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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丹死得蹊蹺——且看毛XX周恩來怎么說！毛XX,周恩來,劉志丹劉志丹死得蹊蹺——且看毛XX周恩來怎么說！[史海鉤沉]1942年劉志丹犧牲六周年，毛XX題詞：我到陜北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革命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炎黃春秋》2000年11期載傅國涌《劉志丹的悲壯人生》寫道：“毛XX的題詞中說：‘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細節已無從了解。”事隔七十余載，詳情細節固然難以追尋，但周恩來卻早已給人們留下一個說法。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五十八輯，曾經刊載中共建政后于1950年代曾任中人民共和國第二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曹瑛所撰《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一文,其中寫道：“周恩來同志跟我說過，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務，寧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沖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致于犧牲。”（引自該書第11頁）按：曹瑛于1941年10月奉命從重慶回延安，據稱先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協助秘書處處長王首道，“主要負責黨的機密”，并與王首道輪流“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做記錄”。1944年11月王首道隨三五九旅南下，由他接任秘書處長。曹瑛是在敘述1942年延安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搞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時提起周恩來對他說過的這番話的。盡管曹瑛文中沒有交待周恩來于何時何地、在什么具體情況下談起劉志丹之死，但是，他在重慶工作時應該就在周恩來身邊，周恩來會對他說這樣的心里話（甚至是“私房話”），亦在情理之中，想必決非“杜撰”吧！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朱德一封電報竟嚇退胡宗南大軍胡宗南,朱德,電報,大軍朱德一封電報竟嚇退胡宗南大軍[史海鉤沉]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內稱:“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致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收到這份電報，我心里一驚，送給胡宗南。他看了兩遍，又讓我念了一遍。他皺起眉頭，說:這一手，厲害。接著提出兩個問題:是誰泄的密?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準備，不改常態地說:應該查明是誰泄密。從朱德的電報看，“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可能由于“彈糧運輸”有所暴露。但共產國際解散，委座不許公開評論。“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是委座親自掌握的絕密行動，胡先生只讓西安有關人員和參戰部隊師長以上將領知道，絕不會“道路紛傳”。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給共產黨。也許有共產黨間諜混進來。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問:你看怎么查?我說:請胡先生指定專人，將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這一機密的人，包括我在內，列出名單，秘密審查。表面上若無其事，不要打草驚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從現在起，就不要讓涉嫌的人參與機密，特別不要讓他們知道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給共產黨。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屬的特務頭子劉大軍找來，我退出。在這種場合，胡一向不讓第三者參加。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將朱德的電報廣為宣傳。當晚，胡宗南召集參謀長等有關人員開會，照常讓我出席。會上，胡未提“是誰泄密”的問題，只提“這一仗打不打”的問題。有人主張照打，理由是:委座對共黨的研判完全正確，不應坐失良機，加之陜北兵力空虛，正規部隊只有三五九旅一個旅，連年開荒，已失戰力。出動五個軍，可迅速殲敵，完成任務;有人則主張暫緩，理由是:隴東“暴民”是烏合之眾，第三十八集團軍進剿近月，尚未報捷，對陜北之敵更不可輕視。朱德的電報使事機敗露，如日軍聞訊，乘機渡河，難以收拾。現可按兵不動，聽候委座指示。胡宗南作結論。他說:不能坐待指示，應為委座分憂勞，我們要主動提建議。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采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如仍按原計劃進行，不但日軍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會受到盟邦責難。委座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盟邦對國軍期望很高，可惜國軍長期未打勝仗。共黨早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有他們抗日。此時進軍陜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他讓參謀長據此起草給蔣介石的電報，送他核發。他核發時，還參照我的意見，作了些修改。1943年7月7日，蔣介石電復胡宗南，同意罷兵，但要查明有無“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劉大軍報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兩件:(1)6月12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張滌非召集9人開會，通過文件，要中共隨共產國際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發出電訊說，西安文化團體開會，致電毛XX，叫他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割據”。胡宗南大罵張滌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劉大軍經胡批準，將兩個“匪諜”嫌疑犯送西安勞動營關押。這幾天我未單獨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將上述情況告知王石堅。摘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五四運動過去91年了，現在來回顧它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過去91年了，現在來回顧它，仍然有許多可以叫人深思的地方。五四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運動，它開啟了中國歷史的許多進程，比如啟蒙，比如救亡，比如自由，比如革命，等等，等等。五四，我們請了兩位先生，一位姓德，學名叫民主；一位姓賽，學名叫科學。我們覺得兩位先生會天然的結合在一起，其實他們兩個之間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協調，他們有一致之處，也有矛盾之處，有時還比較尖銳，一句話民主與科學間也是有必然的矛盾的。民主是一種機制，是多數人的統治，或者是不經他人同意無權統治他人。民主強調多數人的意見。科學則是一種道理，是真實，是真理，或者是經過實證和證實的真理。實證或證實沒有說事實上也不可能一定要經過多數人的同意。比如一加一等于二吧，科學說，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專治等于二，獨裁等于二，仁義等于二，惡毒也等于二，而且從古至今都等于二。但是民主說，那不行，等于幾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公正地投票，投票的結果等于幾就等于幾。這就是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分歧。科學意味著朝向正確的目標勇敢地前進，并且要敢于向錯誤進行斗爭，不僅如此，科學真理還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這樣如果我們服從于科學的統治，有時候也就意味著服從少數人的統治。民主不一定導致正確的結果，當科學劈波斬浪的時候，民主做了看客。當科學的火氣為民主勸住的時候，情況才開始好一些。依我看，二十世紀的一些不好的事，正在于我們只是請了兩位先生，而沒有顧及他們間的隱私。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不過是一個表象，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科學壓倒了民主。健全的法制不僅有多數原則，更要有少數原則。多數原則是凡事之決定要以多數為準，少數原則是少數要有堅持的權利并受到保護。多數原則就是民主，少數原則就是共和。有人總是大談民主，卻很少討論共和。