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鈺的部落格

孫中山“振興中華”口號的提出振興中華,孫中山,口號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孫中山應是最受海內外全體華裔敬仰和愛戴的領袖之一。盡管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政治信仰不同，社會制度各異，但對孫中山的無比崇敬則一。孫中山之所以會受到全體中國人的敬仰和愛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熱愛，原因就在于他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國；在于他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在于他“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一生追求進步，為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貢獻了畢生精力；在于他熱愛和平，主持正義，光明磊落，天下為公，促進了人類進步事業的發展。除了這些，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率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將廣大中華兒女團結在這一激動人心的口號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進步事業前赴后繼。時至今日，這一口號仍然激勵著全體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1866年，孫中山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的一戶農民家庭。當時，中國正從一個獨立自主、領土完整的社會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使中華民族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中國之所以會從一個富強先進的國家淪落為西方列強凌辱的半殖民地，與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的腐敗、昏庸、賣國有很大關系。清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在它建立的前期也曾有過十分輝煌的“康乾盛世”，然而自18世紀下半葉開始，它逐步走上了衰敗的道路，吏治日漸腐敗，官吏貪風熾盛，盲目閉關自守。當西方列強打上門來時，清政府在堅船利炮面前連連受挫，以至進退失據，妥協投降，和列強簽訂了一個又一個賣國條約。因此，要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富強起來，就必須推翻腐朽的清王朝。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中發起成立了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興中會。在為興中會起草的章程中他明確提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這便是“振興中華”這一口號的由來。孫中山之所以能成為“振興中華”口號的提出者，首先在于他有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興中會章程》中寫道：“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堂堂華國，不齒于鄰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無痛心？”（《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1頁）在《致港督卜力書》中，他有力地揭露“政府冥頑”，“疆臣重吏，觀望依違”的時弊，同時強調“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頁）這些動情的語言，充分表達了一位愛國志士的滿腔悲憤和強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孫中山之所以要反對清王朝，進行革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國列強奴役和掠奪中國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的瓜分。孫中山一生經歷了無數挫折和失敗，但他能屢敗不餒，并從中吸取教訓，不斷前進。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孫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奮斗”、“救中國”，其愛國精神令人感佩。其次在于他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非常強烈。長期的國外生活（因革命被清政府通緝不能回國）和早年接受的近代教育，使孫中山對中國的貧窮落后有著非常強烈的感受，但他并未因此而有半點民族自卑感，更沒有絲毫拜倒在洋人面前的奴顏媚骨。相反，他始終對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充滿樂觀和自信，認為只要善于向西方學習，中國就能夠實現富強，不僅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強國，而且還可以“駕歐美而上之”。在《興中會章程》中，孫中山寫道：“以（中國）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雄，無敵于天下”，只要“舉國之人皆能通曉”和“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聯智愚為一心，合遐邇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頁）。他在1904年寫給美國人民的呼吁信中指出：“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頁）只有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滿懷深情的人，只有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人，才有可能在當時中華民族被西方人視為“劣等民族”的年代里，說出如此熱情洋溢的語言，憧憬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也才能響亮地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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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對日外交思想研究的創新之作民國,外交,思想,研究近年來，民國外交史的研究已經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圍繞著民國時期北洋軍閥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推進了民國外交史的研究。但是關于民國時期外交思想的研究卻略顯不足。近讀趙英蘭教授的新作《派系與外交——民國時期對日外交思想研究》，深感作者獨辟蹊徑，突破了以往只注重反日、排日、抗日傾向的思想研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民國時期不同軍政派系的師日、聯日、排日、反日、抗日以及媚日、投日、降日的外交思想，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豐富了民國外交思想史的內容。這是一部全面系統、不乏特色創新的力作。作者對各派系對日外交思想中的師日、聯日以及反日、抗日的愛國思想，給予以充分肯定。該書對資產階級立憲派提出的師法日本，變法圖強以便使中國走向自立自強道路，革命派聯合日本，以謀求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謀求中國最大利益等主張，并對其反日、抗日的活動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也為宋哲元“寧為戰死、不做亡國奴、奮斗犧牲、誓雪國恥”和“向日本打出前途”而喝彩，為李宗仁在國難當頭“焦土抗戰”的決心的而感動，為張學良深明大義，倡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振奮。該書對一切投降賣國思想和行為，予以無情的抨擊。作者對袁世凱為換取日本對其復辟的支持，與日本簽訂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賣國行為予以批判；對皖系與日本勾結，借助于日本力量排斥異已，制造國內混亂局面，以及借助日本力量實現武力統一的行為進行無情地鞭撻，指出這種聯合無異于與虎謀皮，得不償失。對于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與日本勾結、周旋的外交策略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民國是軍閥割據的時期，復雜的中國局勢，使割據一方的軍閥勢力為了保住各自的利益，在對日外交上也采取了相應的策略。桂系李宗仁為割據廣西，同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相抗衡，曾與日本頻繁交往，以實現“師夷長技以倒蔣”的目的，但是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李宗仁還是把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毅然斷絕了與日本的聯系，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奉系張作霖為了實現“君臨東三省”的目的，也曾經依靠日本，但是當日本的控制限制了張作霖向關內發展的時候，二者的矛盾凸現出來，張作霖思想中的反日、排日的動機，最終為日本人所不容，他慘死在日本人之手。