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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肩戰斗在上海白區周恩來與鄧小平戰友情深鄧小平,周恩來,上海,白區,戰友情并肩戰斗在上海白區周恩來與鄧小平戰友情深(圖)2008年08月05日10:46來源：新華網曾昭鐸[發表評論][推薦朋友][關閉窗口][打印本稿]1963年10月，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來源：人民網)20世紀20年代，有兩位中國青年，他們相繼赴歐勤工儉學，在異國他鄉相逢、相識、相知、相助，學有所成后，即回國效力。他們就是深受世人尊敬和愛戴的當代偉人周恩來和鄧小平。相識在法國巴黎1920年11月7日，時年22歲、風華正茂的周恩來從天津到上海，登上了一艘法國郵輪赴歐勤工儉學。在歐洲，他一面工作、學習，一面深入了解當地經濟、政治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情況，從中尋求救國救民真理。他不辭辛苦，到處奔波，足跡遍及西歐各主要國家的首都，如巴黎、倫敦和柏林等地。1921年，當他通過反復比較而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后，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巴黎最初成立的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不久，該組織就迅速成為旅歐進步華人的聯絡中心，并相應在旅歐留學生和華人勞工中開展思想啟蒙工作。1922年，在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積極推動下，中共旅歐支部在巴黎成立，并開展更加深入細致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該組織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在極為復雜的異國環境和斗爭實踐中，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輸送了諸如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朱德、李富春、向警予、蔡暢、陳延年、聶榮臻、王若飛、李維漢、鄧小平(希賢)等一大批黨的杰出領導人。巧的是，1920年10月，時年僅16歲、少年英俊的鄧小平也與一群四川籍子弟加入到赴法勤工儉學行列。在巴黎，他一邊打工，一邊學習，并先后參加了周恩來等人組織和領導的中國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旅歐支部，逐步成為上述組織的主要成員和骨干，積極開展革命宣傳和組織聯絡工作。周恩來與鄧小平，原本天各一方，素不相識，歷史的機遇和共同的人生追求，讓他們走到一起，并逐步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親密戰友。他們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有兩件事很值得一提：其一是共同編輯出版革命刊物《赤光》。該刊創辦于1923年，原名《少年》，后改名《赤光》，是中共旅歐支部和共青團旅歐支部的機關刊物。《赤光》刊物的總負責人就是周恩來，他身兼策劃、總編和撰稿等重任。李富春、鄧小平、李大章等人先后參加了辦刊工作。他們白天打工，晚上加班編印刊物。當時物質條件很差，無論開會、辦刊，統統擠在周恩來在巴黎租住的一處小房間里。他們吃的經常是面包加白開水，連蔬菜也時有時無，工作忙碌，生活艱苦，而內心卻充滿希望。在具體分工方面：以李富春為主搞發行，以鄧小平、李大章為主刻蠟板和油印。鄧小平年紀輕、志氣高、干勁足，辦事認真，他所刻蠟板，字跡工整秀麗，排行有序，深受周恩來賞識。由于他身兼油印，手上及臉部經常沾上油墨，同志們便戲稱他為“油印博士”，不久，這個雅稱便在歐洲中國留學生中廣泛傳開，成為歷史佳話。其二是周恩來與鄧小平等留法學生開辦“中華豆腐店”之事。中國赴法留學生中，許多人家境貧寒，他們出國勤工儉學，有時遇上所在地經濟蕭條，工廠關門或者開工不足，市場不景氣，當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國留學生處境更加困難。面對此情此景，大家從不氣餒，而是共同想方設法克服困難。例如1922年6月，在周恩來倡議下，由鄧小平為主負責，在巴黎辦起一家中國式豆腐店，店名就叫“中華豆腐店”。留學生們在工余輪流到豆腐店參加勞動，甚至連大忙人周恩來有時也抽空來店中幫上一把。年輕人聚在一起干活，有說有笑，妙趣橫生，干活不累。在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謀劃下，“中華豆腐店”所產豆腐，品質新鮮獨特，價廉物美，不僅華僑華人喜歡，連法國人也愛吃，往往供不應求。在此基礎上，同學們再出點子，擴大規模，增加品種。除了豆腐，還做豆漿、豆腐腦、豆腐干、凍豆腐和臭豆腐等等，品種繁多。“中華豆腐店”由于方向明確、組織有方、經營得法，效益甚佳，不僅有助于補貼留學生們的生活費用，還為中共旅歐支部提供了部分經費。留法期間，周恩來與鄧小平通力合作的事例不少。幾十年后，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就歷史往事向其父親討教：“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系最密切？”鄧小平明確回答說：“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當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并肩戰斗在上海白區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秘密遷往上海。黨中央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努力恢復、整頓和重建遭到國民黨反動派嚴重破壞的黨組織，改變黨組織的散亂狀況。經過黨中央的不懈努力，果然在較短時間內，迅速重建起黨的秘密工作機關、黨的秘密組織系統以及黨的秘密交通網絡和黨的秘密機關報。1928年1月，中央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組織局主任，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不久，時年23歲的鄧小平亦被任命為黨中央秘書長，負責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日常事務。至此，兩位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老戰友，又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白區重逢，并天天處在敵人眼皮子底下生死與共、并肩戰斗。為了保密，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通常設在外國租界區或上海鬧市區。如四馬路(福州路)有個天蟾舞臺，舞臺后面的447號，就是黨中央的秘密機關。447號樓下是一家名叫“先黎”的醫院，樓上掛有“福興字莊”招牌，經營土布土紗。樓上樓下，都由政治上可靠的人裝成老板和伙計掌管。從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大多在這里召開，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處一直很安全，沒有受到破壞。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秘密會議，討論的都是涉及全局或局部的重大問題。發言最多的是周恩來，他管的事情多，了解的問題也多。鄧小平是秘書長，負責記錄，有時也發言。他發言不多，但很有分量，深入淺出，一聽就懂。同時他還要協助周恩來處理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工作，起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身居虎穴，做好保衛保密工作是頭等大事。周恩來有著豐富的在國統區工作的經驗，他對保密工作提出過“以絕對保密為原則”，要求“黨的機關群眾化，負責干部職業化”。他還提倡：“女同志要梳髻子，穿繡花鞋，住機關要兩夫婦，講話不要革命腔。”鄧小平作為秘書長和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對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認真、細致。比如他除了參加各種會議外，還負責起草有關文件、電報、安排交通和中央機關的有關會議及經費收支等事務，每一項都涉及黨的重要機密，而不能有半點疏忽和閃失。又如當時中央領導為適應白區環境，必須不斷變換住處和姓名，像周恩來這樣的名人，隱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幾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換。根據保密規定，中央領導人之間不知道其他人的住處，只有作為秘書長的鄧小平掌握著所有這些人的機密。身負重任的鄧小平始終牢記和遵照周恩來“絕對保密”的囑咐，在任期內對黨高度負責，力爭做到萬無一失。有位名叫黃介然(文容)的革命老人，早年曾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擔任過秘書處長，他回憶起當年周恩來與鄧小平在上海的一處黨的秘密機關(同孚路柏德里700號二樓)共事的情景時說：“那時候恩來同志與小平同志每天都來這里，中央各部門、各單位都來這里請示工作。屬于機關事務性和技術性的問題，由小平同志處理解決。中央各部門、各地區來請示問題，如要人、要經費、匯報工作和請示中央的問題，恩來同志能當場解決的就當場解決，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他就提交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討論決定。恩來同志相當于黨內日常工作的總管。”他還說：“我對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謹慎的，而且可親得很。”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期間，周恩來與鄧小平所接觸的人很多，與中央和各地負責同志也都很熟。鄧小平認為：那時候與他工作關系最密切、個人關系也最親密的，就算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由此可見，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深厚的戰友情誼。(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中國股市百年記憶：梁啟超拯救股災的方案梁啟超,股市,股災,中國,記憶中國股市百年記憶：梁啟超拯救股災的方案一百年前的中國股市是怎樣的？百年前中國股市交易很狂熱，炒股者從不問公司業績的好壞，買橡膠股卻不知橡膠為何物，只是瘋狂的交易，股票市場這種畸形的發展，導致了早期的中國證券市場的三次大崩盤。曾門庭若市的股票市場迅速門可羅雀。這時，梁啟超提出了世界級的解決方案，《河北青年報》轉載《郎咸平說：誰都逃不掉的金融危機》一書的內容稱：“日后美國、英國的證券市場正是按照這種解決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梁啟超確實是個睿智的思想家，他還以牛頓炒股事件為戒，提出了相當有見地的拯救股災方案。中國人對于股票市場的理解，在很久很久以前是非常到位的。我們中國人和歐洲人、美國人同時經歷了三次金融危機，你相信嗎？民國時的股票金融危機是公認最難定義的經濟學名詞，歷史上的金融危機常常通過恐怖的股市崩盤反映出來。1929年10月24日，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美國股市忽然瘋狂下跌，美國經濟由此陷入大蕭條當中，20世紀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也在這次危機中幾近破產。美國1929年的金融危機只是早期金融危機事件的一個代表，它與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英國的南海泡沫事件一起，被作為世界金融證券市場最為深刻的教訓載入史冊。而在當時，中國社會已經與國外金融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聯系。股票市場起源于白條歐洲在17、18世紀，尤其是在17世紀的時候，連年征戰。因為當時的歐洲國家有很多殖民地，它們打非洲、打南美洲、打亞洲，各國打得民窮財盡，怎么辦呢？于是它們就開始發行戰爭債券，還不起就開始打白條。白條打了之后還是要還的，可是仍然還不起，于是就發明了股票市場。Stock原本的意思就是白條。白條市場，就是欺騙股民，把白條賣給股民。這是歐洲人做的事，我們把它翻譯成了股票。通過股票市場給了它一個新的概念。什么概念？這些白條是很有價值的。價值在哪里呢？那就是白條帶來的未來的現金流。東印度公司從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掠奪來的黃金白銀，這就是你未來的財富。因為你買了白條之后，有東印度公司將來掠奪的財富，這些白條就有價值了。第一批人被騙了，買了，價格拉高了，再騙第二批。第二批又被騙了，價格拉得更高了，再騙第三批，就這樣一直騙下去，騙到最后一批，股市崩盤了，而且連續崩盤三次。到了1720年，各國擬定了“泡沫法案”。