有時候，共和思想比民主思想更有價值，共和體現的是共治，不能以一方的意見為準。沒有共和，民主也會可怕；沒有民主，又誰與誰去共和呢？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說就是少數，卷進了那么多的人，又怎么能是少數呢？但它絕對是沒有貫徹少數原則，不從眾的都打倒了，也就打倒了民主本身。有人認為民主最難，其實民主是不難的，共和才難，因為再獨斷的領導，如果他不愚蠢的話，也不會傷及大多數，或者靠蒙蔽而不傷及大多數，而不會直接對抗大多數。所以多數原則不難，少數原則才難，因為多數人會漠視少數人。有人認為民主就會帶來自由，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著名的賽亞·柏林，也就是《自由四論》的作者，英國現代思想家，曾經明確地說過：“自由就是自由，自由既不是平等，也不是民主。”理解這一點很重要也很簡單，當社會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時，怎么會有個人的自由呢？多數人并不會自動保護個人的自由，所以民主不會自動帶來自由。有人認為自由就會帶來民主，這其實也是一種誤解。因為，有一種自由與科學有關。有一個曾經非常著名的觀點：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所謂必然，就是規律，是科學，是真理，是正確。按照柏林的觀點，這種自由叫做肯定性自由。肯定性自由帶來的不是民主，這一點有許多歷史的例證。當然，自由還有一種，就是不干涉別人，也不被別人干涉。這種自由叫做否定性自由。顯而易見，否定性自由也不會帶來民主。所以自由有兩種，都與民主無關。有人覺得只要民主，他的意見就應該被采納，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如果民眾意見不被采納，那不會有民主，但是如果某一單個民眾的意見必須被采納，那也就等于否定了民主。一個健全的社會，共和、民主、法制、自由、科學都要在其中發揮作用，哪一個因素都不能走向主導。所以回顧五四，仍然有許多東西值得回味和深思，科學與民主的沖突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1938——1942林彪在蘇聯神秘的四年林彪,蘇聯,神秘1938——1942林彪在蘇聯神秘的四年2010年5月7日林彪與共產國際1938年冬，林彪到蘇聯治傷，直到1942年初才回國。從俄羅斯公布的檔案資料看，林彪在蘇聯期間除了治傷之外，還參加了共產國際有關中國問題的工作。特別是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就如何處理國共關系危機，林彪兩次提出書面意見，并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面談，對共產國際的有關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林彪的意見，現在看來，有一些是正確的，也有不少是錯誤的。他在共產國際的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產國際解散的內在因素。第一次接觸：向季米特洛夫匯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林彪到蘇聯后，和共產國際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匯報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并轉交了全會的文件。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進行了15個月以后召開的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毛XX在全會的總結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結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名義致電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報告了會議的主要情況。但會議形成的各種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產國際。同時，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據王明稱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對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產國際解釋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具體執行情況，而林彪恰在會議結束一個多月后到蘇聯治傷，便承擔了這項任務。在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會見中，林彪匯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召開中共七大的決定。此外，林彪還匯報了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后方部隊以及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人員數量、經費情況，并談了面臨的經費、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難。就在林彪到達蘇聯之際，國共關系出現了惡化。國民黨于1939年1月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會后，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產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從1938年冬開始，國民黨在陜甘寧、華北、山東、華中等地不斷制造反共軍事磨擦，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后方機關，殘害共產黨員、干部、戰士和當地群眾。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新的危機。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過烏魯木齊的電臺轉發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通報了國民黨的反共動向。5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和季米特洛夫、曼伊爾斯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告知：“5月底將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六中全會以來由于國內和國際局勢發生變動和變化而出現的當前的政治形勢。”并說：“在隨后的電報里我們將開始向你們定期通報國共關系、軍事形勢、八路軍和新四軍狀況、中共在全國的活動問題。”電報請求共產國際給予指示。共產國際成立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林彪名列其中5月20日晚上，任弼時、林彪到季米特洛夫處談中國問題。這說明，林彪開始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活動。這次會見，議定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會議的建議。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據同任弼時、林彪議定的建議內容給中共中央回電，認為：“現在，當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國內展開破壞活動，汪精衛與日本人進行談判時，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可能投降，可能出現新的慕尼黑。因此，黨應該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對在蔣介石周圍、國民黨內外和軍隊的投降派。”具體策略為：“黨應該更加緊密地聯系愛國進步人士以及廣大的國民黨黨員，和他們一起依靠人民群眾，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還特意強調：“動員群眾，加強國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爭的最好方式。在開展反投降斗爭，公開揭露反共運動的叛賣性質的同時，黨不應給人提供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口實，而要不顧一切千方百計地擴大和鞏固民族戰線。”5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干部部部長古利亞耶夫報請曼努伊爾斯基批準，成立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由共產國際執委會干部部高級顧問莫爾德維諾夫領導，成員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6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了小組的工作計劃。7月5日，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該小組改為中國問題小組。莫爾德維諾夫在7月8日的小組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中共的報刊總是過分強調國共兩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同等地位、國共兩黨領袖即蔣介石和毛XX的同等地位，過多地描寫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和邊區的擴大；在處于國民黨政府影響之下的那些地區的群眾工作，總是帶有爭奪對群眾組織的領導權，而不是擴大和鞏固已存在的由國民黨領導的組織、工會、“三民主義青年團”。