宋哲元在對日態度上，也隨著蔣介石對他的態度出現過波動。作者對這些地方實力派在對日外交思想上的變化，依據歷史事實，進行了分析評價。對于蔣系集團對日外交思想，也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分析。作者對于蔣系和服務于南京國民政府派系的對日外交思想的評價，拋棄了以往對其聯日行為和傾向的簡單攻擊和謾罵，對其所處的形勢和不同歷史階段進行了客觀細致的分析。在批評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為反共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向日本妥協的同時，指出蔣介石也沒有完全放棄抗戰，而是隨著國際和國內局勢的變化，在處理與日本的關系上，也時而親善，時而妥協退讓。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深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蔣介石的對日外交也采取了強硬態度，特別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一面積極尋求國際援助，一面發表宣言，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并且與共產黨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中國國內全民抗戰的高潮。作者認為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思想有妥協軟弱的因素，但也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肯定了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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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破解《蔣介石日記》的謎面蔣介石日記,謎面,歷史,破解黃埔軍校初創時的蔣介石。辛亥革命后的約十年中，蔣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間，圖為此期間留影。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除宋美齡外，不提其他妻室。毛思誠輯蔣介石《日記類鈔》。其中有關于陳潔如的記載蔣介石在審閱時，均用墨筆抹去。等條件成熟的時候，希望日記最終能回到中國的土地上。—————蔣方智怡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照例在早上8點15分開門迎接讀者，和往日并沒有什么不同。從這一天開始，蔣介石日記正式于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內對外公開。有學者指出，這些日記不能完全看作是個人的東西，學者們都傾向于將蔣介石日記在內地存放。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也曾經表達過類似看法。這份日記于去年年底，由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交給胡佛研究所暫時保管，據稱合同簽訂的暫存時間為五十年。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他于3月23日同社科院近代史所另外一名研究員楊天石一同飛赴美國去閱讀了這些對外開放的蔣介石日記。據悉，這些公開的蔣介石日記是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日記。蔣介石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歷史上一直有很多的說法。專家認為，通過蔣介石的日記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更多面，更真實的蔣介石。但張海鵬也表示，對于作研究來說，光憑蔣介石的日記還不夠，“它只是部分研究資料。”謎面之一：兩蔣日記為什么在此時遠赴大洋彼岸？今年年初，當媒體報出兩蔣日記由蔣家后人交給美國胡佛研究所暫存的消息之后，愕然一片。但對于張海鵬來說，這個消息并不突然。早在去年，他就聽說蔣方智怡在和胡佛研究所商談暫存日記一事。但消息非常有限，雙方商談的內容、商談結果都進行得相當秘密。大約在今年2月底左右，日記暫存情況初露眉目，美國的媒體率先報道了蔣介石、蔣經國的日記由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正式暫存。同時蔣家人還授權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將部分蔣介石日記對公眾開放。此次“赴美”的蔣介石日記，包括蔣介石從1917年至1973年去世前兩年的所有日記（殘缺1924年日記），是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蔣介石日記手稿。除此之外，蔣經國從1937年到1979年的日記也同時“赴美”。如此重要的日記，為什么蔣方智怡選擇了胡佛研究所？兩蔣日記為什么在此時遠赴大洋彼岸？張海鵬表示，這個疑問目前事件雙方都不愿意透露。他只是了解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郭岱君在促成兩蔣日記赴美事情上，起到了橋梁性的重要作用。而郭岱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這一問題“還未到公開的時候”。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海鵬強調兩蔣日記只是由蔣家后人暫存胡佛研究所。“他們雙方簽訂了合同，據說合同中規定暫存時間為五十年。”張海鵬說。同時，也有一些媒體報道，這個合同比較靈活，蔣家隨時可以中止合同，將日記收回。“她（蔣方智怡）說過這些東西應該是放在內地比較好。”張海鵬告訴記者，蔣方智怡曾經這樣表達過自己對日記存放的看法。“這些日記不能完全看作是個人的東西。”張海鵬解釋道。謎面之二：為何缺少1924年的日記？現在的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里會吸引一些特別人的到來。有張海鵬、楊天石這樣的國內近代史專家，也有受日本《產經新聞》委托，專門前往美國研究日記的日本華裔。對外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只是所有日記中的一部分，即1917年至1931年14年間的日記（缺1924年日記）。張海鵬表示，1917年的蔣介石日記非常簡單，只是一些大事紀要。而從1918年到1931年的日記基本上是每年一本，日記用毛筆書寫，每天一篇，日記篇幅不長，每篇大約五六百字。由于日記所經歷的時間較長，部分日記的保存現狀并不太好，因此胡佛研究所將日記原件進行了縮微膠片處理。對外開放的日記則是用縮微膠片印刷的復印本，而非日記原件。張海鵬了解到，日記原稿被鎖放在檔案館內，兩把鑰匙保存在檔案館的館長和另一位館內的研究員手中，只有當兩把鑰匙同時出現，才能開啟。而到檔案館閱讀日記復印件的人不得對日記進行拍照、復印。只能用檔案館內提供的紙張抄錄日記，也不允許將筆記本電腦帶入檔案館，將日記抄錄到電腦中。張海鵬表示，首批公開的日記只至1931年，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會根據此次公開日記的效果，考慮是否繼續公開1932年至1945年或1949年的日記。而1949年之后的日記應該不會對外開放，蔣經國的日記也不可能對外開放。在公開的日記中，惟獨缺少1924年的日記，有人猜測這些日記可能遺留在南京。但張海鵬否認了這一說法，他表示，根據楊天石的研究，楊認為這些日記不可能在南京，而是應該全部毀掉了。“因為1924年是蔣介石非常左傾的一年，在當年的日記中可能會有很多他的左傾言論，而蔣介石本人可能不愿意讓人看到他的這些言論，所以可能后來把1924年的日記毀掉了。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日記單單缺少1924年的。”張海鵬說。他表示這只是一種猜想，事實是怎樣的目前還是一個謎。據悉，在公開的日記中，按照一般對私人日記的處理，蔣介石日記中一些涉及個人隱私、在世的他人的一些信息也被胡佛研究所做了相應的處理。張海鵬告訴記者，在他們閱讀日記的過程中，經常會有日記中的一些字、詞句或者段落被黑色的字條貼住。他猜想這些被貼住的內容可能就是涉及隱私的內容，“這些被拿掉的內容其實特別少。”有消息稱，這些被拿掉的內容，蔣家后人表示有可能在三十年以后對外公開。

