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風流：民國航運大亨盧作孚的生死之謎(圖)盧作孚,民國,大亨,航運,生死航運巨子盧作孚多年來，盧作孚這個名字一直被紅塵紫霧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數國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個世紀后，盧作孚先生才真正抖落一身塵埃，穿過重重霧障，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撰稿／陳冰(記者)緣起本刊2005年5月27日刊登了《悲壯大遷徙》一文，其中有一段對盧作孚下落不明的描述：“令人遺憾的是，每天對著電話大吼大叫的盧作孚在完成宜昌大撤退后，胸腔崩裂，重病倒下，后來居然連尸首也找不到了。”文章刊出后，一位細心讀者在來信中指出，盧作孚先生逝世后，被“民生”輪護送至川江南岸一座小山上安葬，后又被家人悄悄將墓遷于南山。墓碑上無盧作孚之名，寫的是盧魁先。1999年，盧作孚和夫人蒙淑儀合葬于重慶北碚人民公園的“作孚園”內。記者隨后聯系上這位細心的讀者，原來他就是《紫霧--盧作孚評傳》的作者金雨時。在盧作孚誕辰110周年，逝世51周年的2003年，金雨時和妻子如月推出了這本追述盧作孚不凡一生的評傳。金雨時說，在認知盧作孚先生的過程中，他們夫妻二人的靈魂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淘洗。“這種對我們靈魂和道德的洗禮，自自然然就轉化成了一種潛心的思考和傾訴這種思考的欲望。”正是基于這種濃厚的“盧作孚情結”，金雨時希望《新民周刊》能夠還歷史本來的面目。記者與金雨時就盧作孚的生死之謎有了一段對話。不該被忘記的民族英雄多年來，盧作孚這個名字一直被紅塵紫霧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數國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個世紀后，這個名字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記憶》欄目之后，盧作孚其人其事才成為新世紀一個重要的“考古大發現”。盧作孚不僅是同盟會會員和四川保路運動的參與者，也是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和總經理，長江航運的一代霸主，風云一時的中國船王；更是抗戰初期可與后來法軍敦刻爾克大撤退相比的40天宜昌大轉運奇跡的策劃者和領導人，是為抗戰勝利立下赫赫功勛的政府杰出服務勛章和一等一級勛章獲得者。盧作孚不僅是一個實業家，還是民國初年“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理論家和實踐者，是北碚新城及其“經濟特區”和“文明社區”的策劃者和創建者，民間性西部科學院的締造者和首任院長，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拓荒者。進而，他還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及其文明轉換時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思想家，是產業、交通、文化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最早倡導者和勇敢的開拓者。他的著作《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及其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盧作孚不僅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更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不在個人的升官發財，不在家族、公司、地域的繁榮昌盛，而在于全中國的現代化新世界的創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不愿“在豬圈中蓋起個人的華堂”，而愿“在花園里搭建自己的茅屋”。
金雨時稱盧作孚是一個不該被遺忘，也是一個不可能被長久遺忘的人。難怪當年“識君之抱負，驚君之才，知君之心”的黃炎培先生，早就預言“幾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問諸水濱”。梁漱溟則在《景仰故交盧作孚先生獻詞》說：“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古之賢哲焉。”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抗日戰爭爆發后，盧作孚先生放棄了預定的歐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戰爭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親自指揮民生公司運送出川抗日的川軍部隊；他改變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態度，臨危受命，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副部長兼農產、工礦、貿易調整委員會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在武漢，兩個月內完成了所有兵工廠和鋼鐵廠的撤退運輸。1938年秋，武漢已淪陷，3萬多人員和10萬噸重要物資還滯留在宜昌。這10萬噸物資是苦難的中國兵器工業、航空工業、鋼鐵工業以及其他戰略配套工業的最后一點骨血，是抗擊日寇，軍火工業再生補給的最后一部分物資精華。如果不能及時轉運入川，不僅大后方的軍事工業重建將大費周折，而且一旦被日軍擄掠，后果不堪設想。然而此時通往后方重鎮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輪船的枯水期，情況萬分緊急。盧作孚臨危不亂，開創宜昌撤退著名的“三段航行”，指揮船只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將待運人員和重要物資在40天內全部運走。最早將“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是舉世聞名的中國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然而，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大撤退呢？相關報道顯示，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紐約市政府用9個月時間完成了世貿大廈南樓和北樓雙塔廢墟的清理，共運走了93萬噸坍塌大樓的物料。9個月93萬噸，月均10萬余噸，這和宜昌大撤退的40天10萬噸器材，3萬多人員的運量基本相當。問題在于，這是前后相差63年的兩大歷史事件，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機械施工以及運力裝備水平！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卻又是那樣千差萬別。
金雨時稱盧作孚是一個不該被遺忘，也是一個不可能被長久遺忘的人。難怪當年“識君之抱負，驚君之才，知君之心”的黃炎培先生，早就預言“幾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問諸水濱”。梁漱溟則在《景仰故交盧作孚先生獻詞》說：“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古之賢哲焉。”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抗日戰爭爆發后，盧作孚先生放棄了預定的歐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戰爭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親自指揮民生公司運送出川抗日的川軍部隊；他改變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態度，臨危受命，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副部長兼農產、工礦、貿易調整委員會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在武漢，兩個月內完成了所有兵工廠和鋼鐵廠的撤退運輸。1938年秋，武漢已淪陷，3萬多人員和10萬噸重要物資還滯留在宜昌。這10萬噸物資是苦難的中國兵器工業、航空工業、鋼鐵工業以及其他戰略配套工業的最后一點骨血，是抗擊日寇，軍火工業再生補給的最后一部分物資精華。如果不能及時轉運入川，不僅大后方的軍事工業重建將大費周折，而且一旦被日軍擄掠，后果不堪設想。然而此時通往后方重鎮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輪船的枯水期，情況萬分緊急。盧作孚臨危不亂，開創宜昌撤退著名的“三段航行”，指揮船只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將待運人員和重要物資在40天內全部運走。最早將“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是舉世聞名的中國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然而，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大撤退呢？相關報道顯示，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紐約市政府用9個月時間完成了世貿大廈南樓和北樓雙塔廢墟的清理，共運走了93萬噸坍塌大樓的物料。9個月93萬噸，月均10萬余噸，這和宜昌大撤退的40天10萬噸器材，3萬多人員的運量基本相當。問題在于，這是前后相差63年的兩大歷史事件，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機械施工以及運力裝備水平！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卻又是那樣千差萬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