對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所說的停止在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下工作，莫爾德維諾夫認為這意味著在全會之前，中共進行過這種工作。并認為如果這樣的話，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錯誤。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導致了“三二○事變”。莫爾德維諾夫提出，如果蔣介石今后繼續抗日，并且沒有與敵進行勾結的條件，中共就應該竭盡全力幫助蔣介石，在這場戰爭中堅決支持到底。共產黨在政府中和在國民黨中地位的加強，不僅不能加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而相反，會削弱抗戰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地主和將軍們，都是準備參加和將參加抗戰到底的。但如果他們面臨選擇，是要共產黨人還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將會動搖。很多人會選擇日本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選擇共產黨人都只能是少數。這就是說，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政策應該是不使人提出這些問題。對于頑固派提出的取消陜甘寧邊區的問題，莫爾德維諾夫認為，邊區的存在違背了中國的法律，它不會加強中國共產黨，而會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邊區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曾經發揮過很大作用，但現在起著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強，而是在削弱民族統一戰線。那么，就應該取消它，或者根據這樣的原則改組它。日本隨時都可以占領這個地區。莫爾德維諾夫關于中國統一戰線問題認識錯誤林彪表示反對莫爾德維諾夫關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意見明顯是錯誤的，是十足的右傾觀點。雖然這只是他個人的觀點，但其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高級顧問，是會影響一些人的，說明在共產國際內確有一部分人，對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確的認識。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的發言中指出：蔣介石會繼續同日本作戰，但取決于外國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戰的情況，如果遭到挫折或失敗，或者其周圍的人或英國壓迫他投降，他就會動搖。我們應該集中火力反對投降派和媾和運動，清除各種失敗主義情緒，反對投降派，孤立國民黨內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們從民族統一戰線的隊伍中清除出去。任弼時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合作出現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個統一戰線聯合了各種不同的、相互對立的和敵對的階級。國共合作不可能沒有磨擦。因為這兩個政黨之間打了十年的仗。國民黨和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發展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實現。針對頑固派提出取消陜甘寧邊區問題，任弼時表示反對。他指出：如果取消邊區，國民黨還會向我們提出更多的要求，還會要求取消八路軍和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中共中央就無處安身，過去蘇維埃運動的經驗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戰地區就不能對全國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取消邊區就意味著國民黨軍隊開進這個地區，改組邊區政府，把分得的土地還給地主，共產黨逐漸喪失所有過去的成果。中共中央決不能遷往重慶，因為那里不能保證自由。同時，中共在那里沒有地方創辦學校，培養干部，特別是黨的干部和游擊隊的干部。林彪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作了較長發言，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在戰爭中得到鞏固。越是頑強地繼續抗戰，統一戰線就會越鞏固。在兩年的戰爭過程中，中國軍隊的戰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也增強了。以前許多中國人懼怕日本人，而現在這種恐懼感大大減少了。關于國共磨擦問題，林彪贊成任弼時的意見，認為國共磨擦和沖突是不能徹底根除的，中國共產黨有實力，它才有資格與國民黨談統一戰線問題。應該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沖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讓步來調節沖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則他們就會得寸進尺，要求我們取消邊區，然后取消八路軍，再后取消共產黨。有時，以磨擦反磨擦會取得積極的效果。講到這里時，莫爾德維諾夫插話，要求林彪舉例說明。林彪以山東國共軍隊磨擦為例，說：“一開始我們避免發生沖突，但他們卻更加猛烈地進攻我們。后來我們決定消滅他們，結果由三個團組成的這支隊伍變成了三個連。此后他們老實了。后來日本人進攻他們，他們沒有退路，我們就接收了他們，并讓他們駐扎在一個最可靠的地區，這樣他們對我們的態度也變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贊同任弼時關于陜甘寧邊區命運的意見，認為取消邊區弊大于利：第一，取消邊區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強團結。盡管可能由于邊區的存在而產生磨擦，但同時它也在推動國民黨去抗日。若是取消邊區確實能鞏固統一戰線，那當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達到兩黨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頑固派就會更加趾高氣揚。莫爾德維諾夫擔心地問：“如果邊區被日本人占領，那么，我們的機關、學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丟失，那會怎么樣呢？”林彪回答：“這一點早在去年（日本人進攻邊區的時候）我們就預見到了。我們已經準備了一個地方，儲備了糧食，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將黨政機關轉移到事先準備好的地方，而這個地方離這些馬氏將軍的駐地更遠些。”林彪在中國問題小組會上的發言支持了任弼時的意見，形成了與會的中國同志與小組領導人莫爾德維諾夫在如何制止國共磨擦、鞏固擴大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截然不同的意見。莫爾德維諾夫于8月19日寫給季米特洛夫關于中國問題小組工作結果的報告中，雖然在許多問題上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但關于陜甘寧邊區問題，不得不承認“陳林（即任弼時——筆者注）、林彪和毛澤民同志在發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這個地區對中共中央和分布在這個地區的那些學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們認為，[中共]中央駐扎在重慶是不安全的。駐扎在八路軍或一般的日軍后方，通訊聯系就會遇到困難，中央的活動也會受限制。”任弼時、林彪以及其他中國同志的意見，對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如何看待國共磨擦和中共關于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應該是起到了作用的。皖南事變后，林彪與共產國際交流提出3點建議1941年1月上旬，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季米特洛夫發去電報，報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被國民黨軍重兵包圍，“有被徹底消滅的危險。”同時還報告：“蔣介石派出20多個師，對我軍在江蘇、山東、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擊根據地展開了廣泛的進攻。他們準備在全國實行大逮捕和大屠殺，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表示：“我們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給予蔣介石所實行的這種廣泛的進攻以有力的反攻。”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立即同蘇聯領導人緊急磋商解決國共合作危機的辦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的意見。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結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將任弼時調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最高級別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參加中國問題小組，討論過當時的國共關系問題，于是季米特洛夫將有關情況通報給林彪。