蔣介石兩次推行簡體字蔣介石,簡體字早在1920年，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漢字。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又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系統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專家們的建議與主張，引起蔣介石的關注。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杰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說：“一些從事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比較積極，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確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只能逐步進行。”蔣介石贊成王世杰的意見，并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王世杰于是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黎錦熙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簡化1000余字的方案。王世杰認為簡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錦熙重新挑選三四百個迫切需要簡化的字報教育部審批。1935年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并通知各印書館。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蔣介石雖做了一些解釋，但戴季陶仍聽不進。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果然，在此后的3個月里，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雖然覺得戴季陶太過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沒辦法，蔣介石只得讓步，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1936年2月，戴又促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再次嘗試文字改革大約在1952年秋的一次國民黨宣傳匯報會上，蔣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說：“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我的意見，與在大陸時期一樣，先提出一個簡化方案，再提交到會上來討論。”為取得大眾的支持，蔣介石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在報刊上寫些文章造輿論。同時，臺灣當局的“教育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就在蔣介石又一次推動簡化漢字時，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突然站出來極力反對。他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并沒有什么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
胡秋原的主張得到臺灣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這個講臺，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一面寫文章向臺灣民眾闡述為什么不能簡化漢字。此后一個時期，胡秋原聯絡一幫人在黨內黨外利用一切機會，反對簡化漢字。蔣介石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孫中山創辦中國大學史料展吸引觀眾孫中山,中國,史料,大學,吸引地處天安門廣場西南角的北京29中學校內設置的《孫中山創辦中國大學及附屬中學史料展》，自1997年9月開幕以來，已有6萬多人參觀。展覽由北京市檔案館、民革北京市委等八家單位主辦，并幾次更新。1912年，孫中山為完成國民革命任務，培養建國人才，在北京(29中學校址)創辦了中國大學及附屬中學，宋教仁、黃興為第一、二任校長，孫中山自任校董。1925年中國大學遷出，附屬中學繼續留在原址。解放后，學校幾經易名，1952年定名為現名。4月23日，中國大學校友會在29中學舉辦校慶活動并倡議：落實全國和市區政協提案，在孫中山誕辰140周年之前，將29中學更名為北京市中山中學。……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蔣介石與蔣經國:不革命的父親與革命的兒子蔣介石,蔣經國,兒子,父親,革命清宣統庚戌年，即1910年農歷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豐鎬房的舊宅里，蔣經國降生了。溪口蔣姓的第29代子孫出世了，這無疑是一個特大喜訊。少時的蔣經國長得天庭飽滿，額沖鼻聳，濃眉大眼，方頭大耳，與其母毛福梅的長相十分相像。當時，蔣介石遠在日本，不能親嘗初為人父的樂趣，卻也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興。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盡管蔣介石不喜歡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蔣經國生母毛福梅。據曾任蔣家家庭教師的陳志堅(女)回憶說：“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他喊我姨娘，朝夕共處，非常親熱。他的儀表、性情像他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略無乃父童年的那樣頑態，惟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到了5歲時，蔣經國進入當地學校接受正式啟蒙教育，先拜當地周老夫子為師，后師從顧清廉，當時，蔣介石曾寫信來勉訓：“……在家當聽祖母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不可輕浮。讀書總以爛熟為度。”當然，還有一位恩師不能不提，那就是對蔣經國最重要，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塾師”——父親蔣介石。蔣介石讓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詩云”的傳統文化教育。盡管當地先生給蔣經國下了“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的評語，然而，蔣介石見兒子勤勉誠篤，始終認為“經兒可教”。江南在他所著的《蔣經國傳》里說：“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限制，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故紙堆里，有為人治事的指南針。蔣經國僅10歲，硬要他讀《說文解字》，寄給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說文》，并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讀《詩經》、《爾雅》。”蔣經國也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于《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復，就指定曾文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種書交給我讀，書里不但有父親親筆圈點、批語和心得，并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蔣介石希望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在蔣介石的影響下，蔣經國受傳統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但是，在學習之外，幼年的蔣經國更生活在父親和母親冷戰的夾縫中，他看到了母親在癡癡等待丈夫歸來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親對母親的一再背叛，從姚冶誠到陳潔如，不管是誰，都讓母親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蔣介石不愿意讓蔣經國繼續待在消息閉塞的鄉下，準備讓他跟著年輕的陳潔如學習，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雖然毛福梅一千一萬個不愿意，但蔣介石固執己見，無可奈何的蔣經國只得離開了最愛自己的母親，來到了繁華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規教育。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親的來信，從讀書到寫字，從日常生活到為人處事，樣樣關心。蔣介石也要求兒子勤于寫信，以便他了解情況，他說：“你每一星期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出來，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字，實在是很有益處的，切記切記。我寫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儲存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殷殷父子情，躍然于筆。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給了年輕的蔣經國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學生一樣，加入了反帝愛國的行列中，但隨即就被學校以“行為越軌”的罪名開除了學籍。當時進步學生都以赴蘇聯留學為榮，蔣介石也同意讓兒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鍛煉鍛煉，并希望兒子在國外“刻苦學習，鵬程萬里”。1925年，蔣經國先赴北平入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但沒幾個月，又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后便于1925年8月到廣州黃埔探親。當時黃埔軍校正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蔣經國加入這批留蘇學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遠東號”巨輪載著22名中國學生駛向蘇聯。這22名學生中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志、葉楚愴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剛、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當時蔣經國的心思很簡單，他要在這片冰雪大地實現紅色理想，只是沒想到，這一去就是13年之久。蔣經國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產黨。但就在蔣經國在異國學習革命理論的時候，卻沒想到自己的父親在國內背叛了革命，對曾經的同盟者進行血腥的屠殺。1927年4月12日凌晨，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來，包括蔣經國在內的所有中國留學生都驚呆了。人們疑惑了，蔣經國會有怎樣的反應？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隨即召開的學生集會上，蔣經國公開批評了蔣介石的“清黨”政策，宣布其對蔣介石的不滿和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報》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學學生對政變的反應的文章中發表了這篇演說的情況，“……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里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之后，蔣經國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譴責他的父親蔣介石是他的敵人。

