義不容低估，至少很好地為后世提供了經驗和教訓。殷海光先生對此的比喻是“美麗的朝霞”8，筆者深以為是。過渡期與威權體制---袁，孫，梁的思考事實上，民國初年的政府危機并不只在于憲法制定的失誤，以及政黨政治的不成熟，更為棘手的還有地方割據的形成，這一切所造成的便是唐先生書中說的“民國不如大清”（從社會穩定層面上看，可能的確如此，但筆者以為，如果能以短暫的混亂去培養長久的民主，以共和的穩定替換專制的穩定，那么也是值得的。由專制到民主可能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本文說的威權過渡，其具有現實意義；另一是在混亂的民主中以實踐完善民主，時機已逝。）。中央權威的缺失，很快便引起國人的注意與反思，其中以袁世凱，孫中山，梁啟超三人為代表。袁世凱雖然做了民主共和國的總統，但在本質上看，他仍是一個缺少現代政治思想的舊官僚。因此，當袁世凱目睹民初的政局混亂，以及自己權力的受人掣肘時，變想到修憲，集權，做一個可以傳子的終身大總統。如果袁世凱滿足于1914年先后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和《修正大總統選舉法》，做一個共和國名義下獨裁者的話（殷海光先生曾介紹華斯霍恩的觀點，后者認為這種“偽民主”并不如“真獨裁”利于民主的實現，筆者對此存有異議），那樣即可在中國由專制到共和的社會轉型期，建立起一個袁氏威權政府。筆者以為，那將有利于中國社會向民主過渡，民眾生活在一個“共和天下”中卻無民主權力可言，那樣自然會激起民眾的抗暴意識。今日臺灣應當算一個極好的例子。千不該，萬不該，袁世凱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恢復了帝制。其實積極鼓吹帝制的楊度也只是將“君主制”作為一種過渡模式看待的，他將民初亂局，“歸咎于辛亥革命實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國的穩定，結果連立憲制也沒有了，而無視清王朝的解體過程，忘記了中國的傳統,所以他說：“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楊度相信袁世凱是一位英主，能夠像德國的威廉一世，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樣，“以專制之權，成立憲之業”。在楊度的主張中，他堅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凱的權威性，袁世凱為了子孫的安全，也一定會實施立憲民主制，并且能夠建立豐功偉績，解決清王朝崩潰造成的權威失落的問題。9且不論楊度的想法是否合于實際，總之誠如唐先生對此評論的那樣，“原來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做皇帝），是屬于轉型之前的形態”，于是開企圖在社會轉型期內回歸過去，那就是“在社會發展中做反動派”，只能夠“觸礁滅頂”。由此看來，袁世凱和楊度正確地分析了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卻用錯了解決方案。唐先生在《袁氏當國》一書中，在袁世凱廢棄《天壇憲法》。準備搞寡頭政治時，評述道,“袁是個在朝的總統，其時他和在野的黨魁孫中山搞絕對權力的想法，是在殊路同歸，一個銅元的兩面”。下面就讓我們看一下，孫文先生在民初政黨政治嘗試趨于崩潰時，他在想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孫文在宋教仁遇刺后，在1913年7月發動所謂“二次革命”，起兵討袁，但很快歸于失敗，自己也被迫流亡日本。他在反思“二次革命”的失敗原因時，認為“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10。國民黨黨員良莠不齊，紀律渙散，“致黨魁則等于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11。有鑒于此。孫文先生即在日本改造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在黨章中賦予黨魁絕對權力，并說明革命要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完成。其中“訓政”即類似于筆者所言，過渡時期所需的威權體制。孫文認為，長期以來處在被壓迫地位的中國人民，已經具有了個深蒂固的奴性，一旦翻身，也沒有能力立刻去做國家的主人。如果革命之后，國家馬上轉入憲政階段（如民初袁氏政府），那可能會造成“第一為民治不能實現，第二位假民治之名，行專政之實，第三則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12的惡果。孫文訓政思想的實現要依仗“黨治”，也即“用強有力的革命黨奪取政權和掌握政權，并運用政權訓導民眾，培育民主憲政基礎，最終實現民主政治”13。他甚至主張效仿俄國革命后，布爾什維克以黨代政的模式，將執政黨置于國家政權之上，以此來重樹國家權威，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為未來推進憲政做準備。