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談了他對皖南事變后中國時局的看法。林彪信中認為，蔣介石暫時還不會發動內戰。理由是：中國十年內戰時，共產黨的力量比蔣介石小得多，但國民黨未能消滅共產黨和粉碎它的武裝力量。現在國民黨要對共產黨發動內戰，這意味著蔣介石必須動員比十年內戰時期多得多的力量。這個他做不到。在國際上，美英希望借中國人之手繼續對日作戰，從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進。因此，他們不希望中國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國共分裂，而是爭取限制共產黨人的活動和消耗他們的武裝力量。林彪認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國民黨采取違背國家利益的行為，他們經常這樣做，對皖南新四軍的襲擊就有可能意味著采取試圖實行分批殲滅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策略。其二，發生美日戰爭，日本為了戰勝美國，可能對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而蔣介石從對日戰爭中騰出手來，會把其力量用到對付共產黨人上。至于國民黨頑固派為什么選擇新四軍皖南部隊作為襲擊對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軍活動的地區是國民黨在1927年執政后的基地。無論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還是外國帝國主義者，都怕新四軍在群眾中的影響增大。新四軍皖南部隊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系統中最薄弱的一環。它一方面面對日本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面面對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它離開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同時不排除這種可能：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也是發生這次武裝襲擊的原因。關于國民黨頑固派為什么選擇在1941年1月發動皖南事變，林彪認為是因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勢在1941年初召開七大，國民黨頑固派認為如果他們在這個時候發動對新四軍皖南部隊的進攻，共產黨就沒有能力組織反擊和開展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因為地方黨組織的主要領導參加黨的代表大會都不在。對于中共在皖南事變后應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點建議：1.繼續展開政治攻勢。必須廣泛地向人民說明，國民黨頑固派在挑動內戰。要證明，內戰是向日本投降的橋梁。向日本投降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滅亡，把中國變成殖民地，把中國人民變成殖民主義的奴隸。舉行群眾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傳手段，喚起千百萬群眾和國民黨進步人士反對內戰，反對策劃旨在阻止人民進行抗戰的挑釁性武裝行動。2.在軍事方面實行防御，但不放棄局部進攻，以向群眾表明，我們在盡力避免內戰。同時在確有把握取勝的情況下，不放棄武裝反擊，教訓不自量力的內戰挑撥者。實行這些舉措都要從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的需要出發。3.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談判，爭取實現中國共產黨的12條要求。如果在談判中國民黨要求新四軍撤出長江以南地區，在換取另一個更為有利的地區情況下，可以同意。林彪認為，在一些中共組織的共產黨人當中和中共一些領導人那里，有過“左”的錯誤，致使國共關系變得更加緊張。如1937年底，當國民黨部隊從華北撤退時，八路軍的某些負責人就曾傾向于解除國民黨撤退部隊的武裝。這被預先制止了。當國民黨軍隊處境危險時，我們的部隊不是始終向它們提供援助，而主要是關心自己影響的擴大和部隊人數的增加。季米特洛夫對林彪的意見非常重視，并將林彪的信轉給斯大林林彪強調指出：在我們的同志當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讓步。他們很難作出妥協。林彪還說，中共著力于敵后分散的游擊戰，而不是正規戰。他曾不止一次地請求中央允許組織對日本人的有力打擊，但沒有得到任何答復，只好自己主動在平型關進行作戰。盡管平型關戰斗中部隊有很多犧牲，但這次勝利決定性地改變了當時在華北形成的危機局面，結果中國人民頌揚我們軍隊并堅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說：這就是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這次戰斗作為宣傳鼓動的資本。在我們的所有文件中只舉出這次大的戰斗，而進行這種戰斗的機會在過去和現在還很多。而這種戰斗，無論對于贏得蔣介石的抗日立場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還是贏得八路軍作為中國抗日軍隊之一的聲譽，都是有必要進行的。對于上述批評，林彪聲明是個人意見，建議共產國際在“評價與襲擊新四軍有關的事件時，應該考慮到這一點”。林彪這封信，判斷蔣介石還不會發動內戰，提出應采取的三個策略，以及對國民黨頑固派為什么發動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圍攻的分析，都是正確的。但是，他認為一些共產黨人和一些中共領導人堅持不進行正規戰，而是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壯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據地的策略方針，犯了“左”傾錯誤，致使國共關系變得更加緊張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對共產國際正確判斷國共關系產生了不利影響。這也反映了林彪與中共中央制定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的分歧。季米特洛夫對林彪的意見非常重視，于2月7日將林彪的信轉給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等蘇聯領導人。皖南事變后，蔣介石于1月17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通令，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并將葉挺提交“軍法審判”。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毛XX在會上發言說：國民黨最近消滅皖南新四軍，現在又公開宣布取消新四軍，這表明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大破裂的決心。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指出：“這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之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國民黨現已公開宣布新四軍叛變，葉挺交軍法審判。國民黨這一政治步驟，表示他自己已在準備著與我黨破裂，這是七七抗戰以來國民黨第一次重大政治變化的表現。”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變后致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變了上一封信中蔣介石暫時還不會發動內戰的判斷，認為中共中央關于目前階段中國的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判斷是有根據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國民黨有可能違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產黨決裂，進行內戰。鑒于此，他提出黨的政策、軍事戰略和戰術、同政治黨派的關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變。但在新的內戰時期，黨不應回到以前的內戰中，即在蘇維埃運動時期所實行的政策上，而要實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須同出賣群眾利益的中國大資產階級作堅決斗爭。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依然進行爭取中間階層的斗爭，爭取使中小資產階級聯合在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周圍。要同國民黨內外的所有進步團體和人士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爭取蔣介石政府內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產黨的政府人士實現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這意味著黨不應提出“打倒中國國民政府！”的口號，而要爭取改組政府，從中驅逐賣國分子。政府應保留同樣的名稱“中國國民政府”。在軍事方面，要保留八路軍、新四軍的“國民革命軍”名稱，在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而斗爭的政治原則基礎上同中國所有武裝力量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同它們一起進行堅決的武裝斗爭直至徹底消滅和瓦解蔣介石的軍隊。