因為每一次都是價格炒得太高，形成泡沫，然后崩盤，所以“泡沫法案”就禁止這些上市公司（當時叫股份有限公司）運作，時間長達100年之久，甚至禁止銀行運作。法國的銀行禁令長達150年之久，因為很多人向銀行借錢炒股，結果造成了泡沫的出現。這是歐洲股市的情況。我們在一百多年之后的1840年，引進了這種股份有限公司。1872年，誕生了中國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隨后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從一家變成了三十家，包括招商局開的煤礦、上海機械織布局，還有很多其他行業的公司，包括牛奶、電燈、銅礦、保險、鐵路等，有三十多家。中國證券市場的三次崩盤1840年，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清帝國被迫對外開埠通商，股份制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就這樣踏上了東方的土地。由于最初沒有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大多在茶館中進行。那時，每天早上，股票經理會來到一些著名的茶館，與買家一邊聊天、喝茶，一邊完成交易。隨著股份制潮流涌動，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先后掀起了設立交易所的熱潮。到1921年最高潮時，中國的交易所數目已接近兩百家，位居全球第一。然而，畸形的發展卻讓早期的中國證券市場經歷了三次大崩盤。歐洲經歷的股市崩盤是從18世紀初開始的，而我們是從19世紀開始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比美國和歐洲落后太多。我們的水平甚至跟美國差不多。中國的股市崩盤有三次：第一次，1872年；第二次，1910年；第三次，1921年。美國在我們之后，1929年。炒股者不問公司業績第一次，1872年9月2日股市崩盤的時候，上海《申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它說，“今華人之購股票者”——就是我們買股票的人，“則不問該公司之美惡”——就是不管該公司業績的好壞，“即可以獲利與否”——也不管這個公司能不能賺錢，“但有一公司新創，糾集股份，則無論如何，盡往附股”——也就是說，人們不管這個公司是做什么的，只要股票上市了就去買，不管它的經營狀況好壞，也不管它能不能賺錢，就是一頭熱地去買。你們有沒有發現，1872年《申報》的這些話和我們2007年的評論是一樣的。買橡膠股不知橡膠為何物第二次，很有意思，股市崩盤與國內因素無關。那是20世紀初期，由于汽車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輪胎。輪胎是用橡膠做的，所以當時就有一家英國公司蘭格志在上海利用橡膠這個概念來發行股票。當時媒體是這樣批評此事的，說“可異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為何物者”，簡單來說就是，當時很多炒股的人連什么是橡膠都不知道，照樣炒。那么股價是怎么上漲的呢？這家蘭格志公司，1909年4月4日，它的股價是780兩，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漲到了1160兩。一年之后，漲到了1475兩。幫忙炒股的除了中國的錢莊之外，還有匯豐銀行。到1910年7月，橡膠本身的價格太高了，全世界使用橡膠的國家開始壓低價格。此后，像中國股市這樣以橡膠概念為主的股票市場，就在1910年7月全面崩潰。這是我們的第二次金融危機。錢莊收回貸款導致股市崩盤第三次股市崩盤發生在1921年，也就是民國成立之后。因為改朝換代，1918年，在北京（當時叫北平）成立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在上海成立了交易所。到了1921年，僅在上海就有140家交易所。除了股票之外，還有什么交易呢？什么都可以交易。布、麻、煤油、火柴、木材、麻袋、煙、酒、沙土、水泥，什么都交易，市場一片興旺。到了1921年，錢莊看不下去了，它們和歐洲銀行一樣，也是貸了大筆款項出去，多到什么地步呢？到最后什么實業都不做了，錢也不借給實業家去開公司了，都拿去炒股了。到了1921年，不知道它們哪根筋不對了，覺得風險太大，開始收回貸款，于是造成了中國的第三次金融危機。到這里，你可以發現，中國的問題和歐洲是一樣的，而且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都是利用股份有限公司隨意炒作，然后銀行參股，火上澆油。而這種股份有限公司的問題，加上銀行的問題，在歐洲，1720年就已經解決了，不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不準銀行成立。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繼續炒作。梁啟超第一個提出解決方案1922年，瘋狂的交易熱潮終于落下了帷幕。隨著門庭若市迅速變為門可羅雀，難以維系的交易所紛紛破產，最終存活下來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兩家。中國進入了證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慘痛的現實面前，中國當時已經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級的解決方案，而日后美國、英國的證券市場正是按照這種解決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么，如此睿智的中國思想家是誰呢？是梁啟超（見左圖）。他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學不像，我們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開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實際基本面。這是他的原話，多厲害，他可是在一百多年之前說的。還有，他認為當時的中國股市出了什么問題？缺乏信托責任。梁啟超怎么說？“是信，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托少數之人為眾所信用者。”也就是說，由少數有信用的人來經營企業。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責任。他認為當時的股市缺乏信托責任。以牛頓炒股事件為戒此外，梁啟超還談到股市泡沫。他稱之為氣泡，謂其張至極大時，即將散之時也。他當時給出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康熙五十六年，當時英國股票市場搞得很興盛，股票價格漲了好多倍，他說你知道當時有誰在炒股嗎？牛頓。牛頓炒股，是怎么炒的呢？牛頓寫信給他的朋友，請朋友代他買股票。結果買到以后這家公司就倒閉了。因此梁啟超說，把這封牛頓寫給朋友委托代買股票的信，“藏之于國家大書樓，視為鴻寶，以為商務中人戒”。股市必須有信托責任梁啟超不但這樣講，他還指出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問題所在。宣統二年，也就是在中國的股票市場第二次崩潰的時候，1910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的問題，睿智得不得了。讓我們看看梁啟超怎么說。這一次他講的是白話文，1910年寫的文章，他說，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制國家才能生存。看到沒有，法制建設，因為嚴刑峻法才能讓你不敢沒有信托責任。他說，而中國則不知法制為何物。雖然當時的中國已經有公司法，在清光緒二十九年，我們就已經有公司法了，當時叫做公司律。律文魯莽、滅裂、毫無價值，也就是說，條文粗糙得很，沒有什么價值。就算是律文完善，也不會實行。梁啟超說，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很強的國民，才能夠成功。也就是說，必須有信托責任。他認為，英國人之所以以商業雄踞天下，就是因為信托責任。其靈魂與美國1929年股市崩盤之后，在1934年所擬定的《證券交易法》的精神是相同的。你肯定要問我了，歐洲不是在1720年就解決問題了嗎，那不是比他更早？不是的，歐洲在1720年只是簡單地禁止有限公司運作，禁止銀行運作，他們提不出真正的解決方案。全世界第一個提出解決方案的人就是我們中國的梁啟超。（文/?咸平）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蔣介石為何不愿搞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蔣介石,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整肅作為一個處于新舊之交的政治、軍事強人，蔣介石的性格非常矛盾。就拿對待知識分子的事情來說吧，一方面，他推崇“輿論一律”，熱衷于聽記者、教授們的吹捧之言，另一方面又對某些尖銳批評他及其親友的知識分子表現出明顯的忍耐與寬容。蔣介石對胡適、傅斯年等同路者的忍耐、寬容。游宇明近期一篇名為《蔣介石的忍耐心》的文章刊登于中國經濟時報，文中提到，蔣介石不愿搞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確實影響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蔣介石作為政治、軍事強人的一面，別人說得多了，這里只講講他忍耐的一面。最近讀到岳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該書記載：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炮轟孔祥熙的種種惡行。蔣介石沒作反應，傅斯年對此極其不滿，他千方百計搜尋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國民參政會上公開孔祥熙的不法之舉，終于導致孔祥熙倒臺。宋子文1945年5月接替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此人上臺后，其斂財的手段較孔氏有過之而無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相對溫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執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連在《世紀評論》、《觀察》發表了三篇怒氣沖天的文章，對宋子文進行猛烈抨擊，這就是著名的《這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這三篇文章一問世，全國報刊紛紛轉載，一時間，全國到處是討宋聲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狽下臺。孔祥熙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姐夫，跟老蔣是連襟；宋子文是宋美齡的哥哥，是老蔣的妻哥（俗稱），要說老蔣對傅斯年炮轟孔宋一點也不氣惱，這是不可能的。然而，蔣介石卻做到了一點：不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報復傅斯年。當國軍在大陸戰場節節敗退，老蔣搶運文化人的名單中第一批就有傅斯年；傅斯年赴臺后，老蔣立即委任他做臺灣大學的校長。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病在臺灣逝世。12月22日，蔣介石即發唁函給傅斯年夫人俞大，12月30日又為傅斯年頒布“國民政府”褒獎令。12月31日，傅斯年治喪委員會在臺灣大學法學院禮堂（當時臺灣大學本部沒有大禮堂）舉行傅斯年追悼大會，蔣介石親臨致祭，并書寫“國失師表”的挽章以示悼念。與傅斯年相比，胡適對蔣介石的冒犯更加直接。智效民先生《胡適與蔣介石——從胡氏日記看兩人的交往》一文介紹：胡適與蔣介石初次見面是在1932年11月下旬。胡適利用去武漢大學講學的機會，特地拜訪正在漢口的蔣介石，兩人共進晚餐。第二天晚上，蔣介石派秘書專程來請胡適共進晚餐，因為有其他人在場，沒有單獨談話的機會，胡適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后，便早早離去。胡適的意思是蔣介石事必躬親，不懂得發揮別人的積極性，不是一種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學會無為而治。1948年9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東北、華北戰場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又嚴重受挫，整個社會一片混亂。胡適去武漢大學講演路過南京，蔣介石請他與傅斯年一起吃飯，蔣氏對幣制改革津津樂道，胡適卻認為這正是“新政策崩潰的一個大原因。”10月底，蔣介石再次請胡適吃飯。這次見面，胡適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條意見。有些話非常尖銳，比如“必須認錯，必須虛心；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后最傷心的事；‘經濟財政改革’案實有大錯誤，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見所聞，實在應該令人警惕”等語。1953年1月16日，蔣介石設宴為回臺灣講學即將返回美國的胡適餞行，胡適向蔣介石提出臺灣沒有言論自由等問題。