在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孫文所言訓政中的“黨治”，是以“黨的主義”，而非“黨的黨員”來治國，因此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的訓政使違背孫文初衷的，與我們今日亦不相同。在袁的帝制主張，與孫的共和主張之間的是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仁公先生在1906年撰文指出，國民素質低下的中國，不僅不能實行共和國，即便是君主立憲的資格都沒有，因此必須要用“開明專制”來過渡。筆者以為，此間梁氏所謂“開明專制”與本文所說威權體制尚有區別，是介于專制與威權間的一種模式，和拿破侖統治下的法國類似。在梁啟超提出上述觀點后，立憲派為駁倒清廷國人素質低下，不能立即立憲的說辭，發表了大量言論，比如，很有進步性的提出，只有在開國會和立憲的實踐中才能提高“國人程度”。梁啟超受其影響，對于“開明專制”的觀點也有所改變，但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來提攜程度低下的國民的思想”14，此說法正于本文論述的過渡時期的威權體制相一致。民國創立后，梁啟超面對本文之前所舉情形，或許更為堅定了其上述理念。雖然梁氏對開明專制的鼓吹已然減少，但從其為袁世凱所為做辯護這一點上看，他還是希望后者能夠以開明專制來治理混亂的中國15。梁啟超曾寫下《讀〈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法〉》，認為修正的選舉法，便符合中國當時的時勢要求，可以解決政局混亂和權力繼承人的問題。在這部選舉法中，大總統任期十年，由參政院議決，即可無限期連任，可以使袁世凱成了終身總統。總統繼承人，由現任總統推薦三名候補者，寫在嘉禾金簡上，藏在金匱石室中。現任大總統出缺，由大總統選舉會在這三人中選舉一人。前文已經論及，如果袁世凱滿足于這部選舉法，也就是像梁啟超說的那樣“開明專制”的話，也是適合中國國情，可為過渡的。可惜的是，袁世凱最終稱帝，走到了社會發展的對立面。事實上，不止是袁，孫，梁這三顆耀眼的政壇明星，包括古德諾（他曾論述道，“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權繼承之問題有解決之善法，必其國廣設學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養成其高尚之知識，而又使之與聞國政，有政治之練習。而后乃可行之而無弊。”，“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蓋元首既非世襲，大總統承繼之問題，必不能善為解決，其結果必流為軍政府之專橫。”16，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逐步推進民主）在內的一些西方政治學專家，也都認為中國在由帝制----共和的進程中需要一個過渡期（袁或許只是認為民主共和制不適合中國），那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社會轉型期中，一個國家確實需要威權體制來穩定政權（在共和實踐中，自行推進民主進程失敗的情形下），發展社會培養國民素質。其中這一點在當時已有成為社會公論的趨勢，報刊中多有宣傳，在此不做贅述。結論與啟示唐先生在《袁氏當國》中對清末民初的社會轉型有著諸多精辟論述，他曾寫道：“兩千人帝王專制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于旦夕之間。因此他（指袁世凱）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能條件，他所處的時代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可袁世凱“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或搞君主立憲，這些形式在當時的中國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唐先生說的對，袁世凱和以楊度為首的籌安會都沒有認識到一點，那就是國家體制，舍共和，就唯有帝制了，結果將自己葬送在歷史的大潮之下。民主體制在民初或許確實不可以在中國迅速生根，發芽，結果，可為什么當權者不能在帝制與民主間另辟蹊徑，以為過渡？要知社會趨向民主的大勢是決然無法逆轉的。清末民初的社會轉型失敗了，造成了軍閥混戰，國家貧弱，于是轉型之事一拖就是半個世紀，直到1978年。現在，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若能抓住時機，民主將不再是夢。最后以唐先生的話作結，對于未來中國的民治形態，“在目前頗為風云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民初社會轉型為后人留下的教訓最重要的一點，筆者以為就是要由威權政府引導民眾樹立公民意識，并培育法治環境，以促成社會的民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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