林彪認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應該在消滅蔣介石政權后調往中國西北，在華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場應該是甘肅、寧夏、青海、陜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區。為此必須占領青海、甘肅和寧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進行國內戰爭。在內戰初期，必須避免同蔣介石軍隊進行陣地戰，而要集中一切力量從上述后方地區清除當地地主的反動力量，對地方政權進行革命改組，爭取廣大民眾階層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斗爭。林彪這里提出占領甘肅、青海、寧夏的戰略出發點，仍然是這里同蘇聯比較近，容易接受蘇聯的武器援助。在這封信中，林彪還對中共中央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十二條辦法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前九條是正確的，只是不應提出懲辦何應欽，而應要求懲辦其他低級別的人。最后三條要求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例如提出廢除一黨專政的要求就沒有分寸。這一點在文章中可以寫，個人發言可以說，但不應在談判具體問題時作為要求提出，因為這會為攻擊我們提供口實。不要大叫廢止一黨專政，而要實際爭取。八路軍、邊區的存在和共產黨的合法存在表明，廢止一黨專政的過程正在進行。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個前景即內戰的觀點，而是認為有兩個前景。中共中央認為共產黨不能再作出讓步了，而只能要求蔣介石作出讓步。林彪主張可以進一步互相作出讓步。在換得另一個地區的條件下，新四軍可以放棄安徽南部地區，放棄“新四軍”番號，將它納入八路軍。與此同時，黨應該開展廣泛的群眾運動，爭取繼續實行統一戰線，反對分裂和投降。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臨內戰前有一個過渡階段的判斷，建議為了恢復同國民黨的友好關系，應該經過這個過渡階段并全力爭取對問題的和平解決，同時不放棄對內戰的準備。由于一些問題在信件中無法詳說，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認為需要，可以單獨報告這方面情況。與前一封信比較，林彪對中國局勢的判斷，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脫離實際的。首先，他提出的聯合其他武裝反蔣是不可行的。蔣介石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對日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時，在國民黨內遭到愛國人士和地方實力派的反對。那時，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共同反蔣是正確的。而在蔣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別的矛盾緩和，國民黨內較全國抗戰爆發前團結。只要蔣介石沒有明確投降日本，聯合其他武裝力量反蔣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張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部隊調往西北。如果這樣的話，八路軍和新四軍就沒有什么發展空間。因為到那里肯定要和馬家軍發生激烈戰斗，從而使馬家軍和蔣介石聯合起來。八路軍、新四軍不僅未和地方實力派結成統戰關系，反而多樹敵人。同時，八路軍、新四軍如果脫離抗日前沿陣地，在全國輿論上也會處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贊成同國民黨談判時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圖。中共中央當然明白，僅僅靠國共談判，國民黨當然是不會廢止一黨專政的，但這是向國民黨進行政治反攻的一個拳頭武器。因為這有利于揭露國民黨堅持獨裁的真實面目，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持，使蔣介石在政治上處于被動地位。第四，林彪認為可以放棄新四軍的番號也是不對的，這樣國民黨頑固派會得寸進尺。事實證明，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是正確的，是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舉措。當然，林彪這封信也不是一無是處，他認為有兩個前景的判斷和提出爭取和平解決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從總體上講，林彪缺乏一個政治家應具有的戰略遠見。應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詳細交談了中國問題，具體內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見到有關文件記載，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記中記道：“他陳述了自己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批評性意見。”可見，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談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問題，而且表達的是不同意見。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國發動了侵略蘇聯的戰爭。7月21日，德國約有200架飛機對莫斯科進行了空襲。就在這一天，季米特洛夫與即將回國的林彪和軍事小組進行了座談。至此，林彪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系畫上了句號。由上，筆者認為，林彪在蘇聯期間參與共產國際的一些活動說明，抗日戰爭時期，季米特洛夫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還是比較尊重的，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指導時，盡量聽取中國同志的意見，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然后才作出指示。盡管如此，這種指導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國政治局勢發展比較迅速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發出電報請示，而共產國際再開會研究，同蘇聯領導人進行磋商，聽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或中國共產黨人的意見，是需要一些時間的。當共產國際發出指示電到中國時，往往已經時過境遷，且中共中央已經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了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有很大的差別。如1938年3月開始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任弼時，在國內長期參加實際斗爭，并是中央領導層的成員，對于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中央的重大決策比較了解，具有很強的政治能力和遠見卓識，因而能向共產國際傳達出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準確信息，提出正確的意見和建議，對于共產國際作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策起到積極的作用。而林彪則不同。林彪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軍事將領，但缺乏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遠見。在任弼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尚能在其領導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撤離后，林彪給共產國際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的成分就較少，并且表達了自己與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不一致意見，對共產國際形成關于中國問題的決策和指示起到了負面影響。第三，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熟，形成了以毛XX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具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制定出正確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針的能力，如果再有一個國際指導中心，況且這個國際指導中心遠離中國，在溝通雙方正確信息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緊迫而重大的問題實際上是個束縛。