大致內容是：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盡在不言中”也。憲法只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1956年，蔣介石70歲生日，國民黨《中央日報》負責人胡健中希望胡適寫一篇為蔣介石祝壽的文章，胡適答應了。他在文章中講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小故事，然后說明自己的用意：我當年在武漢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托人送給他一本《淮南王書》，希望他能夠像書中說的那樣，盡量克制自己，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輕易做一件壞事那樣。今天我要奉勸蔣先生的還是“無智、無能、無為”這六字訣，希望他能夠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總統”。傅斯年在南京留影（1947年6月）胡適向蔣介石提了這么多尖銳的意見，老蔣并沒有斤斤計較。1948年，他就幣制改革向蔣進言，“都是很逆耳的話，但他（指蔣介石——游注）很和氣地聽受。”（胡適日記語）1956年胡適寫的向蔣祝壽的文章，《中央日報》不敢登，胡健中請示蔣介石，蔣介石說：可以照登，讓他去講好了！結果文章一字不漏地登了出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蔣介石父子與原子彈原子,父子蔣介石父子與原子彈發表于2009-01-0410:28:48前言：日本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後不久，蔣介石研讀美國政府送來的一份「史邁斯報告」（SmythReport）中譯本，「軍政部」次長俞大維力陳研發原子彈之重要性，燃起蔣介石中國自行製造原子彈的雄心壯志，國府自此展開中國第一個原子彈計劃。然而，這項秘密計劃尚在計劃階段即因國共內戰而夭折。大陸解放後，中國政府傾力投入原子彈研發，第一枚原子彈成功試爆以後，蔣介石憂心臺灣遭核子攻擊，在美國暗助之下，於臺灣北部一秘密地點組建「中山科學院」。國共雙方展開一場原子彈研製競賽。「中山科學院」由蔣介石欽點唐君鉑將軍主導，並選派大批軍職人員到美國受訓，稍後，由於美國政策調整，蔣介石被迫秘密延請以色列核武專家，繼續完成研製計劃。歷時近十年，耗資三十億臺幣，克服種種困難，「中山科學院」已完成原子彈先導工廠，眼看即將進入原子彈製程最後階段，第一枚原子彈即將孕育成功，就在這時候………。（受限鳳凰網博客空間，本文分兩集刊出，謝謝）當象徵死亡的原子蕈狀雲，相繼在日本廣島、長崎拔地而起，比一千個太陽還要炙烈的強光，夾雜著數以百萬攝氏度的高溫烈焰，瞬間造成二十萬人以上的傷亡。第一枚投擲在廣島被稱為「小男孩」的鈾原子彈，和第二枚投擲在長崎被稱為「大男孩」（譯名或作「胖子」）的鈽原子彈，改寫了人類戰爭史，世界軍事科技進入原子時代。一位參與史上第一次原子彈轟炸任務的美軍機組人員回憶：「兩分鐘前，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整座城市，但現在我們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見濃煙和大火由山邊往上蔓延開來。」廣島自甲午戰爭至二次大戰期間，一直是日本軍國義者向外擴張侵略的主要後勤基地。長崎則是日本西部重要的港灣城市，三菱重工業公司造船廠，及三菱重工業公司長崎兵器製造廠均以長崎為基地，明治維新時期即為日本造船業大本營，日本海軍搖籃，軍艦製造及軍火工業中心。日本這兩座極具戰略價值的城市，遭原子彈轟襲擊後，頃刻間夷為平地，幾幾乎從地圖上完全消失，恐怖消息立刻傳遍全世界，日本裕仁天皇受原爆威嚇，危疑驚懼，宣佈無條件投降。華盛頓當局為了透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大眾解說製造這種毀滅性武器的來龍去脈，同時向包括英國、蘇聯、中國等幾個與他併肩作戰的主要盟國，說明美國研製這種劃時代毀滅性武器的全盤經過，美國政府按其既定時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第二枚原子彈投擲在長崎之後七十二小時，公開發表了一份「史邁斯報告」（SmythReport），向美國大眾及主要盟邦領導人，提供了簡明扼要的書面報告，這份「史邁斯報告」的全名是〈原子能的軍事用途；美國政府發展原子彈之官方報告〉（AtomicEnergyforMilitaryPurposes;TheOfficialReportontheDevelopmentoftheAtomicBombundertheAuspices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1940-1945.）。「史邁斯報告」是美國原子彈計劃──「曼哈頓計劃」（ManhattanProject）主持人美軍中將*葛洛夫（LieutenantGeneralLeslieRichardGroves）命令參與該計劃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史邁斯(H.D.Smyth)，於執行計劃過程中，在美國洛斯阿拉摩斯（LosAlamos）國家實驗室撰寫而成，這個實驗室正是推動「曼哈頓計劃」的核心。美國發表「史邁斯報告」有兩個用意。其一是作為美國解說原子彈發展歷程的官方說明，它輪廓性地說明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研發原子彈的過程，以及製造原子彈的物理與化學程序。其二，「史邁斯報告」提供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一套在公開場合介紹原子彈科學原理的標準說法。這套說法，可以避免相關科學家在公開談論原子彈計劃時，有意或無意間洩露原子彈機密。換言之，「史邁斯報告」一方面告訴美國社會大眾，原子彈是什麼樣的神秘武器？它是怎麼研發成功的？其次，是提供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一套對外發言的規範，防止洩密。「史邁斯報告」只簡要說明原子彈的物理原理，並未涉及細部的研製過程。美國當局想藉此昭告天下，他們就是靠科技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史邁斯報告」公諸於眾不久，美國當局同時也以最速件把這份「史邁斯報告」交到主要盟國元首手中，藉以宣揚美國「國威」；各國元首亦據此明瞭摧毀廣島、長崎這兩枚炸彈，究竟是什麼神奇武器。「史邁斯報告」送到中國，呈給了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蔣先生把「史邁斯報告」批交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請他差人翻譯成中文。俞大維，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雙學位，本身的學術專業是數學，因「史邁斯報告」有若干原子物理專業名詞與理論，俞大維將這份英文報告，交給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委由吳大猷翻譯成中文後，再呈給軍政部部長陳誠、國府主席蔣介石。吳大猷拿到英文版「史邁斯報告」，指定高足李政道，作初步之翻譯，再親自審訂譯文內容。俞大維閱過「史邁斯報告」後，向陳誠建議，中國政府應該開始積極研製原子彈，以免再遭外國勢力欺凌。英文版的「史邁斯報告」連同吳大猷翻譯的中文版本，一併送到了蔣介石的案頭，陳誠指定俞大維向蔣作簡報。「史邁斯報告」予蔣介石莫大震撼與靈感，他暗自計議著，祖國雖然貧窮落後，但人才薈萃，地大物博，蔣先生設想著如何規劃一套中國的「曼哈頓計劃」。除了發展原子彈，陳誠、俞大維等人還提出一項強化國防航空工業的構想。國民黨軍政要員，也陸續提議應該自行研製原子彈，提高中國戰略地位。例如曾任軍委會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給蔣介石的文件中主張，有關原子彈「研究工作，我國尚無人主持，似應由中央指派專家商討研究。」特務頭子軍統局局長戴笠，也在一份密電中力陳：「查美國最初研究原子彈始於一、二外國物理學家，繼即成立一顧問委員會，由工兵軍官三人與科學家數人主持之，逐漸推進，我國似亦可先組一顧問委員會主持其事，暫隸兵工署辦理，以保機密而專責成。」國防部長白祟禧亦在一份密電中建議成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積極發展原子彈。蔣介石採納戴笠等人意見，任命俞大維籌組顧問委員會，展開原子彈研究計劃。俞大維與美國曼哈頓計劃靈魂人物葛洛夫中將，具有類似特質，他是中國兵工先驅，在出任軍政部次長之前，當過十二年的兵工署署長。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期間，俞大維專攻數理邏輯與哲學，他曾經聽過物理大師愛因斯坦講授相對論，稍後，俞大維曾在德國修習「彈道學」，成為中國少數鑽研「彈道學」的專家。為籌組原子顧問委員會，俞大維的人脈網絡也發揮了微妙的作用。俞大維籍隸浙江紹興，卻與當代鼎鼎大名湖南籍的化學家曾昭掄，頗有淵源。據俞大維自述，他母親是曾國藩孫女，而西南聯大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則是曾國藩的曾孫。俞大維、曾昭掄兩人是姨表遠房親戚。俞大維最初即透過曾昭掄，拉攏學術圈的人際關係，組織起一個研究原子科學的核心隊伍。俞大維與中國當代數學天才華羅庚，更有一份特殊情誼。留學德國攻讀數學的俞大維，曾經在愛因斯坦主編的德國數學雜誌《數學現況》上，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俞大維是在《數學現況》發表論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華羅庚緊追其後，是在該期刊發表論文的第二個中國人。彼此惺惺相惜而結成至交好友。在表兄曾昭掄的引薦之下，俞大維又認識了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之後又結識了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主任鄭華熾，和更多的青年物理、化學專家學者熟識成了朋友。匯聚了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等全中國最頂尖的物理、化學、數學方面的權威專家，「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儼然成形。史學家毛子水教授，在他回憶錄中有這麼一段敘述：「民國三十四年我們的抗日戰爭勝利後，部長陳誠先生和次長俞大維先生，邀約西南聯大的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教授商議為國防建立科技發展計畫。」毛子水說的「科技發展計畫」，其實就是我國最初研發原子彈的秘密計劃。俞大維從「史邁斯報告」中充分理解到，研製原子彈主要需要三個學門的專家：物理學、化學和數學。吳大猷是馳名中外的物理學家，曾昭掄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三位一體，組成了原子彈製程的黃金拍檔。在國民黨還都南京前，日後名列「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成員這十一位學者，由俞大維率領，在重慶會見了蔣介石。為了展現研發原子彈的決心，蔣介石下令軍政部撥給經費十萬元法幣，作為啟動中國原子彈計劃的開辦費用，並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間大禮堂，供作研究人員辦公場所。蔣介石也欣然同意了由俞大維提出的一份原子彈專家培育計劃。按俞大維的方案，由軍政部派遣青年科學家，到美國學習最新的原子物理新科技，等他們學成回國，再積極參與原子彈計劃。蔣介石允諾，撥用美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深造經費。選派美國的留學生名單，則由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分別從物理、化學、數學等各自專精的領域中，選拔優秀青年學子，以師徒制的方式，由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等前輩帶領，連袂到美國考察學習原子彈相關技術。吳大猷挑選了朱光亞、李政道；曾昭掄挑選的是唐敖慶、王瑞?；華羅庚則挑選了孫本旺、徐賢修。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於一九四六年秋天，出發赴美。唐敖慶、王瑞駪、李政道、朱光亞、孫本旺等人，以助手身分隨同啟程。這不僅是國民黨當局進行原子彈「種子計劃」的起步，更是中國原子科學史上一頁重要篇章。一九四六年六月，國府悄悄成立了「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它是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之後，第一個成立的國防科技研究單位，俞大維希望「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和稍早前成立的「國防科學委員會」，能緊密配合，進行原子彈研究。在經費十分拮據的情況下，蔣介石下令指示撥給美金五十萬元，作為原子彈研究經費。然而，初萌芽的原子彈研發計劃，卻由於國共內戰龐大的軍費支出，原子彈計劃逐漸走向捉襟見肘無以為繼的命運。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一日，「國防部長」白祟禧建議蔣介石，設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時增加「國立物理科學所」的相關研究設備，要求撥給經費一百四十餘萬美元，外加第一年補充設備費一百萬美元，共為二百四十餘萬美元。