內地學者解讀蔣介石日記蔣介,石日記,內地,學者,解讀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海鵬和楊天石是國民黨黨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自3月起，這兩位70高齡的學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附近租了房子住下來，一待胡佛研究所3月31日公開日記，就開始為期2個月的集中研究。楊天石對日記的史料價值評價很高：“它有助于進一步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從多個側面和細節完整地反映蔣氏為人。”在他看來，日記所表現的蔣氏似乎更接近于一個能力和性格有缺陷、思想也有局限的民族主義人物。比如這次公布的是從1917年至1931年的蔣氏日記，在這期間，蔣氏由一個上海灘的浪蕩青年追隨孫中山先生，辦黃埔軍校組織北伐，執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然后經歷“中山艦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分裂，蔣介石也由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代表一變為反共的軍事獨裁者。“這期間，他受到了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影響，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楊先生說。楊先生認為，盡管蔣氏受到周圍各色人物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可能制定并執行違背其初衷的政策，但蔣氏本人的思想，始終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參考消息》4.13）……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假如詹天佑沒遇到袁世凱袁世凱,詹天佑1881年，被清廷強令中途輟學的94名“留美幼童”，回國后境遇很慘，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學非所用。有篇介紹“留美幼童”梁敦彥的文章這樣寫道：“梁敦彥和同學們歸國后，以為在國外勤習八年，學到不少新知識，可以為國效力，誰知因他們未參加過科舉考試，沒有功名，處處遭官場白眼很難找事。梁敦彥幾經周折，才在天津電報學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喪，返回時，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狽。”與之相比，詹天佑算幸運，被湮沒七年之后，終有機會在鐵路公司當上工程師，總算學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發奇想，希望能坐火車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趕緊籌措修建這條只有37公里的“皇陵專線”，詹天佑終被啟用，迅速修筑完畢。說來有趣，這才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但路旁沒有任何人的銅像，甚至至今沒人愿意提及這個“第一”。也是在1901年，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沒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們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凱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彥當上京奉鐵路總辦，他的同學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北洋外交負責人，另一個同學蔡紹基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大學總辦，這是“留美幼童”中出現的第一位大學校長。就在這期間，詹天佑被袁世凱大力保薦為京張鐵路工程局總辦兼總工程師，使之完成了“中國用自己的資金、建筑自己的鐵路”的夢想。2004年，錢鋼、胡勁草著《留美幼童》一書，專辟一節，題“袁世凱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寫道：“一時間，一批學習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都成為袁世凱的骨干力量”，真是“烏云里忽然露出了陽光”。袁世凱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時之需而臨時起意，還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貫做法？檢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說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便在濟南創辦了山東大學，是為中國最早的省立大學。而后從1901年任直隸總督，到1909年被罷官回籍，袁世凱領導直隸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一萬多所，擁有教職工20多萬人。再說用人，有個進士叫梁士詒，被分配到直隸做候補官員，幾年過去，仍沒謀得個正式職位，郁郁不歡，終于鼓起勇氣求見袁世凱。袁問：“有何特長啊？”梁答：“我楷書很好，會教書，能寫詩。”袁說：“書奴伎倆罷了，你這種人，我屬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沒出息。”梁士詒聽罷，慚愧至極，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點迷津。仆人告訴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經濟人才。梁士詒賣掉衣物，遍購外交、經濟書籍，認真苦讀，揣摩領會，幾個月后，再次求見。袁問：“還寫詩呢？”梁答：“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識，已然更新。”于是談起外交和財政兩門學問，滔滔不絕，縱橫議論，很有新意。袁世凱大為驚奇，馬上聘請梁為財經顧問。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梁士詒乃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后來還曾做過國務總理。時人論袁世凱愛才，決不任人唯親，且全是務求實干之士，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門者，如過江之鯽”。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凱青睞，主持修建京張鐵路，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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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公布從更多的側面還原其完整面貌蔣介,石日記,面貌,公布斯坦福大學下屬胡佛研究所在3月底公布了蔣介石早年的日記，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胡佛研究所介紹說，這批日記是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生活的真實記錄，公布它們有助于完整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涵蓋內容極其廣泛胡佛研究所所長萊希安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說，這批日記是2004年12月由蔣氏第三代蔣孝勇的夫人蔣方智怡委托胡佛研究所保管的。這次胡佛研究所公布的日記，其最大特點在于“全”。“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沒有如此完整的保存。”萊希安介紹說，除了1924年的日記可能保存在中國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之外，這次公布的日記涵蓋了蔣氏在此期間的所有活動，而且1928年、1929年各有兩本，時間上還互有重復，參與日記整理的高級研究員拉蒙·邁爾斯（中文名字馬若孟）等人推測，這可能是蔣氏當年在不同地方頻繁旅行所造成的結果。