共產國際自身也發現了在當時作為國際指導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談中國問題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產國際的有關人士開始醞釀終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活動問題。由于此后不久發生了法西斯德國侵略蘇聯的戰爭，共產國際解散的問題暫時擱置。1943年5月15日，在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蘇聯領導人充分醞釀和十分慎重的考慮之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了《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共產國際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共產黨組織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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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臥底郭汝瑰的入黨問題郭汝瑰,臥底,入黨,超級超級臥底郭汝瑰的入黨問題－－作者：陳益南郭汝瑰（1907～1997），重慶銅梁縣人。1926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1927年春受吳玉章指派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棟軍中任排、連、營長，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失去黨的聯系后赴日留學，日本士官學校肄業。抗戰時期，參加淞滬及武漢戰役、長沙第三次會戰。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兩次在重慶密見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1947年3月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1948年7月任國防部作戰廳長。1949年12月11日率領國民黨72軍在四川宜賓起義。其間多次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報。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南京軍事學院教員、全國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等職。1979年重新入黨。主編《中國軍事史》、《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著有《郭汝瑰回憶錄》。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內涌現了一批暗中為解放軍提供情報的諜報人員。其中，以熊向暉（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胡宗南的機要秘書）、韓練成（國民黨46軍軍長、國民政府參軍處成員）、郭汝瑰（國民黨國防部第三廳即作戰廳中將廳長）三人最為有名，他們皆為潛伏在國民黨內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報人員，為人民解放戰爭的軍事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按在國民黨軍內的地位與提供情報質量數量排序，郭汝瑰似應拔得頭籌。從1945年5月與中共建立秘密聯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領導國民黨72軍在四川宜賓起義止，他累計向中共提供大小情報一百余次，包括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及孟良崮戰役計劃、淮海（徐蚌）會戰計劃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長江江防計劃、江南作戰計劃、西南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情況等等。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三人的地位，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熊向暉是1936年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共的，他在整個潛伏生涯中，都始終是秘密在冊的共產黨員，與黨組織一直保持著聯系。按照周恩來“布閑棋冷子”的方針，熊向暉從1939年起，就以胡宗南的機要秘書身份，潛伏在胡的身邊，關鍵時才發揮作用。1943年6月，奉蔣介石令，胡宗南率國民黨第34集團軍欲閃擊延安，企圖一舉攻占陜甘寧邊區。熊向暉獲得了胡宗南進攻陜北地區的戰略部署后，立即報告了黨組織。中共中央得以及時向外界揭露了這個陰謀，使國民黨偷襲延安計劃破產。1947年3月胡宗南率國民黨軍23萬人進攻延安，熊向暉從胡宗南處獲得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與陜北解放軍兵力配置情況，立即設法將情報送到了中共情報機構，使毛XX與黨中央在陜北得以調整部署，從容應對敵人，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后來，毛XX稱贊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解放后，熊向暉作為周恩來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軍委情報部、中央統戰部、國家安全部等處要職。韓練成原在西北軍時，雖未來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劉志丹影響，曾接受中共領導。故1942年抗戰期間，他以國民黨十六集團軍中將參謀長身份，在重慶秘密會見時為中共代表團團長的周恩來，提出要為中共服務后，周恩來即欣然接納，并指示其仍潛伏于國民黨內。1947年2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進行萊蕪戰役，時為國民黨46軍軍長的韓練成，奉陳毅指示，命令46軍在戰役中故意自亂陣腳，導致幾個軍的國民黨軍被解放軍全殲，為首的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俘虜。此后，韓練成又返南京，謊稱越獄逃出解放區，成功地獲得蔣介石信任，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的最高軍事智囊機構成員，韓練成便借這個身份，多次不露痕跡地“協助”蔣介石作出錯誤的軍事判斷。后來，由于有被解放軍團級戰俘叛徒指認出賣的危險，1948年10月，韓練成才被迫出逃，進入解放區。1950年，韓練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黨組織的手續，出任甘肅省副省長、蘭州軍區中將副司令員。而被臺灣媒體稱為“超級共諜”的郭汝瑰，竟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間，都被排除在中共黨組織之外，只有一個“國民黨起義軍人”身份，以原國民黨國防部中將廳長之地位，長期做軍事學院的教員（副處長級）。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縣武裝部黨支部內，才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爾后，逐步落實政策，最后到年過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團職級身份離休。郭汝瑰是1928年就參加了中共的，后因軍隊轉戰而失去了聯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國民黨軍務署副署長時，偶然遇到在中共時的同志，從此才與中共重新建立聯系。他與中共在重慶的代表董必武秘密會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產黨隊伍的請求，甚至請求到延安去。但當時，董必武認為他在國民黨內已居高位，潛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業，因此，指示他按潛伏方針辦，并指定了專人（任廉儒，中共軍事情報處人員）單線與他聯絡。對于郭汝瑰提出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黨的考驗后再說。當時，郭認為只要為中共做事了，自然就能成為共產黨員，這只是時間問題。對“考驗”一說，他顯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間，他與任廉儒秘密會見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級軍事情報。直到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之際，任又向郭傳達了上級要郭掌握一支國民黨軍隊，伺機舉行起義的指示，郭汝瑰也照辦了。他在獲任國民黨軍第72軍軍長后，舉行了宜賓起義，打破了國民黨西南防守計劃，為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撕開了一個缺口。新中國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為川南行署委員、交通廳長。其間，郭向黨組織提出了恢復黨籍的請求，時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對他說：“要進入階級隊伍，談何容易！”說郭是原國民黨中將，入黨問題需中央批示，恢復黨籍問題更無從談起。郭汝瑰被調到南京軍事學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寫信，董回信說：“入黨事應由基層吸收。”任廉儒則仍勸郭：“耐心經受考驗，爭取早日入黨。”但是，入黨一事始終無人出面解決。昔日早期中共黨員、堂堂國軍中將廳長，只好屈為“起義人員”，做一個軍事教員。