蔣介石親筆批覆白祟禧的簽呈：「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匯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爾後，國共戰局愈來愈不利於國府，研製原子彈的方案，就此石沉大海，「緩辦」兩字，為蔣介石的原子彈大夢，暫時譜下了休止符。一九四九年年底，國民黨已完全撤出大陸。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六十三歲的蔣介石惶惶然退守臺灣孤島，東南沿海共軍陳兵百萬，正俟機渡海攻臺，國府前途朝不保夕。兩三年前，由軍政部派遣赴美留學的那群青年科學家，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也因國家前途未卜，天各一方，星散海內外。吳大猷滯留美國，華羅庚選擇留在大陸。曾昭掄因有俞大維的關係，一九四九年赴臺，在「臺灣肥料公司」短暫任職，在臺灣住過短時期，旋即藉故悄悄借道香港，返回大陸。唐君鉑將軍生前透露，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火箭專家，日後成為大陸導彈之父的錢學森，擺脫美國當局層層刁難後，一九五五年後曾從美國輾轉經由日本途經臺灣，在寶島作短暫停留，自知無從發揮，默默離開臺灣，途經香港回歸大陸。簡言之，國府遷臺之初，自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乃至於三人舉薦的青年科學家，除了徐賢修之外幾乎無人到臺灣投效蔣介石。不論是「原子能研究委員會」乃至「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國立物理科學所」，盡是徒託空言。國民黨當局發端於抗戰勝利後的原子彈研究方案，終在內戰砲火下，化作一縷青煙，無影無蹤。之二：重溫原子彈舊夢神秘的中山科學院退守臺灣之後的蔣介石，效法越王勾踐，十年生聚，臥薪嘗膽，幻想「反攻大陸」即可水到渠成。畢竟臺灣不過蕞爾小島，資源與人力、物力均屬有限，奢談反攻，談何容易？撤退臺灣後六、七年，雖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保護傘，著眼於「反攻大陸」，蔣介石仍念念不忘發展原子彈。幾份國民黨軍方的密件檔案，證明一九五０年代初期，蔣介石及蔣軍首長，再三強調原子彈在戰場上的重要性，又萌發研製原子武器念頭。例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蔣介石在批覆一份簽呈時寫道：「…本年度軍事教育，各部隊應注重防毒面具之訓練，以及原子戰爭一般要領，預防原子毒氣之簡易方法之講解，應擬定具體辦法呈閱。中正一月十日」又例如，國民黨軍陸軍中將艾靉等人，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八日，向蔣介石當面報告《原子武器之戰術運用》時，指出：「…一、美軍自民國三十四年在日本廣島、長崎，使用原子彈以來，由於技術上之發展，原子彈之種類及數量均已增多，可供戰術上之各種運用，今後使用將更普遍，在美國參校中，軍、師作戰諸想定，均已加入原子彈戰狀況，盟國軍官亦均參與學習。二、俄寇亦已擁有原子彈，將來無論利用中國戰場作為試驗，或逕以原子彈支援共匪，我軍反攻大陸過程中，均有遭遇俄寇、共匪使用原子彈之可能。三、國軍目前雖無原子武器，但研究及準備之工作，似宜急起直追，期能發揚戰力，減少損害。」而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封來自美國的密電，更直截了當告訴臺灣當局，美國願意把原子科技轉移給臺灣，並美其名為「原子和平使用合作」。這封由國民黨軍將領蕭勃發來的密電中寫道：「臺北密。總統鈞鑒：（一）前據美國國防部次長麥克尼面告，渠在臺北時，曾面呈鈞座，以美國原子技術進步，三、五年後原子發電及醫療與發展工農業等用途不可限量，建議我國及日研究等語，（二）美國原子委員會主任委員史特勞斯，原為海軍少將，係中美合作舊友，麥克尼囑職與之密切聯繫，史邀職公餘即往原子委員會研究其組織職掌，放射性同位素對醫療工農業之用途，及原子反應爐之種類各點，能希望職將來對中美原子和平使用合作方面，能充份效力，（三）職去年二月起，由博德將軍特許參加美軍部核子防禦訓練夜班，九月畢業。最近三月來，公餘完成原子委員會之研究。（四）據美國原子委員會告：（甲）美國在中美兩國經費各負一半原則之下，願意資助我國原子和平使用器材費，最高至三十五萬美元。（乙）美現因放射性同位素出品日多，價值低廉。我國似可先設同位素試驗室，作醫療及發展工農業之用（丙）中國似宜及早訓練核子有關之物理、化學、冶金、優生學醫士，及工程師等人才（丁）我國如已有上列各種之大學畢業生，美原子委員會願意協助來美作原子必須之各種專門訓練等語，謹呈鑒核，職蕭勃。」到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隨著大陸研發原子彈日趨加快步履，蔣介石亦處於焦慮狀態，他在一份親筆書寫的文件中寫道：「對原子彈作戰之性能，及其所發生之效用與限制性之闡述。對原子彈與核子彈作戰中，可能發生之效用，以上二者性能之分別說明。原子彈與原子彈頭裝置於普通炸彈，及核子彈與所謂核子彈頭之功能，及其製造系統，及其程序之經過如何之分別說明。原子彈與核子彈一般有關作戰性能，及其最大作用如何之說明。防護原子彈之普通一般方法，與訓練計劃之擬訂。對於原子作戰一般要領，其對於攻勢、守勢與行動及停止中，所能發生之效用應詳加闡述。原子作戰中，對夜間行動與日間不斷移動位置，及利用地形與廣正面疏散等運動，更為重要，如此另定今後陸軍訓練之計劃。」上述文件的意義至少有二：其一、國民黨軍幹部在島內及美國等地，不斷接觸原子武器相關資料，這自然是來自蔣介石的授意；更足以說明，蔣介石在臺灣站穩腳跟以後，基於「反攻大陸」之目的，又開始著手發展原子彈之計劃。其二、美國當局原本一度將原子彈科技視為國家機密，但是一九五０年代中期，美國強烈暗示臺灣，美方有意將原子技術暗助蔣軍，似乎蓄謀撩撥臺灣，拿原子武器對付大陸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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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早年幾封家書小姐從蔣介石早年幾封家書追憶孔祥熙長女孔令儀發表于2008-09-0908:36:24孔宋家族「令」字輩最後一位成員，孔令儀，於美國時間八月二十二日，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寓所謝世，享?九十三歲。孔令儀是國府已故行政院長孔祥熙的長女，她的母親宋藹齡，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孔令儀在家排序老大，下面有一位大弟孔令侃（人稱孔大先生）、小妹孔令偉（因性別認同，要求親友叫他「孔總經理」，不得稱其為「孔二小姐」）、么弟孔令傑。蔣經國去世後三年，臺灣政治環境丕變，島內舉目無親，政爭騰沸，宋美齡遂於一九九一年離開臺灣，定居美國。之後長期寄寓孔家，早先住在長島蝗蟲谷莊園，後來住進紐約曼哈頓上城臨東河公寓。孔令儀事之如同生身母親，在宋美齡垂暮之最後十二年間，照料生活起居，晨昏定省，侍奉至孝。蔣夫人於二００三年以一百零六歲之嵩齡去世後，孔令儀被外界視為孔宋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孔令儀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生於山西太谷──父親孔祥熙的故里。孔家似乎前世註定，和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人物、最關鍵的歷史事件，結下不解之緣。孔今儀出生那年，父親孔祥熙被山西督軍兼省主席閻錫山聘為參議。隨著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進程，曾經代表孫先生連絡北方將領。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孔祥熙也是隨侍在側的國民黨黨員之一。一九二六年，孔祥熙出任國民政府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對蔣介石北伐戰役之軍用補給，助益甚大。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孔祥熙負責在上海籌措經費，拉攏京滬財團勢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孔宋家族再添一支生力軍，孔宋蔣三家雄視天下。這年，孔令儀十二歲，已經慢慢通曉人情事故。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一九二八年，孔祥熙被國府任命為工商部長。兩年後，又改任實業部長。蔣宋孔三家合作無間，彼此水乳交融，親族妯娌之間，如膠似漆。筆者曾在臺北大溪檔案，得見十餘封一九二０年代晚期（孔令儀已逾十歲）以迄一九三０年代，蔣介石致妻子宋美齡的家書電報，從字裡行間，管窺少女時期之孔令儀，在蔣介石夫婦心目中得寵之一斑，現按時間順序，臚列及說明如下。「民十七年九月蔣夫人親鑒轉佩佩諸甥：黃君帶來函件水果，均接到，甚為欣喜，望你們勤讀孝友，余在陣中甚好，勿念。中正」(信紙：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民國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這封給孔令儀的信，原係夾附在蔣介石致宋美齡家書中，由宋美齡轉交孔令儀姐妹昆仲。信中之「佩佩」，是孔令儀之中文乳名，「佩佩」係由英文乳名「Baby」音譯而來，寓意「寶貝」，並無其它特殊之取名意義。孔令儀請日後擔任勵志社總幹事之黃仁霖（此君即蔣介石信上之「黃君」），帶水果到前線孝敬姨父蔣介石，蔣特回函申致謝忱。「民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蔣夫人親鑒龍密兄已安抵南昌，佩佩生日請代賀兄中正」(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北伐戎馬，砲火連天，連外甥女的生日，蔣介石都謹記於心，不忘於家書中註記一筆，逐見蔣氏之細膩。此外，蔣介石、宋美齡在私人信函中，均以兄、妹自稱。多年之後，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去世，宋美齡在丈夫喪禮敬輓花圈上，也是以「介兄夫君」稱之，並自稱「妹」。「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宋部長勛鑒０請轉大姐：屬子良、子安弟星期五乘寧紹輪，帶佩佩、大衛來奉化一遊岳母（以下刪除：前請代問候）同來中正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信中所謂「宋部長」指宋美齡之兄宋子文，時任國府財政部長，子良、子安為宋美齡之弟。「大衛」係指令儀之弟孔令侃，令侃之英文名字為「David」。「民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海，蔣夫人親鑒：佩佩今日已無熱度，羅羅亦無緊要，請大姐勿念中正０」(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蔣介石這封家書中所提及之「羅羅」，是孔令偉的乳名，「羅羅」是江浙人士暱稱小孩子，有「小寶貝」的意味。令偉小時有一英文名字「Jeannette」，但長大之後，由於性別認同問題，即罕用此一女性化之名字，令偉原本正式之名字為令俊，也在少年時代改為令偉，此名即於日後通用。蔣介石寫這封信時，北伐戰爭暫告一段落，此時應在南京黃埔路官邸時期，因孔家寓所在上海，孔令儀、孔偉姐妹暫住南京蔣宅。寫信之前，令儀、令偉姐妹可能染上風寒，原本有發燒現象，經延醫調養，已在康復之中。「民十九年五月十日上海，蔣夫人親鑒：兄今午回徐，暫駐徐州，前方情形甚好。岳母及大姐均請問候，佩佩想已癒愈矣。兄中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民國十九年五月，爆發了著名的中原大戰，國內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發起了挑戰中央軍蔣介石的大戰，這場內戰，一直打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才暫告停歇。在簡短的電報中，蔣介石除了跟宋美齡的母親（宋倪桂珍）、姐姐（宋藹齡）致上問安，亦不忘關心微有小恙的孔令儀，證明令儀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之地位。「民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蔣夫人親鑒岳母病狀如何？甚念！請詳告大姐，想甚好。佩佩諒已癒乎？兄中」(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蔣先生每電不忘問及佩佩，可證孔令儀少女時代多得蔣氏夫婦之寵愛，即使兵馬倥傯之際，亦復如是。「民國十九年六月九日發出蔣夫人親鑒０：陽亥電悉，戰事結束在即，請不必來前方，待有必要再當電約，可也。母病漸輕，甚慰。大姐與佩佩想皆好也。兄中正佳成」(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出急牯嶺蔣夫人親鑒０：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不克來山盡禮，心滋歉惶惟有默禱敬念而已，佩佩信亦接到，甚慰。想諸甥甚聽教敬悅也。兄中正０。上海宋部長勳鑒０：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紀念，中未克登堂盡禮為歉，惟有默禱敬念而已。