此外，胡佛研究所的蔣氏日記是翻拍本，是由蔣介石自己手寫的原本先用35毫米膠片照相再印刷出來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狀態，這也是目前中國大陸、臺灣各自保存的抄本無法比的。一些人物評價被隱去萊希安說，遵照蔣氏后人的要求，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對日記進行了一些整理工作，日記本經過多年后，紙張已有損毀、發霉、筆跡不清、冊頁粘結、缺頁等狀況，為了避免進一步破壞，真本目前保存在特制的防腐檔案夾中。而在向學者們公布的翻拍本中，也隱去了若干內容，據稱其中一些是對當時人物的負面評價，蔣氏后人認為公布出來會對他們或其家屬造成不利影響。這些內容都標有“2006”的旁注以資區別，只有到2035年后才能公開。而1931年以后至蔣氏去世的日記，將在今后幾年內陸續公開。邁爾斯強調：“迄今為止所有的出版物都沒有準確反映出日記的內容，現在研究者們才有機會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日記。”為了保護這些翻拍本，胡佛研究所對前來研究日記的學者開出了很嚴格的條件：不許復印，不許拍照，不許帶手機，不許帶手提電腦，只準筆錄，而且公布、引用日記原文要獲得蔣氏后人的同意。來自臺灣的郭岱君是胡佛研究所兩位直接參與整理兩蔣日記的學者之一，她曾擔任李登輝時期的“總統府”“一局局長”，負責對外聯絡，其職位相當于“總統府”發言人。正是郭岱君本人動用自己在臺灣的廣泛人脈，說服目前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的蔣方智怡把兩蔣日記送到斯坦福大學保管。郭岱君說，蔣方智怡“做了一個勇敢和明智的決定”，讓兩蔣日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專業的檔案保存技術下“安全地保存起來，并且客觀、公正、公開地讓全世界的學者使用”。
有助解釋幾大歷史疑問目前，中國大陸也有兩名著名學者在斯坦福研究日記。其中，張海鵬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長、楊天石是近代所研究員，兩位都是國內民國史、國民黨史研究的權威專家。日記的年份，差不多涵蓋了蔣氏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到抗戰時的全部活動。期間發生了一系列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比如北伐、“中山艦事件”、國共由合作走向分裂、“四一二屠殺”、“九一八事變”等，作為這些歷史事件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的蔣介石，在日記中披露了多少歷史的秘密呢？著有《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書、對蔣介石日記研究功力最深的楊天石先生，在接受舊金山媒體采訪時表示：對大陸史學界而言，日記有望幫助解開幾個歷史問題。一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作為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對這一愛國運動表示熱烈支持。實際上日記顯示，直到蔣氏與蘇共矛盾激化之前，他對中國的一些愛國工農運動都有贊賞之意。二是上世紀20年代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1923年蔣氏訪蘇之后，對蘇聯、蘇共、共產國際的態度迥然轉變，由真心贊賞轉為懷疑、警惕和反對，這種態度越到后來越明顯。三是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國共合作的支持者轉變成反共軍事獨裁者的轉折點，當時國共兩黨的合作派人士都極度震動。現在披露的一些史料提出新的看法，日記可望進一步提供有關細節。四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事變前后，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異常憤怒，并以“倭寇”稱呼日軍。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走投無路尋靠山蔣介石拜師黃金榮內幕黃金榮,蔣介石,靠山,內幕,走投無路1916年5月陳其美被刺死于上海，蔣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靠山，在經濟上也開始拮據。他需要另辟門路，尋找庇護者，乃開始與張人杰、戴季陶、陳果夫等關系密切，并跟隨他們參加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活動，因投機失敗，背了一身債，處境十分狼狽。在被債權人逼得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決定離開上海，避債到廣州去投奔孫中山先生。因為債務所纏又缺乏盤費，就去找虞洽卿老板商量辦法。虞治卿當時在上海商界雖有地位，卻是一個賣空買空的“空殼老板、負債大王”，不肯做這種賠本錢的事情，就代蔣介石出主意，介紹他去投帖拜黃金榮為老頭子，一可以利用黃金榮牌子，去對付債權人，二可以向黃商借盤費。兩人商量定當，先由虞洽卿與黃金榮談妥并約好日期，并陪同蔣介石前去舉行拜帖儀式。這里先得來一個說明：按照安清幫投師拜祖的常規，普通一般的壓帖贄敬自幾十元至幾百元，最起碼的亦需5元至10元。若照當時黃金榮、杜月笙的身價，壓帖贄敬，至少是幾百元，甚至有幾千元的。贄敬越多，越受老頭子的看重。1928年我投拜黃金榮為師的時候，就花費贄敬200元，捐助造“四教所”款項500元，門房、茶房以及其他小帳300多元，總數超過1000元。拜師之前，要填具門帖經黃金榮允準方可。這門帖是由黃金榮帳房間印就的，約6寸長4寸半寬的淡黃色雙層摺子，里層印著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介紹人等，左角上還要貼上2寸的照片。舉行儀式的時候，所堂里點起香蠟燭，黃金榮坐在中堂，地上鋪著紅條，我跪在紅條上叩三個頭，算是行禮如儀。門帖由黃金榮秘書駱振忠管理，駱是上海人，經常辦公的地方在帳房間里，門帖也保管在帳房間櫥內，還備有一本名冊，經常可以查考。這是一般規矩。但是蔣介石拜黃金榮為師，卻是另外一種情況。虞洽卿到八仙橋鈞培里黃公館后，向黃金榮說明情由，要求錄收蔣介石為門生，黃金榮因為虞洽卿在當時商界地位高，勢力大，亦很想結交，所以對他提出的要求都無條件答應下來。又因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頭子的手續，第二天陪同蔣介石到黃金榮處時，只投遞了一張寫著“黃老夫子臺前，受業門生蔣志清”的大紅帖子，既沒有拜師應有的蠟燭、香，更沒有致送壓帖的贄敬。還因為黃金榮事先從虞洽卿處知道蔣介石的困難環境和拜師目的，同時也為了討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計較壓帖贄敬，還有心“慷慨”地贈送蔣介石旅費大洋200元，并且鼓勵他去廣州。分別以后，互不通訊，日久以后也就事過境遷，淡然若忘了。1927年，北伐軍從廣州出發，蔣介石隨軍回到上海，成為名震中國的北伐軍總司令。一天，唐嘉鵬陪了北軍某路司令王柏齡去拜會黃金榮(王柏齡，揚州人，與唐嘉鵬拜把兄弟，與蔣介石很投契，我曾親眼看到他與孫中山、蔣介石三人在肇和兵艦上合攝的照片)，黃因此知道蔣介石就是當年蔣志清，即是自己的門徒，又曾有恩于他，飄飄然引為自得，可以光耀黃家門楣了。
這時唐、王兩人向黃金榮提醒，蔣介石是北伐軍總司令，中國第一號大人物，如果說開去曾經拜過老頭子，于他面子有關，一定會觸怒于他，倒不如順水推舟。即以蔣介石過去用的是蔣志清名字，未曾舉行過儀式，又未曾“拉過場”(幫會收新門生或徒弟時，設宴請同門師兄弟及有地位的幫會中人，互相介紹關系，稱為“拉場”)，外面無人知道，叫黃金榮隱沒這段師徒關系，將門生帖子親自送還，說明過去只憑虞洽卿一人自說自話，井未接受過拜師收徒之儀，只是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蔣介石只承認黃金榮是他朋友，這樣定會使蔣感激，將來可以受用不盡。黃金榮聽之有理，就依計而行。當時托王柏齡代為向蔣介石請示，要求約定時間，前去晉見。一面關照帳房老駱(即筆者拜老頭子時黃金榮秘書駱振忠的父親，大家叫他老駱，名字已經忘記)將當初蔣志清的一張門生帖子檢出來備用。王柏齡辭行后，當日下午即打電話給黃金榮說是已與蔣總司令約好，準定次日上午11點鐘恭候大駕。第二天上午9點左右，王柏齡即到黃金榮家里，賓主在鴉片煙鋪上共吸上等煙土達兩小時，將近11點鐘方才由王柏齡陪同黃金榮去拜會蔣介石。黃把門生帖子送還給蔣介石，并說了昨天唐王二人教唆他的一番話，希望蔣總司令原諒海涵。當時蔣介石對黃金榮的這種誠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聲聲稱他黃老先生，并留他便飯。黃金榮對蔣介石熱情招待認為是畢生第一光榮，而蔣介石對黃金榮也別有用心，企圖利用黃金榮幫會勢力為他反革命效勞。至于這一次唐嘉鵬、王柏齡等叫黃金榮送還蔣介石門生帖子究竟是出于蔣介石暗示，抑或唐王兩人的主張，當時黃金榮未曾明言，但從經過情況看，很可能是蔣介石本人的意圖。黃金榮自送還蔣介石門生帖子以后，對于這件事就矢口不談，但與蔣介石的關系就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蔣介石一面勾結英、法殖民主義勢力，一面策動封建幫會分子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隊進行反革命大屠殺。他派楊虎、陳群去找黃金榮，由黃再召集杜月笙、張嘯林等定計設謀，以“中華共進會”名義，在上海各大報上刊登反共啟事，隨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襲擊工人糾察隊。黃金榮和杜月笙、張嘯林因為充當了蔣介石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鋒，事后得到了北伐軍總司令部不少勛章和各種獎勵，并給以顧問、參議等一類名義，成為上海“三大亨”，得到蔣介石的格外青睞。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臺成為流氓政客，又與戴笠結為生死之交，黃金榮坐地分贓成為老太爺。