在1950年代的肅反、反右等運動中，郭汝瑰屢遭厄運，不是被打成“假起義的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就是差點被打成右派分子進入另冊（幸得中央軍委批示：“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文革”中更是經常挨斗，后又被當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縣，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政策后，才移居重慶。應該說，與其功勞相比，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時期內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特別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屢屢拒他于門外，更是不可思議。如果說，郭汝瑰有什么重大問題，不能讓其加入共產黨，但董必武、任廉儒卻又指示他要經受考驗，爭取加入。而若沒有什么問題，為何又連一個普通工人農民都能有的機會，卻偏偏不給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郭汝瑰？其實，黨的政策也有靈活的時候，并非全是原則教條而不可逾越；李大章對郭汝瑰所說的“要進入階級隊伍，談何容易”一語，也未必全是道理。1940年，國民黨中統特務李茂堂，與西安中共黨組織取得聯系，表示愿為中共工作。李原是中共黨員，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做了國民黨特務。毛XX得知此事，指示中共情報機構可以與李茂堂聯系，發展其為中共諜報人員。1945年，李茂堂升任國民黨中統陜西省負責人（中統室主任），當年11月，他秘密到了延安，向中共情報工作領導人李克農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對此，毛XX當即批準了李克農的報告，同意重新接納李茂堂入黨，并具體由羅青長（時為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汪東興（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二人做李的入黨介紹人，以后遂有“兩個主任介紹另一個主任入黨”的說法。連一個在歷史上有過叛黨情節的特務，毛XX都能同意其重新加入共產黨，那么，根本無任何叛黨污點的郭汝瑰，卻為何在解放前四年中、解放后三十年間，要求入黨而不能呢？若說對共產黨的重要性，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中將廳長的作用，不會比一個省的特務機關首腦的作用小吧？然而，不知為何，李茂堂能二次進入的大門，卻難于對郭汝瑰第二次開啟。這是一個歷史之謎。謎底在什么地方？郭汝瑰問題的當事人，都已先后駕鶴西去，郭老也以九十高齡辭世多年。現在，不妨對這個謎，來一次猜度。像郭汝瑰這樣在國民黨中有高級地位的人，欲加入中共，若當時在中共內部，沒有對他的歷史很了解、且處于很高的負責地位的同志為其開門，那么，實際上他便難于獲得中共上層的真正信任，因此，在實踐中，只會被視為統戰的對象、合作的朋友，而不會當同志對待。韓練成是在抗戰期間主動與中共進行聯系的。起初，周恩來對他也是只有客氣而無信任。當韓練成主動提出要為中共服務時，周恩來則說：這樣做不利于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婉拒了韓的要求，并欲禮送韓出門了事。但是，戲劇性的情節在最后一刻發生了，臨送韓出門時，當周恩來在問話中，得知韓練成就是“韓圭璋”，即劉志丹生前曾告知過的中共在西北軍中的關系人時，周恩來的態度立馬為之一變，親切無比，一口一個“練成同志”了，并且指定李克農親自與韓保持聯系。韓練成的中共黨籍，當時沒有確定，這顯然是為韓的潛伏之安全考慮。所以一解放韓練成就順利加入了中共，并且有周恩來為之做證明人。周還對有關人員說：韓練成早就是共產黨員了，現在只是履行入黨手續。1955年授軍銜時，周恩來還親自找韓練成談話，半開玩笑說：如果按國民黨起義將領待遇，韓可授上將，按共產黨軍隊資歷，則只有中將銜啊！韓忙說，我要黨員，不要上將。結果，韓練成被授予解放軍中將銜。李茂堂的情況與韓練成類似。他之所以能以國民黨特務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首先是因為有中共負責西北情報工作的領導人王超北的力挺。王與李原在上海就是黨內同事，王領導李，李被捕后的自首情況，王也知道一些。同時，王超北又是李克農的重要助手。作為國民黨中統局在陜西的頭頭，李茂堂重回中共隊伍，無疑對中共獲取更多國民黨的情報，是大有益處的。王超北、李克農，還有毛XX，在斗爭中都是很務實的人，不是書呆子。因此，李茂堂重入中共隊伍，比韓練成、郭汝瑰都要順利，解放前就解決了黨籍一事。郭汝瑰呢？雖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黨內同志卻都只是中共基層普通黨員，而且后來各奔東西都不知去向（其入黨介紹人袁鏡銘于1930年被國民黨殺害），也沒有人在黨內擔負重要職務，他本人也沒有與任何一個中共要人發生過關系。1945年5月，郭汝瑰雖然通過偶然遇到的老鄉任廉儒，二次見到了董必武，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去延安的請求，然而，董卻只要他繼續留在國民黨陣營內，對郭提出的恢復黨籍一事，不予作答，相反要郭經受考驗再說。估計，此時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見到韓練成的周恩來一樣，不會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當郭汝瑰說何應欽將派他出任駐美軍事代表一事并請示董時，董必武便說：“我們不耽誤你的事業，你可以去美國，在美國再同我們聯系。”這樣看，董必武與郭汝瑰的關系，顯然難于達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統戰觀念之階段。后來負責與郭汝瑰進行聯系的任廉儒，看來級別不高，他的領導人是中共南方局負責情報工作的吳克堅。但是，像郭汝瑰這樣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在與中共情報人員的聯系中，除開始時見過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與任廉儒打交道，而沒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級干部來與他聯系，甚至連南方局的吳克堅，都從沒有出面來見見郭汝瑰。一樁送上門的巨大生意，公司負責接待經辦的，卻不是總經理、副總經理，甚至還不是部門經理，而只是公司授權有限的普通辦事員。這對送生意上門的人，顯然是不利的。因此，郭汝瑰的情報雖然可以到達中共高層，但中共首腦們，大概不會知道這個送出情報的國民黨中將，會是一個要求歸隊的前中共黨員。新中國成立后，陳賡大將曾對他的兒子陳知建說：“有一個國民黨的作戰廳長、兵團司令，其實是我們的人。”說的就是郭汝瑰。只是，不知陳賡大將是否知道，這個“我們的人”當時卻還不是共產黨員！曾秘密接待過郭汝瑰的董必武，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顯然，他似乎始終并不以為郭汝瑰是中共歸隊人員，而是只視為與黨合作的朋友。不然，他就不會在新中國成立后，當郭汝瑰寫信請他幫助解決黨籍問題時，只回復說：“按黨章只有基層通過才能吸收（入黨）”，而沒有像周恩來在韓練成入黨時那樣旗幟鮮明地表態。顯然，董必武是沒有做他可以做的事。究竟是董必武一開始就將他認為是來歷不明的郭汝瑰，定位于統戰對象，還是董必武將郭汝瑰的關系，交給吳克堅辦理后，就沒有再過問郭的問題，從而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后不能明確地為郭的黨籍問題表態？對此，外人無法知道。解放戰爭四年中，負責與郭汝瑰聯系的任廉儒，雖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績，但郭作為國民黨中將，以前又曾是中共黨員，若沒有上級的態度，任也不可能解決郭汝瑰的入黨問題。不幸的是，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可以堅定證明郭汝瑰曾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一個都沒有了。雖說成千成萬的共產黨人，都是為了一個目標而奮斗，但是，在這個隊伍中，人與人常有的微妙關系，并沒有消失。雖然面對的都是黨內同志，但對一件事的態度與認識，在熟人、好友與陌生人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有時，這種微妙的區別，產生于起點時，對后來發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千差萬別。如果，郭汝瑰不是國民黨中將，只是普通的國民黨軍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黨了。因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層黨組織即可批準。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失去了組織關系的共產黨人，后來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或者，如果郭汝瑰一開始秘密聯系的中共人員，是像李克農那樣的情報機構重要負責人，即便對郭的過去不了解，那么，經過四年間一百多次大小情報的送出，李克農則完全可能會相信郭汝瑰是真心歸隊，也會早早認識到郭汝瑰的能量，而可能也會像極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黨那樣，力挺郭汝瑰解決黨籍問題。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時，命運使他找到的是這樣兩個人：一個是日后并不直接領導他工作的董必武，一個是他的老鄉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領導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報經歷，都無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級別太低，他的任何證言，也許都無法說服或達到有關部門。