中正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蔣介石的岳母倪桂珍女士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青島別墅病逝。倪桂珍是浙江餘姚人，生長在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倪韞山任職牧師，母親徐氏，先祖是明朝著名科學家徐光啟，也是中國最早皈依基督教者。倪桂珍於十七歲畢業於上海裨文女中，擅長數學，喜愛彈鋼琴，曾留校任教員。與宋嘉樹於一八八七年結婚後，育有子女六名，依序為藹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發出牯嶺蔣夫人親鑒０：刻將赴隨縣，牯嶺氣候如何？佩佩等諒好也？兄中正０」(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用牋)牯嶺位於廬山，是中國近代以來之避暑勝地，蔣介石大陸當政時期，每年夏季都有廬山之行，宋美齡也愛到廬山旅遊。「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發出牯嶺蔣夫人親鑒０：漾電誦悉，兄既不能為國除奸，何可為世安惡悠悠之口？不必計校收獲。圩提已於上星期派員慎防，並嚴令各處負責辦理。佩佩函亦接到，容回省後再復，請先代告大姐均安。兄中正０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用牋）「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五日上海孔夫人親鑒：０轉三妹。佩佩信已接到，已分別批辦，近日玉體如何？兄體甚好，勿念！兄中正０」從以上十一封蔣介石家書中，屢屢提起孔令儀，說明令儀幼年時代和蔣介石夫婦至親密切。無奈從一九三０年代中期以後，祖國內憂外患無日或已，蔣介石席不暇暖，已無太多時間浸淫於倫理親情。除了從蔣氏家書，略窺孔令儀與蔣宋的親情關係，吾人亦可以從蔣氏身邊之隨從，旁觀孔令儀的若干人生百態。一位臺灣時期的蔣官邸服務人員回憶，一九六０年代初期，孔令儀隨父母從美國到臺灣探親旅遊，並與姨父蔣介石、姨母宋美齡團聚。蔣介石夫婦特地為初次來臺的孔令儀，挑選了空軍上校武官黃雄盛，隨扈左右。在一次遊覽臺中日月潭的旅途中，孔令儀對黃武官產生好感，彼此皆有鳳凰于飛之意。黃雄盛係大學畢業後考進空軍官校的優秀軍官，學養俱佳，頗受同僚敬重。令人困擾的是，黃雄盛當時已是使君有婦。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為此頗為棘手，令儀比親生的掌上明珠還要寶貝，可這節骨眼上怎麼解決三角婚姻問題，正為清官難斷家務事發愁，這時，黃雄盛、孔令儀以很平和的方式，圓滿解決了黃雄盛的家庭問題。得知此事，蔣介石很開心，特地發布命令，派黃雄盛為國府駐美國武官，等於解決了相隔兩地的問題。當年國民黨軍官兵，任何人想結婚，都要呈報國防部核準同意之後，才可以正式結婚。當黃雄盛把結婚申請書呈報國防部時，國防部高層一看，新郎是黃雄盛，新娘是孔令儀，「皇親國戚」要結婚，這還有不準的道理？連審核都不用審核了，大筆一揮，照準！孔宋家族很重視階級觀念，縱使名義上黃雄盛貴為孔令儀的丈夫，但是，初期他在孔家似乎未受到應有的待遇。譬如說，當孔令儀家人在聚會的時候，所有的家人都湊在一起熱鬧，惟獨黃先生，卻和孔家的工作人員在一塊兒。和孔家家族似乎磨合了很久，才慢慢融入他們的圈子。所謂候門深似海，誠不虛也。如今，孔令儀撒手人寰，總結孔令儀為人，親切隨和，淡泊權力，對政治興趣缺缺，甚至有報導形容，與孔令儀相處交談，有如鄰居祖母自然恬淡。蔣介石、宋美齡自令儀幼年，即疼愛有加，孔令儀也懂得反哺之理，事姨母至孝，蔣介石、宋美齡地下有知，亦足堪慰藉矣。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中山,死亡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發表于2008-08-0516:09:37前言：近期有好事者將孫中山先生比附為韓國人，無論這消息是不是烏龍一場，已不堪識者一笑。此文並不是要為孫中山是不是韓人，作狗尾續貂之辯，而是事有湊巧，此前剛找到一些關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後的文檔材料，對中山先生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故而將之融會為文，以期拋磚引玉。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之突然臥病逝世，和一場鏡花水月，如幻似夢的「中央革命」有關。這次軍事行動，被孫先生稱之為「中央革命」，最後證明它不過是一抹泡影，孫中山失望之餘，終於在北京旅次一病不起。民國十三年，北方政局操縱在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手中。曹錕於同年六月嗾使部下逼走了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並且靠著賄選當選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並於十月十日宣佈就職。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後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趁著直、奉兩軍在石門寨、山海關等地激戰之際，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於十月二十四日，回師北京，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政府，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吳佩孚兵敗，曹錕宣佈退位。馮玉祥聲明停戰，主張和平，並將部隊番號改為「中華民國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認同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主張，拍發電報到廣東，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但是，當時北方情勢複雜，馮玉祥一人很難決定大局，馮氏被迫與反直系的軍閥張作霖、段祺瑞妥協，公推段祺瑞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總攬軍政、民政，並統率海陸軍。馮玉祥固然傾心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段祺瑞、張作霖等人，也都希望和南方政府孫中山聯絡，基於現實利益，段、張等人對南方政府，各有不同的想法。此時，北方各民眾團體在得知曹錕退位、遜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也紛紛電請孫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國是。聽聞北京政變的消息，孫中山異常興奮，各方邀孫先生遊訪北平的通電，也再度激發孫先生浪漫高張的革命情緒，他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北京發生了一場猶如蘇聯十月革命般的「中央革命」，這場石破天驚的「中央革命」，星星之火，很可能會在很短時間內，形成燎原之勢。陶醉在「中央革命」的幻夢中的孫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搭輪船北上之前十天，特地召集了黃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全體官長、學生，發表了一場臨別贈言式的演講。孫先生在那場演講中，情緒興奮地數度提及「中央革命」：「我今天到黃埔來講話是暫時和黃埔的學生辭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上北京去這回北京去，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便有幾位同志從北京來許多信，催我到天津去等候，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籌劃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人。……」孫先生所謂的「中央革命」，以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政變」。然而，孫先生對這場「中央革命」的成功機率，最先並未抱持過高期待，所以他說：「一講到首都革命在幾個月之後便可成功，真是沒有一個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戰爭發生之後，他們又來催促，要我趕快放棄廣州，到天津去等，說首都革命很有把握，發動的時期就在目前這個時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孫先生眼見中國受列強不平等條約與國內野心軍閥之束縛宰割，希望藉由政治和軍事力量，南北合力，迅速完成北伐統一大業。孫先生認識到單以軍事行動達成統一目的，緩不濟急。孫先生說，在廣東訓練軍隊，從廣東的韶關，一路往北進兵，先打下江西，其次攻取武漢三鎮，再進窺北京，這種軍事手段「是很迂緩很艱難的」。為了快速達到統一全國之目的，孫先生設想，假如放棄廣東，直接到北方的天津去「發動一個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在臨去北京之前，孫先生告訴他在廣東的同志說，起初他以為是要等到北京有事變發生（發生了所謂「中央革命」），才可以去北方。北方同志不斷催促孫先生北上，但孫先生料想，如果要他放棄廣東，直接到天津等候國民黨人預謀的「中央革命」爆發，萬一這場預期中的革命行動因故遷延，豈不是浪費時間。所以，孫先生和北京的黨員同志約定，只要北京發動事變之後，他馬上兼程北上。等到馮玉祥的部隊回師倒戈，曹錕、吳佩孚被逐出北京，最後演變成段祺瑞掌握大局，和孫中山原先期待的「中央革命」，存在著相當落差，但是，孫先生仍然準備照原定計劃北上，他向黨人說出了他的想法。「當這次事變（指馮玉祥倒戈驅逐曹錕、吳佩孚之兵變）最初發生的時候，很像一個中央革命，我們對於以前的情況不明瞭，現在就發生事變時候的情形而論，可以決定是我們同志的籌畫，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黨之手，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拿這次變動的結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這次變動毫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還要到北京去呢？因為踐成約起見，所以不能不去，他們在北京奮鬥費了許多大力，才有這次的變化…。」簡單地講，孫先生上北京，主要目的是為了去慰勉北方的革命黨員。於是，孫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啟程出發。隨孫先生北上的國民黨黨員有汪精衛（兆銘）、張人傑（靜江）、邵元沖等骨幹。輪船途經黃埔，校長蔣介石親率黃埔軍校全體官兵，在校門碼頭列隊恭迎孫先生。孫中山在視察學生隊伍之後，發表了一段簡短談話，話語之中，孫先生似乎冥冥中知道此行兇多吉少，他說：「本黨主義將來能夠希望實行的，就在本校的學生身上，凡人總是要死，不過要死得其所，我現在可以死了，今天看見我的學生，有這樣忍苦耐勞努力奮鬥的精神，定能繼續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願，所以我這次北上，雖死可以安心了…。」十一月十七日，孫先生抵上海，本來計劃直航天津，因為定不到輪船座位，只好繞道日本，十一月二十二日抵達日本，十一月三十日再由日本神戶，搭乘「北嶺丸」於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孫先生抵達天津後，立即坐車前往張作霖寓所拜訪，孫、張晤談兩個小時。孫中山不適北方嚴寒天氣，身經開始發病，感覺肝胃部極端不適。暫時在張作霖安排之住所「張園」住下，並由張作霖延請德國醫生施密特，及日本醫生某氏，作聯合會診。接連治療八天，孫先生感覺病體稍見康復。於是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北京，會見段祺瑞。此時，因段祺瑞提出承認不平等條約，以爭取列強對北洋政府之支持，並且提出召集善後會議，和孫先生提議的召開國民會議唱反調。孫先生極為不悅，他非常生氣地對來天津迎接的段祺瑞代表許世英、葉公綽說，我在外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執政（段祺瑞）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條約，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呢？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孫先生來到北京。眼見北京萬人空巷，但是，孫先生已經沒有力氣和群眾們打招呼，因為，他的身體撐不下去了。孫先生住進了北京飯店，隨從人員則被安置住在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宅。民國十四年元月四日，由克理博士組成的醫療小組，初步會診孫先生的病癥是「肝臟癰瘍」。臥病十九天之後，克理博士發現孫先生眼球出現黃暈，判斷肝臟的膿恐怕已經擴大到其它部位。克理主張施行手術，而其他的中外醫生認為孫氏年老（五十九歲），擔心他體力無法承受手術。然而，孫先生病況愈來愈嚴重，群醫最後採納克理博士意見，於元月二十六日施行手術，割除可能的「肝臟癰瘍」。手術在協和醫院施行，剖開肝部，醫生發現孫先生肝部長了惡性腫瘤，確認孫氏得了絕癥肝癌。群醫束手無策，孫先生處於等死狀態。