斯坦福大學宣稱：蔣介石日記真跡本周末公開蔣介石,斯坦福大學,真跡,日記近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宣稱將于3月31日公開蔣介石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真跡。正在美國舊金山訪問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出席了新聞發布儀式。蔣家第三代媳婦蔣方智怡也出席了這一活動，并表示蔣家愿意公布日記，是希望讓后人感受蔣介石的理念。即將公開的蔣介石1917到1931年日記，就是他最早的一批日記手稿，當時的他剛30歲。日記將讓世人一窺從黃埔到北伐期間，年輕蔣介石的內心世界。斯坦福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馬若孟認為，1950年后，國民黨曾經陸續選編發行了蔣介石的日記，但與即將公開的日記真跡相比較，人們可從更可信的第一手資料中，更深入地了解蔣介石的內心世界和真實情感。研究及檔案保管技術一流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為蔣家保管著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日記原稿。目前已經先行完成了蔣介石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整理和技術處理，其余部分將在未來數年陸續開放。鑒于對蔣介石的尊重，蔣家保留了涉及其個人隱私的部分。（早報記者徐德芳）……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天津博物館收存《中華民國憲法》手寫本擇機展出中華民國憲法,天津,博物館,收存,擇機中新網2月11日電據今晚報報道，10日上午，天津市政協港澳委員曹繼信先生向天津市政府捐獻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手寫本。曹繼信先生捐獻的《中華民國憲法》，是1923年10月10日由其祖父曹錕任中華民國總統時頒行的，故又被稱為“曹錕憲法”。該部憲法手寫本長11.9米，寬0.93米，黃綾質地墨書楷體。共有13章，141條。其內容強調國家統一；國家主權屬于全體國民等。曹錕去世后，這件文物保存在其女兒曹士英手中。1984年曹士英病危時，將文物轉給了曹繼信，并囑道：在適當的時候，將這一珍貴文物交給國家。曹繼信先生認為，他今天的捐獻，不僅完成了老人的遺愿，而且有助于研究中華民族如何走向共和，以及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經過文物專家的鑒定，認為該文物流傳有序，品相完整，特點鮮明，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符合文物收藏標準。據悉，這件文物將由天津博物館保存，并在適當的時候對外展出。(記者劉靜華實習生劉佳)……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馮英子：“蔣介石叫鄭三發子”的始作俑者馮英子,蔣介石,始作俑者馮英子是著名的老報人和雜文家。1949年5月，夏衍等人在香港創辦了《周末報》，馮英子擔任該報的總編輯兼總經理。他曾和我談起過這樣一件事情：1949年《周末報》創刊不久，有人來投稿，說抗戰時期河南曾有一個人到重慶尋找蔣介石，說蔣介石是他的弟弟，此人名叫鄭二發子。蔣沒有為難他，只是叫戴笠把他遣送回鄉了。這就使馮英子想起他從上海到香港時，在船上認識了一位張大同先生。到香港后，他和馮英子同住在大道東的真教圍，兩人經常在一起大談“山海經”。一次，張大同曾向他談到過蔣介石幼年叫鄭三發子。張大同的話，佐證了馮英子收到的那篇稿子的事。于是馮英子就在《周末報》上撰文，把鄭三發子重慶尋兄的事情敘述了一遍，然后大發了通議論。后來唐人在他的《金陵春夢》里，便直接把“鄭三發子”和蔣介石畫上了等號。這樣一來，蔣介石究竟是奉化蔣肇聰所生，還是由河南許州（許昌）繁城鎮后鄭姓家的逃荒媳婦攜來的鄭氏之子，便成了讀者大感興趣的話題了。而沈醉在他所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也繪聲繪色地寫了一通有關蔣介石的哥哥鄭紹發從河南去重慶尋弟的離奇故事。其實，有關蔣介石幼年叫鄭三發子的始作俑者當是馮英子。所以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唐人先生那時候在《大公報》作秘書，《金陵春夢》中的這個故事，是從《周末報》上抄去的。”（《上海灘》2005年第11期）……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民國版《楊虎城言論集》現身西安楊虎城言論集,西安,民國新華網西安１２月１４日電（記者丁海濤）西安市一位收藏愛好者近日發現了一本上世紀３０年代出版的《楊虎城言論集》，此書由楊虎城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在陜西期間的部分講話組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這本書紙張泛黃且有所殘缺。封面是楊虎城將軍戎裝照片，正文用豎排繁體字記載了將軍的“言論”２９篇，另外有附件４篇，其中包括《元旦訓詞》、《告各界政見書》、《施政方針書》等。書中記述了楊虎城將軍上任伊始對三秦父老說：“于右任先生和關心桑梓的人對自己說，讓你到陜西，不是讓你做官，而是讓你為陜西民眾減輕痛苦，本人此次入陜，愿與大多數窮人同受痛苦，不愿與少數搗亂分子妥協”。將軍在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八項施政綱領，明確要救濟災荒、肅清土匪、澄清吏治、振興教育、整頓交通、興辦水利、免除苛捐雜稅、完成地方自治。在１９３１年《元旦訓詞》第一條中，楊虎城呼吁民眾“要竭誠維護和平”。此書收藏者說，這本書是他偶然在舊貨市場上發現并購回的。書的版權頁已經缺失，難以判斷確切出版時間和出版單位。然而據《陜西志·出版志》記載，創、終刊時間為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２年的《西安日報》曾印過《楊虎城言論集》，因此判斷其出版時間在１９３１年左右。楊虎城，１８９３年１１月生，陜西蒲城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１９２７年參加國民革命軍。１９２９年任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１９３２年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同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迫其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救國主張。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７日重慶解放前夕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時年５６歲。（完）……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陳遠：以李宗吾還原一段民國史陳遠,民國,李宗吾據陳遠介紹，本書約15萬字，主要以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社會變革，以及興起于其中的種種思潮為歷史背景和思想史背景，揭示李宗吾與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魯迅等文化大師之間隱秘的關聯，勾畫傳主李宗吾富有傳奇經歷的思想演變以及跌宕起伏的命運。作者試圖通過對李宗吾作品的梳理，敘述上個世紀初各種思潮（無政府主義、達爾文主義等）在中國民間的傳播進程。陳遠近年來一直關注中國近現代的文化生態變遷，曾編著有《逝去的大學》。本報記者高松攝在思想史里考察李宗吾與《厚黑學》新京報：你寫作《李宗吾傳》的契機是什么？為什么對李宗吾很感興趣？陳遠：我對李宗吾這個人發生興趣是在幾年前。最初還不是因為他的《厚黑學》，而是他的教育思想吸引了我。李宗吾的教育思想與主流看法不太一樣，他主張從傳統書院制度尋求借鑒，他提出的教育制度，是讓學習者能夠自主學習，最后的門檻就是考試，用考試來鑒定學習者的學習成果。這跟西方嚴格的學科制度有很大出入。同時期的蔣夢麟等人從美國留學回來，使得西方的教育模式占了教育的主導地位，而李宗吾的教育主張就顯得非常獨特，可以比較的還有唐文治創辦的無錫國專，也是在傳統的書院制度里尋找資源。由此，我對李宗吾這個人產生了興趣。還有一個契機就是我個人對于歷史的興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或者說歷史呈現給我們的只是一小部分，做歷史研究就是讓過去的歷史盡可能完整地呈現出來。《李宗吾傳》給了我這樣的一種機會，讓我去還原一段民國歷史。新京報：《厚黑學》曾經一度非常流行，但是學術界似乎一直忽略了李宗吾。陳遠：《厚黑學》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80年代就出來一系列關于厚黑學的書，但是很多都跟李宗吾的《厚黑學》沒有本質上的聯系，只不過借著厚黑學的名義獲得暢銷的可能，而且質量都很粗糙。上世紀40年代有一個川大的教授叫張默生，寫了一本10萬字的關于李宗吾的傳記───《厚黑教主李宗吾傳》，這本書把李宗吾一生的關鍵思想做了陳列，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作為開山意義上的研究李宗吾著作，那本書是我們無法繞過的。學術界對于李宗吾的忽略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是他的思想看起來不是那么“正統”，另一方面，李宗吾不是學院里的學者，沒有眾多的弟子傳承他的思想。新京報：相比以往大家認識到的李宗吾和《厚黑學》，你這本書能帶來什么新鮮的東西？陳遠：這本書，對于不了解李宗吾的人來說，帶來的當然是全新的東西，對于比較了解李宗吾的人，則是提供了新的視角，以前沒有人從這種視角研究過他。我是把李宗吾和《厚黑學》放在一個思想史的背景里去觀察，采取了新的視角來分析他。