二月十二日，由於西醫治療已經完全無效。黨員同志眼見孫先生日漸衰弱，由張靜江、胡適等人推薦了一位知名中醫陸仲安，為孫先生把脈開藥。吃了第一帖中藥，病體似有改善，但是，過了兩天，病況又告嚴重。在中西醫兩路並進的情況下，亦無法改變孫先生江河日下之病情。三月十一日早晨，孫先生忽感精神爽朗，體力稍佳，此實為迴光返照之象。他召喚夫人宋慶齡、公子孫科、黨員隨從汪精衛等人，到病榻前。孫先生告訴大家，他想簽署日前由汪精衛草擬的遺囑，現在，兆銘就把遺囑拿來讓我簽名吧！宋慶齡、孫科等人在一旁泣不成聲，汪精衛遵照孫先生吩咐，取來遺囑和鋼筆。這份遺囑原本預備在二月二十四日簽署，然而，那天宋慶齡在隔壁房間，聽到先生要簽遺囑，悲泣哀號不已，孫先生不忍傷孫夫人之心，當天沒有簽成。三月十一日這天，宋慶齡的右手扶著孫先生的手腕，在遺囑的落款處簽下名字。簽完遺囑，孫先生表示，這次我到北方來，是想以召開國民大會，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可惜我因病不起，死生乃是人生的常事，沒有什麼好惋惜的，惟一惋惜的，是我數十年來為國奔走，我所主張的主義尚未完成，希望同志們努力奮鬥，早日達到三民五權之主張，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孫先生並交代親人，我死後，可以葬在南京紫金山麓，遺體可以用科學方法永久保存。講完這番話，孫先生忽然喘息不止，克理博士趕緊為他施打強心針劑，稍稍解除危急。到了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早上，孫先生兩眼的眼珠子往上翻，嘴裡反覆叼唸：「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志奮鬥！」聲音逐漸微弱之際，孫先生忽大聲呼喚「兆銘！」，汪精衛知道孫先生在叫喚他，馬上走近病榻前，想聽孫先生之指示。孫先生本欲張嘴說話，但已不能出聲，汪精衛面容哀戚地說：「請總理休息一會吧！」此刻，孫先生喉中痰液往上湧出，臉色轉趨蒼白，手足失溫，九時三十分，一代偉人，在憂憤中，與世長辭。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胡蘭成終生不如張愛玲的兩樣東西胡蘭成,張愛玲胡蘭成終生不如張愛玲的兩樣東西星島環球網www.stnn.cc2009-01-09　　胡蘭成出書十余種，涉獵很廣，他的文字曉暢，指草言花，時有所悟，算得上民國的一個才子。不少人認為張愛玲之所以愛上胡蘭成，離不開他的才情。或是，或不是。姑且不比較兩人才華的高低，畢竟感情是沒有辦法加以比較的，但一些外在的東西不管你比較不比較它都真實存在著。作者段懷清在《大公報》著文說，胡蘭成有兩樣東西終生也不如張愛玲。胡蘭成當年與張愛玲見面后，張愛玲說“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一般人都以為，這是因為胡蘭成的才情折服了張愛玲。而說起兩人的“短長”，其實，當時胡蘭成至少有兩樣明顯不如張愛玲：一是身高，二是英語水平。而這兩樣，胡蘭成也并非只是當時不如張愛玲，也是一生都不如張愛玲。張愛玲和胡蘭成說到張愛玲的英語水平，張迷們都清楚。但說到胡蘭成的英語水平，就不甚了然。更有甚者，以為胡蘭成不過是一個沒有去過西洋的“土產”。再加上胡晚年流落東洋，一天到晚見人的著裝，多為中式長衫，甚至七十年代到臺灣講學亦如此，而所寫所講，又以中國傳統文史之學為要，于是就有人想當然地以為，胡蘭成不過是一個慣于跑江湖碼頭的“國產”，根本就不通西語。其實，胡蘭成不僅學習過英語，應該還學得不錯。之所以如此說，就是因為他當年在杭州的蕙蘭中學讀過書。胡蘭成《今生今世》中有這樣幾段文字，描述當年在杭州這所著名的教會中學讀書的情況：高小畢業我進紹興第五中學，只讀得一學期，學生鬧風潮，第二學期久久開不得課，我就回胡村了。我連不知這風潮是所鬧何事，只覺人世太大，不可唐突干與或僅僅動問。此后表哥吳雪帆帶我到杭州考進蕙蘭。蕙蘭是教會中學，青年會在禮拜堂歡迎新同學，彈琴唱贊美詩，且分糖果，那樣的“兄弟愛”于我完全不慣。我在蕙蘭讀到四年級，已在舉行畢業考試了，卻因一樁事被開除。我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賬目問題被罷免了青年會干事職。校刊顧問是教務主任方同源，他說有關教會的名譽，不可登。經我說明，他就不再言語，我當他已經默認了，焉知注銷后他叫了我去罵，當下我不服，他遂向校長以辭職要挾，開除了我。我倒亦不驚悔，惟一時不敢回里，后來是父親寫信來叫我，我才回里的。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么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上述文字中第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胡蘭成說自己是“考”進蕙蘭中學的。而當年蕙蘭中學入學考試即有英語，各課所占考試比例為國文二、數學一、地理一、英語一。之所以要國文成績占二，是因為該校并沒有因為它的教會學校性質而偏廢國文，甚至還規定，“其有側重英文拋荒各科者，當令停讀英文，補習各科，俾免偏勝之弊”。所以盡管進蕙蘭之前，胡蘭成基本上是在紹興以及家鄉讀書，但英語當已有基礎。進了蕙蘭之后，高中英語教員，全部由外國人充任，頗為重視課堂會話，而高中階段英語已經分閱讀及文法兩門，每周英語課多達九節。蕙蘭中學教學質量，在當時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中學中，皆名列前茅。再加上學校以傳教為辦學宗旨之一，所以學校里的宗教氛圍濃厚，各項宗教活動，譬如早、晚禮拜、讀經、祈禱、唱贊美詩等，這些活動包括專門開設的圣經課，對于學生們的英語練習和英語學習的語言文化氛圍，無疑都是有幫助的。這一點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中亦有提及。而在上述引文中，胡蘭成還提到一件事，那就是他當年在校時，還曾經擔任過《蕙蘭校刊》的英語總編輯。蕙蘭校刊是一份由學生們自主編輯的校刊，分中、英文兩組編輯。倘若胡蘭成所說曾任英語總編輯屬實，這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他的英語水平已到一定程度。而一般認為，當年蕙蘭中學的畢業生，“皆中西兼優”，“能勝任翻譯及英語教學工作”。唯一讓人感到缺憾的是，當年胡蘭成已經念到了四年級，后因故被學校除名。也因此，在今天蕙蘭中學畢業生名單中，并沒有胡蘭成。（文/段懷清）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周恩來與蔣介石對弈的故事蔣介石,周恩來,故事,對弈周恩來與蔣介石對弈的故事1945年9月，國共雙方的代表團，正在重慶舉行談判。一天中午，蔣介石突然約周恩來對弈。蔣介石原以為周恩來不敢應戰。沒想到，他的電話剛一放下，周恩來就與王若飛等人過來了。蔣介石見面一驚：“你答應了？”周恩來風趣地說：“豈有不來之理？桌面上兩黨談判，棋盤上楚漢相爭，多么有趣！蔣先生您說是嗎？”蔣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在蔣介石的會客室中，兩人隔著“楚河漢界”擺開了陣勢。蔣介石問：“周先生是要藍子還是要用紅子。”周恩來手中早抓住了一個紅“帥”，說：“我就用這個吧！”蔣介石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隨即排兵布陣，大有猛虎下山之勢。周恩來見蔣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陣。無疑，蔣介石不諳對方看似平常的陣勢，加上求勝心切，想先發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襲之術，首先來個當頭炮，直逼紅帥大本營。接著又是沉底炮，雙炮齊上的火炮攻勢，使周恩來的“帥”幾乎無路可逃。蔣介石雙眉一挑，對周說：“這一著，周先生大概還未想到吧！”周恩來卻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態，將早已備好的“車”、“卒”，緊密配合，齊頭并進，不幾，就在對手不經意間化險為夷了。蔣介石這才意識到，對方戰術非同一般。在場的兩方“觀戰”人，無不佩服周恩來高超的棋藝。蔣介石邊走子邊問：“周先生你從小跟過名師？”周恩來笑道：“下棋不過是一個小玩意兒，哪從什么師哦。”其實蔣介石哪曾知道，周恩來5歲就開始下棋，到9歲時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點是后發制人，一旦看準戰機，既敢拼殺，又善誘敵，臨危不亂，處險不驚，獲勝不驕，往往以少勝多，以劣勢而轉危為安，直到最后勝利。第一盤蔣介石輸了。第二盤，蔣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時便節節敗退，多次進攻都被對方化解，不免有些緊張起來。人們發現他的額頭上已滲出一些汗珠。而勝利在握的周恩來穩扎穩打，妙用“卒”、“車”、“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藍棋之“將”。蔣介石一時亂了陣腳，來了個傾巢出動。可是戰局已定，他無法挽回危局，只得丟卒保車，最后到拋車護將。周恩來問：“蔣先生，你看怎么辦？”蔣介石有些不高興地說：“我看還是和了吧！”一旁觀戰的王若飛趁機插話說：“不，我看藍棋輸定了，紅棋必勝，豈能以和了之。”蔣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聲長嘆：“周先生棋藝果然名不虛傳，我蔣某算是領教了。”周恩來一語雙關地笑道：“蔣先生的火炮攻勢還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誤在于輕視我的這些小米加步槍。”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陳獨秀、章士釗為“陳獨秀危害民國罪”做法庭辯護陳獨秀,章士釗,民國,法庭,危害陳獨秀、章士釗為“陳獨秀危害民國罪”做法庭辯護文章提交者：貓眼炯炯如炬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作為一個現代有影響的人物，陳獨秀的一生是頗為復雜的。筆者謹將早年從家父雷彬章口里聽到的一段龍門陣擺出來，供讀近代史和愛好遺聞軼事者參考。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經第一特區法院略事詢問，即將同案人犯引渡給上海市警察局。接著蔣介石命令將陳等解押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蕓、王子平、郭鏡豪、梁有光、王鑒堂等），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派軍法司司長王振南審理。這時全國各地報紙紛紛發表消息，國內和國際的著名學者如蔡元培、楊杏佛、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人都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釋放陳獨秀。蔣介石在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下，被迫批示，由軍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審理。于是，陳氏等由軍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羈押（因軍事法院審理不公開，不得請辯護人。地方法院則反是，故蔣氏為平民憤，而將陳氏改由地方法院審理）。當時陳氏被控為“危害民國罪”，按規定應由江蘇高等法院審理。但高等法院設在蘇州，如果將陳氏押往蘇州，恐怕會出問題，于是蘇州高等法院派庭長胡善稱到南京組織法庭審理陳氏等。蘇州高等法院檢察處也派檢察官朱雋到南京為公訴人。當公審陳氏的時候，法院內外人山人海，旁聽席內擁擠不堪，法庭外也擠滿了人：不僅南京萬人空巷，還有從上海、蘇州、杭州、鎮江等地專程乘車、坐船趕來旁聽的人。其中以學生最多。審理開始，書記官宣布審理陳獨秀等“危害民國罪”一案。審判長胡善稱命令帶陳氏到庭。陳的辯護人章士釗律師入席就座。審判長訊問陳獨秀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有無前科后，便請公訴人提出公訴。公訴人朱雋宣讀起訴書，認定陳氏犯“危害民國罪”，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提出公訴。審判長問陳為什么要推翻國民政府。陳朗讀他的辯護狀回答：第一，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占東三省，采取不抵抗主義，甚至馴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顏投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竟成國民黨政府之金科玉律。兒皇帝將重見于今日。”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第二，“國民黨吸盡人民脂膏以養兵，挾全國軍隊以搜括人民，屠殺異己。大小無冠之王到處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議親議貴之列。其對共產黨人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滅真正共產黨人，只以破滅廉恥導國人耳。周幽王有監謗之誣，漢武帝有腹誹之罰，彼時固無所謂民主共和也。千年之后之中國，竟重興此制，不啻證明日本人斥中國非現代國家之非誣。路易十四曾發出狂言‘朕即國家’，而今執此信條者實大有人在。國民黨以刺刀削去人民權利，以監獄堵塞人民喉舌。”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第三，“連年混戰，殺人盈野，餓殍載道，赤地千里。老弱轉于溝壑，少壯鋌而走險，死于水旱天災者千萬，死于暴政人禍者萬千。工農勞苦大眾不如牛馬，愛國有志之士盡入囹圄。”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國家將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見中國人民輾轉呼號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斗也。”陳氏這番話，博得大眾的稱贊，覺得他說出了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旁聽席上，有的點頭，有的微笑，有的對身旁的人小聲細語：“對，言之有理。”接著，審判長又問：“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國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國罪嗎？”陳氏回答：“國者何，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也。此近代國法學者之通論，決非‘共產邪說’也。以言土地，東三省之失于日本，豈獨秀之責耶？以言主權，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豈獨秀簽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張建立人民政府，豈殘民以逞之徒耶？若謂反對政府即為‘危害民國’，此種邏輯，難免為世人所恥笑。孫中山、黃興曾反對滿靖政府和袁世凱，而后者曾斥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故認為反對政府即為叛國，則孫、黃已兩次叛國矣！荒謬絕倫之見也。”陳氏的話還沒有說完，旁聽席上已發出了笑聲。笑聲越來越大，以致審判長胡善稱不得不站起來制止。他對陳獨秀說：“你只能就你的罪行進行辯護，不得有鼓動的言詞。”陳獨秀回答說：“剛才我的話難道不是正對著你們的起訴書所強加給我的罪名進行辯護么？好，你不要我說話，我就不說了。”胡善稱說：“不是不要你說話，只是要你言詞檢點一點。”陳氏繼續說：“余固無罪，罪在擁護工農大眾利益，開罪于國民黨而已。予未危害民國，危害民國者，當朝袞袞諸公也。冤獄世代有之，但豈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許工農，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強加予罪，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也。法院欲思對內外保持司法獨立之精神，應即宣判予之無罪，并責令政府賠償予在押期間物質上精神上的損失。”陳氏說完，章士釗從辯護人席上起立，為陳獨秀辯護。他說：“本律師曩在英倫，曾問道于當代法學家戴塞，據謂國家與政府并非一物。國家者，土地、人民、主權之總稱也；政府者政黨執行政令之組合也。定義既殊，權責有分。是故危害國家土地、主權、人民者叛國罪也；而反對政府者，政見有異也，若視為叛國則大謬矣。今誠執途人而問之，反對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瘋狂即為白癡，以其違反民主之原則也。英倫為君主立憲之國家，國王尚允許有王之反對黨，我國為民主共和國，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黨存在耶？本律師薄識寡聞，實不惑不解也。本法庭總理遺像高懸，國人奉為國父，所著三民主義，黨人奉為寶典。總理有云：‘三民主義即是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為何總理宣傳共產，奉為國父，而獨秀宣傳共產主義即為危害民國乎？若宣傳共產有罪，本律師不得不曰龍頭大有人在也。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今偵騎四出，羅網大張，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獄中，何苦來哉？為保存讀書種子，予意不惟不應治罪，且宜使深入學術研究，國家民族實利賴焉。總上理由，本律師要求法院宣判獨秀無罪。”陳獨秀見章士釗的辯護詞中有“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的話，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合，且有搖尾乞憐、賣身投靠之嫌。故當章氏發言畢，他立即聲明：“章律師的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詞為準。”陳獨秀和章士釗的辯護狀，國民黨以“不得為共黨張目”為理由，禁止各報登載。章士釗回到上海后，將檢察官的起訴書、陳獨秀的辯護狀、自己代陳獨秀辯護的辯護狀匯集成冊，定名為《陳案書狀匯錄》，交給與陳氏有密切關系的上海亞東圖書館印了一百多冊，分送有關人士。筆者父親雷彬章當時任上海法院檢察官，也得到了一冊。因此筆者能窺得陳、章二氏文章的全豹。陳案辯論終結后，高等法院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5年。章律師促陳氏上訴最高法院。陳氏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改判為有期徒刑8年。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黃金,蔣介石,負責人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如果圖片沒有顯示，可以點擊圖片1950年12月17日，臺北臺灣銀行金庫的藏金。圓桶外的封條上有“金圓券準備金”的字樣，這是國民黨政府國庫黃金運臺的最有力證據。核心提示：一份資料說：當年蔣介石攜700萬兩黃金跑到臺灣。根據我的研究，這種說法并不準確，應該是350萬兩的黃金，其他是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抗戰爆發前，中國的黃金儲量也從未到達700萬兩；抗戰勝利后，據公開的數字，黃金儲量已不到600萬兩——當然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也有待于日后進一步挖掘。1948年底，預感到將要失去大陸的蔣介石，開始有計劃地將國庫黃金運到臺灣。由于種種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黃金運臺之事一直處于秘而不宣的狀態，它流于各種野史中，卻極少見于正式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教授吳興鏞開始了這段復雜而艱澀的調查。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曾擔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15年之久，從表面上看，他的職位并不高，但是這期間所管理的軍費在國民黨政府總預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國民黨政府最艱難時期（1948～1949），國庫大半資金也暫時由他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管。吳興鏞的調查，讓我們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頗為特殊的歷史事件。口述◎吳興鏞主筆◎李菁浮出水面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美國留學，每年放假回臺灣，我都去書攤上看看。我在臺大讀書時，有一位同班又同寢室的好友叫王尚義，他的妹妹王尚勤與李敖相戀并生下一女。王尚義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時我會翻看被稱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書，也想看看有沒有關于王尚義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書攤上隨手翻看李敖編著的《蔣介石研究》一書，竟然在書中發現了一張我父親的肖像，文章稱我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讓大家“別忽略這個人”，還說吳嵩慶是除俞鴻鈞（注：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臺灣的重要人物。李敖的文章讓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過，那時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醫學上面，對父親的事情沒什么興趣。另外，黃金運臺之事，在臺灣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父親在家里也從來不談公事，所以我壓根兒沒有想過向他核實李敖書中所說之事。1990年，我在洛杉磯的朋友陸鏗恰巧也在臺北，有一天我請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紹他跟我父親認識。陸鏗以前曾任職國民黨《中央日報》采訪部主任，對國民黨的歷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別前他突然問我父親：“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父親遲疑了一下，但馬上斷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1991年9月，90歲的父親在臺北去世。父親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父親保留下來的日記，從1946年一直寫到去世的那個星期。91歲的母親將父親留下的日記都交給我，讓我帶回美國。父親是一個本分的公務員，他在日記中很少點評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個人情感，只是忠實地記下每天的工作。父親的這些日記帶回來后，我也一直無暇顧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當年離臺赴美國的那一天，父親是否記了什么，結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記錄一天的公事外，一點也沒提送我上飛機的事情。1996年，是父親去世5周年，臺灣《傳記文學》邀我寫一篇關于父親的紀念文章。這時，我才開始仔細翻閱那些日記，我也漸漸意識到，父親曾經經歷了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寫的《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后，還引起一些轟動，大陸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有關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這么多年來，兩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黃金運臺事，這些反饋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繼續搜集資料，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尋訪父親的老朋友、老下屬。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蔣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記。得知這個消息，我幾次從洛杉磯驅車趕到舊金山去看這批日記，沒想到在里面發現了非常關鍵的資料，之前很多的推測也得到了核實。蔣介石的這批日記里多次提到了“吳嵩慶”，也就是我的父親，每次日期都與我父親的日記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無論是父親的日記，還是我走訪的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都是零散的、枝節的，蔣介石的日記讓我看清了黃金運臺的整個大脈絡，就像一幕劇一樣，劇情一下子就清楚了。“預支軍費”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的父親，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預算財務署”的署長，這一職位級別是中將。財務署以前的名字叫“軍需署”，抗戰勝利后，在美國顧問團建議下，“軍需署”改成“財務署”，其目的是希望將軍費納入到國家財政的預算體系，軍隊的開支由國家撥款給財務署，再由財務署去中央銀行支取這筆費用，由財務官發放到軍隊里。1949年9月，又改組為“預算財務署”，兼管軍事預算。我后來看蔣介石日記發現，蔣介石對舊的軍需系統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財務署，能與國防部與財政部協調，核算確實軍隊人數，清除國民黨隊伍中“吃空餉”的積弊。那時候，國共內戰已經開始，父親也很難按照原來的設想工作。戰爭機器一開轉，國民黨政府便要不斷增加軍費預算，父親在日記里也記下，他一次次開會追加財政預算之事，“中央銀行已感覺吃力”。作為財務署署長，父親那時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給同中共軍隊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提供軍餉與戰費。