《厚黑學》并不是提倡“臉厚心黑”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林語堂、吳稚暉、柏楊等人對李宗吾《厚黑學》的贊嘆之情，也提到了曹聚仁等人對這本書的鄙薄，你怎樣看待這種觀點的交鋒？陳遠：我不想去評判他們怎么看待《厚黑學》，要讓我說，我覺得李宗吾《厚黑學》的核心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是后來的學術界直到現在還時常掛在嘴邊的八個字。而且我還覺得《厚黑學》是個人主義是從傳統思想中衍生出來的個人思想的結果。個人主義雖然有一些必須加以警惕并需要批判的成分，但也要承認，其中也存在值得揚棄的內容。這些以往的評論都沒有說到過。我曾經跟朋友探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上不可能產生個人主義的因子，但是我不這么看，看看書中我的敘述，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新京報：這本書的小引中，你提到“至今仍有不少人依然奉‘厚黑’為自己的處世之道，還在內心深處依然供奉著這位‘厚黑教主’的牌位，殊不知，這恰恰違反了這位厚黑教主的本意。”你能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嗎？陳遠：很多人只是從字面意思上理解《厚黑學》，說《厚黑學》就是提倡“臉厚心黑”。而李宗吾寫《厚黑學》的本意并非如此。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來說，《厚黑學》的寫作背景是軍閥混戰時期，李宗吾以這本書針砭時勢，表達了他的激憤之情，這種看法林語堂表達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但是，沒有動搖的是隱藏在幾千年帝制后面的文化心理。李宗吾自己認為《厚黑學》的出現為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李澤厚曾說“這本書一定是暢銷書”新京報：你這本書計劃在新京報上連載，以往新京報上連載的書都是風格輕松的暢銷小說，你的書與這些小說的風格明顯不同，你覺得讀者的閱讀量會減少嗎？陳遠：你要問我我當然說不會，王婆賣瓜嘛。不過這本書和李宗吾本人確實都是相當有意思的。前一段時間我去李澤厚先生家里，說起這個事情。他說：“你這本書寫出來一定是暢銷書。”很多人都只是聽說過李宗吾，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宗吾是個什么樣的人。我想大概會有人關注吧。新京報：我注意到你在書中較多引用了李澤厚的觀點，他的思想對你寫這本書有很大的影響嗎？陳遠：我覺得可能不是這么簡單。我很早就讀過李澤厚先生的著作，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但是在寫這本書時，我并沒有刻意地把他的理論作為這本書寫作的理論框架，但是當我閱讀了很多的資料之后，我發現李澤厚先生的一些觀點跟我竟然是如此的契合！可能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他的影響吧。

宋慶齡最后遺墨：韜奮手跡宋慶齡,遺墨,手跡新華網上海１１月５日專電（記者趙蘭英）橘黃封面上，坐落著４個娟秀的字：韜奮手跡。這是原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的最后遺墨。由此，一段感人故事，拂去塵埃，走向公眾，讓人唏噓。１９８１年年初，上海韜奮紀念館整理和征集到一批韜奮先生的手跡，想結集出版。于是，委托韜奮夫人沈粹縝女士，請宋慶齡名譽主席題寫書名。宋慶齡欣然應允，但當時因病手抖得厲害，沒有立即書寫。沒有想到，宋慶齡病情日趨嚴重，臥床不起。５月１２日清晨，重病中的宋慶齡，叫服務員扶她起來，艱難地移到寫字桌旁坐下。頓了一會兒，她喘著氣，顫抖著手，拿起毛筆，在紙上寫下“韜奮手跡”４個字，簽上自己的名字和時間。１７天后，即５月２９日，這位偉大的女性，不幸與世長辭。宋慶齡與鄒韜奮，在生前沒有什么個人來往，但神交久矣。１９３３年１月，韜奮加入了由宋慶齡、魯迅、蔡元培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并被選為執委。１９３６年５月，鄒韜奮、沈鈞儒等抗日愛國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并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１１月２３日凌晨，國民黨政府逮捕了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史良、王造時等７人。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宋慶齡聞訊后，以極大的憤慨，投入營救活動。韜奮逝世后，夫人沈粹縝成為宋慶齡的摯友、座上賓。個人的品格與情感，常常體現在一些細小的事情上。重病中的宋慶齡，念念不忘的是老友的委托。當她明白自己無多日時，硬撐著病體，題下這４個字。而且，她怕寫得不好，寫了１張后，又寫了１張，以便選用。這部新出版的《韜奮手跡》，共收集韜奮先生７６件手跡，其中有題詞、書簡、文稿等等。戰亂，使得韜奮先生留給后人的手跡并不多。這部《韜奮手跡》，幾乎涵蓋了目前能找到的韜奮的所有手跡。手跡，往往又透著一個人的生命氣息。這部《韜奮手跡》，同時展現了２位偉人的手跡和友情，因此，彌足珍貴。（完）……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孫中山對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孫中山,人才,制度,貢獻,選拔孫中山對科舉制度的廢除也有獨到的見解。沿用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是在1905年廢除的。當時，廢除科舉的主要理由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對于科舉制度廢除的原因，目前學術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孫中山當時就說“往年罷廢科舉，未免因噎廢食，其實考試之法極良，不過當日考試之材料不良也。”他還說：中國歷代考試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超過現代的民主政治，“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這也就是說，廢除科舉制度，并不是說考試制度本身一無是處，考試制度是好的，只不過考試的內容不好。他主張剔除封建主義的考試內容，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精神和近代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技術作為考試的內容，是難能可貴的。孫中山對我國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之二，是提出了以考試權獨立為核心的文官考試的思想。這一思想的來源，不僅是深受我國科舉考試制度的啟發，也是對西方文官考試制度的借鑒。他認為西方文官考試制度優勝于其選舉制和委任制，并說：“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中國考試制度西傳后，美國的“政治方有起色”。但是考試只“用于下級官吏，并且考選之權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余游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救歐美法律、政治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并立，合為五權憲法”。他還強調：歐美也有人覺得“三權分立”有弊端，主張加上彈劾權和考試權，“可見五權分立之主張，非予個人之私見矣”。把考試權提高到與司法、立法、行政權同等重要的地位是1906年。同年12月2日，孫中山再次強調：“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是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設立考試院，是考試權獨立的重要標志，也是考試選拔人才的組織機構。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親自起草的《中華革命黨總章》里就規定了考試院的職權。1924年8月，孫中山公布并施行的《考試院組織條例》規定：中央設考試院，直隸于大元帥府，與行政權分離獨立。各省設立考試分院，舉行各種考試時，分設考試委員會，并得就各省酌劃區域，舉行巡回考試。孫中山對我國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之三，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廣州政府時期，制訂了文官考試的法規法令。出任臨時大總統后,孫中山即著手準備建立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文官考試制度。南京臨時政府貫徹了孫中山“考選之法”“網羅天下英才”的指示。法制局根據孫中山的命令，先后制定了《文官考試令》、《文官考試委員官職令》、《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委員官職令》、《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令》、《法官考試委員官職令》、《法官考試令》等六個考試法令草案，先后送呈孫中山。孫中山咨文參議院審查，對以上各考試法規草案進行議決。由于南京臨時政府存在的時間短暫，參議院沒有完成立法程序，以上考試法規草案沒有能夠頒布實施，但在中國近代人才選拔制度史上還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在廣州政府時期，孫中山多次指示：“用人當以資格論，實行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合格，不能做官”、要“厘定各種考試制度”。1924年8月26日，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孫中山發布命令，公布并實施《考試院組織條例》，共26條；又公布實施《考試條例》，共18章64條；《考試條例施行細則》，共18條。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梅州發現記錄孫中山葬事籌備的《總理奉安實錄》總理奉安實錄,孫中山,梅州,記錄中新網10月17日電據汕頭都市報報道，一套具有重要史料價值、76年前詳細記錄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及奉安大典整個過程的《總理奉安實錄》在梅州被發現。