父親1949年1月9日的日記記著：“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萬。”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虜，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殺。從1949年1月初開始，父親的日記里開始頻繁出現“中央銀行”的字眼，也屢次提到財政部長徐堪、央行總裁俞鴻鈞、副總裁劉攻蕓等人，似乎是在商議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記里，父親又提到他專程趕到上海，“與俞（鴻鈞）、劉（攻蕓）二總裁等洽辦”，并“擬草約”之事。父親的舉動，在蔣經國寫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里，得到解讀。蔣經國在書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這一天的日記：“今日父親（注：指蔣介石）派我赴上海訪問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這里的“現金”，就指國庫里存的黃金和銀元。父親日記中所提到“草約”之事，也與此相關。1948年底，蔣介石在中共的軍事進攻和桂系逼宮的困境中內外交困，他更堅定了另起爐灶的決心，而國庫黃金是他“東山再起”的重要砝碼。此外，當時還有正在與中共交手的200萬國民黨軍，包括胡宗南的30萬精銳部隊，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不想放棄自己的嫡系部隊，他覺得要對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們最終像邱清泉和黃百韜那樣走上自殺之路。這個目標的實現也需要真金白銀支持。蔣介石的計劃是，讓我父親以“財務署署長”的身份，用“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黃金提出來“保管”。從蔣介石日記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長徐堪對此都猶豫不決，副總裁劉攻蕓等人甚至公開反對。所以蔣石想出的辦法是簽“草約”，我推測，蔣介石是希望通過此舉告訴央行領導人：“這是我蔣總統命令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吳嵩慶同你們立約的，有什么事情你們不必負責。”為了在財政部、中央銀行和蔣介石之間達成妥協，父親在日記里提到，他提議“先支半數”——也就是國庫黃金銀元外匯的一半作為預支軍費。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的身份仍是“中華民國總統”，所以，這筆軍費的支出，應該說也算是合法的。雖然等到真正開始運輸黃金時，他已不在臺上。關于這一批黃金的運輸時間，大概可以從美國合眾社1949年1月21日這一天發表的一條新聞中推理出：“國民黨政府昨晚深夜在外灘戒嚴……當時中央銀行運出許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貴重的物資。據推測，這批箱子裝的是金條等固體擔保物。該行正將這批擔保品運往華南某城市或臺灣安全地方，據信國民政府正將財寶南運，以免落入解放軍手中……”現在看來，這一批黃金的運出，顯然是在蔣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這一批90多萬兩黃金及大量純銀，一共151箱，由父親以“預支軍費”的名義，交給海軍，用海軍的“昆侖號”、“峨嵋號”運輸艦運的，先從上海運到廈門，存放在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里，也就是在現在鼓浪嶼島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軍攻破福州以后，這筆黃金才被轉移到臺灣財務署在臺北信義路邊上的保管庫里。蔣介石顯然為黃金轉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衛長石祖德出任廈門警備司令，侍衛團的軍需官王逸芬調任臺北財支處主任，是財務署在臺北的負責人。這樣，黃金運輸的整個鏈條都在他的控制之中。2007年，我特意從美國到廈門，想實地考察一下當年這條上海—廈門—鼓浪嶼—臺灣的運金路線。我跑到鼓浪嶼的中國銀行，找來了經理冒冒失失地問：“你們的地下倉庫在哪里？”經理回答：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建筑，沒有地下金庫，他也不知道原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哪。正在我沮喪之際，我后面出現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葉力，是一位建筑師。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負責把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打掉的。他帶著我看了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原來倉庫的位置，現在建了個錢幣博物館。實際上，被父親以“預支軍費”名義轉走的金銀以及7000萬美元，當時已引起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的警覺。1949年6月1日，立法院還專門質詢此事。蔣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記寫道“……幸有前財長徐堪與央行總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種現款，只有（值）二億七千萬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報有四億之多，更無七千萬美金之逃避……”其實，有無“7000萬美元之逃避”，蔣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會在日記里心有余悸地稱“幸”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7000萬美元的外匯，據李宗仁回憶，在蔣介石下臺前，曾讓國民政府撥1000萬美元給毛邦初供空軍在美采購，后來毛邦初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發生矛盾，卷款而逃，成為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轟動一時的丑聞，當時我父親還奉蔣介石的親筆手令調查此案。啟動黃金轉移其實父親與俞鴻鈞、蔣經國以“預支經費”而轉走的90多萬兩黃金，從時間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就開始了第一批黃金轉移。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灘全面戒嚴。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兩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從位于外灘的“中國銀行”側門走向海邊，此時，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上。不遠處，還有一艘軍艦在巡航監視。這個情景當時被住在華懋飯店（注：今和平飯店北樓）的《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憑借新聞記者的敏感，他斷定挑夫所挑的那個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他立刻從黃浦灘路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左派《華商報》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轉載了這條消息。黃金歸中央銀行所有，為什么當時卻是從中國銀行運出來的呢？我后來幾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檔案，實地勘探外灘，才終于明白：原來“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和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庫里。因為運送黃金的行動極為秘密，國民黨官方檔案也絕少提及，那么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所報道的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這一次究竟運走多少黃金？各種正史和野史，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歷來眾說紛紜。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了由費正清等主編的《總稅務司在北京》一書，中國最后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這樣一段話：“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及120噸銀元，從上海國庫轉移到臺灣。”李度的文章后來被廣為引用，他所說的80噸，相當于260萬兩黃金。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回憶，央行的黃金實際上是分兩次運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從上海運走了200.4萬兩黃金，由海軍“美盛號”護航，直接由上海運到基隆。第二船次，57萬兩黃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萬塊銀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號”護送，在廈門登陸，后來轉運臺灣。運送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里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艇之一，是美國“二戰”后退役的獵潛艇。為什么要選擇海關的船只而非軍艦運送，我推想，除了在熱鬧的外灘江邊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國民黨高層已經認為海軍不可靠了。因為國民黨海軍內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黨的滲透，從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政府的海軍共有90多條軍艦起義，連這次護航的“美盛號”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當時避免用軍艦運，這種考慮是非常必要的。“海星號”船員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運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時不小心將木箱跌碎，才發現運的是黃金銀元。在海關潛伏的地下黨于是動員船員拒絕再為國民黨運黃金，所以父親經手的那筆黃金，才又“冒險”啟用軍艦運送。黃金運到臺灣，必須有保存地。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在臺灣沒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號”到基隆，由沈祖同負責點交給臺灣銀行的金庫存儲保管。260萬兩黃金保管人名義還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張學良的舊屬，也是劉攻蕓的妹夫，但陳誠曾向蔣介石打過密電，告沈祖同“人極滑頭”。需要強調的是，這第一批被轉移到臺灣的260萬黃金，是中央銀行的金圓券準備金。名義上仍屬于中央銀行國庫，只是蔣介石為安全考慮而轉移儲存地點，從性質上講，它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轉移應該有所不同。而此時，父親正在忙著給被圍的杜聿明軍團空投補給品，以及策劃撤離南京之事，所以他應當沒有參與第一批黃金運臺。這一次轉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主要負責人。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奇怪的是，他們后來在臺灣的關系有些疏離。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蔣介石每年替陳誠做壽卻過俞家而不入。蔣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記曾提及，俞鴻鈞不愿意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別，離開廣州赴香港，“頓感悲戚”，等到臺灣局勢穩定之后，俞鴻鈞的家人才從香港搬到了臺灣。也許這令蔣介石對其耿耿于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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