該書現為梅州市知名收藏家魏金華所收藏。由于該書印數少且為非賣品，只發給參加奉安大典的黨、政、軍要員，家屬及中山陵的護衛隊以作紀念，存書量很少，顯得異常珍貴。保存完好的《總理奉安實錄》為線裝本，分卷上、卷下二冊，尺寸為35厘米×24厘米，厚度約2.5厘米。書名為胡漢民所題。該書內容分為照片、記述、專載、附錄四大類，卷首冠以孫中山先生遺像、遺囑及奉安哀詞。卷上內容從凡例開始，之后是實錄目次、140幅黑白照片、記述、籌備經過、奉安紀實。卷下內容由中央迎梓宣傳列車紀事開始，之后是專載、誄文、祭文、賻贈、參加奉安代表人名、附錄之章則、職員奉安用費。結尾以于右任的《抄審計院復文官處公函二》結束。該書詳細實錄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及奉安大典整個過程，披露了民國政府黨、政、軍要員胡漢民、蔣介石、程潛、蔡元培、于右任、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張學良、馮玉祥等及孫中山家屬宋慶齡、孫科、孫穗英等在奉安籌備和奉安典禮中的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情，特別珍貴的是書中刊印了130幅實地攝影的活動照片及10幅南京中山陵陵墓設計圖及陵園全圖。(羅金良）……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從校歌看民國時期的大學精神民國,校歌,大學,時期,精神這是一首西南聯大的校歌，歌詞調寄《滿江紅》，聯大中文系羅庸教授所作。歌詞中的“仇寇”二字，原為“倭虜”，聯大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決定采用這篇歌詞作為校歌時，為含蓄起見，改“倭虜”為“仇寇”。余生也晚，十多年前在披覽西南聯大校史資料時才在無意中讀到這首在聯大校友中已傳唱了半個多世紀的校歌。許多文字看過了也就忘了，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讀到這篇歌詞時在我的心靈深處激蕩出的久久難以止息的波瀾。伴隨波瀾的起伏，我仿佛走進了那個漫天烽火的歲月，看到了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三大學府——北大、清華和南開的師生在“仇寇”炮火和硝煙中萬里南遷的身影，聽到了山城的皺褶里傳出的弦誦之聲，……我知道，這不是一首普通的校歌，它所書寫的不只是聯大自身的歷史，更是在顛沛、板蕩和亂離之中一代青年學子的擔當世運之氣。在那激揚悲壯的旋律里是難折的“壯懷”，是“舊邦”中的“新命”。后來，我又在不同的場合陸續地讀到其他一些大學的校歌，一樣的情懷，不一樣的旋律，共同組合成那個時代學子心中豪邁、壯闊的交響，其中的每一個樂章，每一個音符，都躍動著一種難以抑止的民族“新生”的渴望，一種青春生命中煥發出來的剛毅堅卓的精神，一種那個時代陶鑄而成的昂藏挺特的理想。并且，這種渴望、精神和理想全都化作了那個時代青年學子的向往、憧憬和追求，成為一代又一代校友心中最溫馨的集體記憶和共同語言，并融入民族歷史的血脈之中。當時我就想，如果把這些校歌匯集成冊，那該是多么動人的記錄！但是，我又想，這大概只能是一種奢望了，半個多世紀之后，山河猶在，人事已非，許多大學往事早已在俯仰之間化作了陳跡，到哪里去找回寄在已成逝波的那個時代深處的夢想，到哪里去打撈遺落在歷史汪洋中的碎屑殘片，到哪里去喚醒被塵封在冷酷的時光隧道中的校園記憶！就在我恍然若失的時候，我的同事馬軍先生給我發來一個郵件說，他已經網羅到一百多首民國時期的大學校歌，擬以“桃李芬芳”為題，分“國立篇”、“省立篇”、“私立篇”及“其他篇”，輯匯成冊交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為這部校歌集寫幾句話。不久，他就將已編好的書稿擱在我的書桌上。書中共輯錄了民國時期107所高校的校歌，既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北洋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同濟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等著名學府的校歌，也有持志大學、銘賢學院、內政部警官高等專科學校、達德學院等現在已不太為人所知的高校的校歌。雖還不能說已將當時所有大學的校歌都囊括以盡了，但就收錄在案的這107首校歌而言，已足以展現民國時期高校校歌特具的神貌了。
校歌之于它的學校，就如同國歌之于它的國家，它可以說是校園生活的現代圖騰。對大學而言，校歌不只是一串音符，一簇象征性的符號，更是一種靈魂，是大學精神的集中體現，并代表各該校的特點。它是由各該校的歷史傳統和辦學風格凝聚而成的，它的旋律縈繞、彌散著每一位學子心中的憧憬和夢想。因此，當時從教育行政部門到各高校，對校歌的編制都極為重視，西南聯大就是一個顯例。193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曾專門就校歌事發出訓令稱：“音樂一科，為陶冶青年兒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為六藝之一。現在各級學校教授音樂，取材雖未盡趨一致，但自編校歌，以代表各該校之特點，而于新生入學之始，則教之歌詠，以啟發愛校之心，影響至為重大。茲為考察起見，各學校應將所編校歌，呈送本部，以備查核。”仍未編制校歌的學校，必須抓緊編制，并限期呈報。這個訓令下達之時，聯大甫從長沙遷到昆明，開學還不過一個月，校舍、設備問題亟待解決，秋季招生即將部署，頭緒紛繁，無暇顧及校歌。10月3日教育部再次以訓令催逼，“限一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校歌、校訓呈報”。10月6日，聯大成立了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聘馮友蘭、朱自清、羅常培、羅庸、聞一多為委員，并請馮友蘭為該會主席。經過反復討論，到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員會通過了以羅庸作詞、張清常作曲的《滿江紅》為校歌的方案，隨即由校歌委員會具函向常委會呈報。7月11日，聯大常委會第112次會議決議通過，7月15日，常委會向學校各部門知照校歌通過事，19日備文向教育部呈報。從開始編制到最后通過，聯大校歌的編制過程前后竟持續了9個多月！此后，這首校歌便伴隨著聯大學子，每位新同學注冊后，都會得到一頁鉛印校歌，在校歌中入學，在校歌中成長，并永銘在聯大校友的“心版”上。其實，不只聯大如此，每一首校歌的編制過程都是慎之又慎的，只要看看這部書中的詞曲作者就知道校歌的制作是如何之慎重，以及校歌在校園文化中的份量了。詞作者有蔡元培、黃炎培、范源廉、張瀾、陳果夫、羅庸、葉楚傖、成仿吾、馬一浮、鄭貞文、唐蔚芝、王毓祥、蕭公權、陳瑜、易韋齋、汪東、熊慶來、馮滌塵等；曲作者有聶耳、李叔同、趙元任、蕭友梅、張清常、程懋筠、嵇文甫、唐學詠、閻紹璩、李抱恍、馮孝思、陳歌辛、沈心工等。這個名單當然不能說已囊括了那個時代所有最好的歌曲作者，但這里列出的部分名單就已大致可說是一時之選了。邀請名家為各大學校歌填詞譜曲，當然是希望通過他們手中的紙和筆抒寫出大學師生的心聲。

民國往事——買不斷的張季鸞民國,張季鸞朋友說我這個人是一個不會被金錢或物質所誘惑的人，這個評價太高，自己心里也不敢接受。我時常呆在家里，不出門去，是因為這個世界對人的誘惑力越來越大，面對許多我想擁有的東西，總是克制不住自己，就想著為金錢去奔忙，出賣自己，滿足物欲；可心中還有一點不甘心，有些屬于心靈的東西不愿遭受蹂躪，于是將自己躲藏起來，“躲進小樓成一統”去。張季鸞（1888－1941）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之一，《大公報》“社論”總主筆，其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辦報方針及其身體力行著稱于世。九一八事變以后，《大公報》每天一篇“社論”，均由張季鸞執筆，一篇三千字的社論，在深夜12時至凌晨1時之前，不用一個小時就寫完，其“社論”思路清晰，透徹時事，文筆犀利，傳誦一時。張季鸞敢說敢言，針砭時事之論不免“不合時宜”。1932年5月5日，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滬停戰協定》，暫時結束了“一二八”事變以來的軍事對抗，葉楚傖準備對國內報刊進行整肅，王正元在《監聽專員見聞錄》一書中談到了關于收買張季鸞一事的過程。宣傳部長葉楚傖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秘密小組會議上就國內外報刊言論作了陳述，與會者一致認為《大公報》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其言論常使政府尷尬、畏懼。會議決定用金錢收買張季鸞及其《大公報》，從五萬元一直升到十五萬元方一致通過，當時物價每石（120市斤）米價約4元，十五萬元可真不是一個小數目了，可以買450萬斤糧食，按現在的糧食價格換算，相當于人民幣約700萬。某日，凌晨1時許，總務主任到張季鸞辦公室，遞上一張15萬元的交通銀行即期匯票，收款人是張季鸞，匯款人是國民政府文官處。王正元說，當時張季鸞就把還沒下班的編輯部人員統統叫到總編室，拿著這張匯票就侃侃而談，在“文人要窮，文窮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大公報》要堅持十二字辦報方針”等等言論之后，命總務主任將匯票退回。張季鸞雖然未被收買，其人依然為政府所用，蔣介石常通過陳布雷約其晤談，討論時事，并時常電話咨詢，王正元在電話監聽中常聽到蔣介石稱其“季鸞先生”，可見蔣對他的尊敬。1940年，蔣介石命陳布雷寫一篇《告日本國民書》，陳推薦張季鸞執筆。張季鸞以日本風格及日文于病榻寫成，洋洋灑灑近萬言，蔣介石閱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飛機撒向日本主要城市。張季鸞于1941年病逝，國共兩黨均發唁電，以示哀悼。張未任政府公職，不便國葬，政府以國葬待遇舉行“公葬”，其葬禮盛況空前，為新聞人葬禮之最。一個報人，得如此待遇，并在中國新聞史中占有重要一席，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少數，因而，尤其顯得珍貴！如果有一天，張季鸞先生不再因為他的新聞人品質成為我們感嘆的話題，我想，這也是他真正能安息的一天。《江南時報》(2005年07月31日第十六版)……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