他去世之后，連證言也沒有了。也許，就是這種小小的原因，使一心一意投奔共產黨、為新中國的成立出了大力的郭汝瑰，竟長達三十多年，不得其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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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37年，中國“工會”與“產業”工會,中國19111937年，中國“工會”與“產業”研究“中國工人階級”，需要研究工人的組成、各類“工會”、“國家經濟”，“政府產業政策”、國內外企業家（資本家）。“民國時期的國家經濟”：戰前，欣欣向榮的民國經濟在1937年7月之前，盡管毛XX等共產黨領導紅軍在貧苦江西地區導致國家動亂10年之久，但是，不僅中國的企業家們，絕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也對這一年的中國民國經濟充滿了樂觀的展望。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4月份的報告中說：“不能不給予中國政府以積極的熱情，在農業、工業和交通等所有戰線上，發展的計劃正在推進。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一個經濟發展的時期現已到來。”英國駐中國商務參贊也在報告中說：“中國私人資本家是能夠使他們適應現代經濟需要的，這一點的表現在于私營華人企業，例如面粉工業、紡織工業、電氣工業以及其他許多工業數目都見增長。這種增長體現了中國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數人對于這個國家的未來所抱信心。”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化工領域里的范旭東,化學工業展2翅騰飛,范旭東,化工,化學工業,領域,騰飛化工領域里的范旭東,化學工業展2翅騰飛,----“天津三寶”化工領域里的范旭東與盧作孚一樣，正處在事業的巔峰期。1937年2月5日，由他創辦的南京廠正式投產，生產出了第一批國產的硫酸銨。硫酸銨可以生產硝酸，制造炸藥。當時國事已劍拔弩張，消息發布，國人為之一振。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的純堿產業在他手上孕生。從1927年到1937年，永利的純堿年產量翻了3番多，“紅三角”牌純堿遠銷日本、印度、東南亞一帶。在天津，永利堿廠、南開大學和《大公報》被合稱為“天津三寶”，分別代表了那一時代工業、大學和新聞業的最高水準。永利堿廠的主體廠房南北高樓聳入云天，碳化廠房高32米，共有8層，蒸吸廠房高47米，達11層，不但是華北第一高樓，更是塘沽乃至整個天津的標志性建筑。范旭東的科學救國之心十分熾熱，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中國如其沒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來，不趁熱，不憚煩，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至心皈命為中國創造新的學術技藝，中國絕產不出新的生命來。”從1930年起，他就想建設中國的硫酸產業。他向南京實業部提出申請，希望財政撥出2000萬，600萬辦堿廠、800萬辦硝酸廠、600萬辦硫酸廠。后來三年，他奔波于各家銀行之間，竭力融資促進這個項目，終于在1933年獲準成立南京廠，設計能力為年產硫酸銨5萬噸。1937年2月的投產成功讓他非常興奮，他在日記中寫道：“列強爭雄之合成氨高壓工業，在中華于焉實現矣。我國先有純堿、燒堿，這只能說有了一翼；現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兩翼，我國化學工業就可以展翅騰飛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1937航運業-----盧作孚的民生公司盧作孚,航運業,民生1937航運業-----盧作孚的民生公司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剛剛舉辦了創業10周年紀念會。在10年時間里，民生公司靠著精細管理和大膽的擴張戰略，由一個只有“一艘小汽輪”的企業發展成擁有30多只輪船、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公司，重慶上游至宜賓、下游到宜昌的所有華商輪船公司都被并入了民生系統。到1936年，民生開辟沱江航線，四川境內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只營運。在長江上，民生成了所有外資航運公司敬畏的對手，老牌的太古、怡和公司要求中國買辦每周提供民生的航運情報，以研究對策！！！！10年前那個憤怒書生現在已成了一個精于商道的大企業家，唯一不變的是他仍然懷著深重的憂患感。在創業10周年紀念會上，他說：“我所見著的還在這些事業的背后，在撐持這些事業的險阻艱難者，為了事業忘卻了自己，為了增加事業的成功，忍受個人的困苦。如果整個公司的人有這一種精神，就可以建設一樁強固的事業；如果整個民族有這一種精神，就可建設一個強固的國家。”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19271937年，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是社會主義社會國企的典范社會主義社會,國企,資本家,典范,工人階級19271937年，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是社會主義社會國企的典范老船長講：當年人們進入了民生公司，就像進入了一個大家庭。在北碚，有民生公司的新員工的培訓學校，對員工進行從技術規范到品德操守的全面培訓，把來自兵荒馬亂的社會上的青年弟子培養成現代航運業的文明員工。民生公司給員工提供了遠遠高于其他企業的工資，還享受優厚的福利-----比共產黨的國企還高的福利：員工免費就醫！！，免費膳食！！，定期休假！！，還規定，年滿60歲，給予終身養老金！！。老船長講：民生公司基本上不解雇員工，不開除員工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19271937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人民內部矛盾19271937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工人階級只要面包牛肉,不要政治工人則說：「共產黨又來了，我們最好還是跑開吧，免得吃虧更大」共產黨在幾十萬有工會組織工人中得不到任何基礎，在幾百萬無組織工人中也得不到什么基礎.雖然1928年工人尚未完全放棄斗爭，尚進行非常頑強的防御罷工戰。內戰停止及短期的經濟復興使許多重要產業部門的工人恢復信心。例如在上海，1928年間便有120次罷工，包括213996個工人。這些罷工六分之五是爭取增加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的。[21]在這種順利的環境中，共產黨卻依然是無能為力的旁觀者。1928年及稍后，他們一接近工人，大談「政治罷工」、「總罷工」、「武裝暴動」及「蘇維埃政權」，那些受驚嚇的罷工工人便趕忙復工！！！。李立三被撤除黨領袖的資格之后，沒有多大功夫在黨的報紙上便泄露若干事實出來。據某文縷述道：「工人害怕共產黨來……并懇求他們不要破壞他們的斗爭。他們客氣地說：『你先生的說話是十分對的，但我們現在不能實行。我們只要能增加一點工資，不被開除就好了』」。據這同一文章報告，工人所要求的與共產黨所提出要求的兩者之間的鴻溝竟如是闊大，以致有幾個共產黨工作人員常常把罷工將要爆發的消息隱瞞起來不讓黨的上級知道，為是好讓罷工人得到一個機會，能依照他們自己的條件來進行斗爭！有一次上海的黨機關派代表去參加某紗廠的罷工，工人說：「這是我們的事情，各位紅色先生為什么這樣熱心到敝廠來呢？」其它工人則說：「共產黨又來了，我們最好還是跑開吧，免得吃虧更大」。[22]罷工多數是在各廠自發的。共產黨一個正式報告說：「甚至在上海，工人也沒有斗爭的組織……他們都潰散……和失敗了。他們多數受“黃色工會及國民黨”的領導」。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中國國民黨援助亞太各國民族獨立運動秘聞[轉載]中國國民黨,亞太,秘聞,民族獨立運動,援助中國國民黨援助亞太各國民族獨立運動秘聞[轉載]吳鐵城：周邊國家獨立運動之友news.sina.com.cn/c/2007-11-26/095914388215.shtml2007年11月26日09:59世界知識1948年12月22日，吳鐵城出任民國外交部長，時僅三月，且已近國民黨政權崩潰之時。他屬于以黨務活動家出任外交部長的類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官方實行特殊的外交政策，由外交部主管建交國家的外交事務，而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非建交國家外交事務，主要是援助周邊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吳鐵城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等職，成為中國官方推行國民外交，援助周邊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主管官員。與韓國臨時政府的交誼吳鐵城與韓國獨立運動有著很深的淵源。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吳鐵城就與韓國志士申圭植交結，盡力協助申氏組建新亞同盟會。1919年韓國爆發三一獨立運動后，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建立，吳鐵城一直與之保持聯絡。1932年吳氏出任上海市長后不久，即發生韓國志士金九策動愛國主義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炸斃日軍駐上海陸國總司令白川大將事件，震驚世界。吳鐵城不畏日本的干涉阻撓，盡一切力量保護韓國朋友，使韓國反日運動得以前仆后繼地進行。抗戰爆發后，吳鐵城任廣東省主席，韓國臨時政府隨國民政府遷移，經武漢、長沙抵廣州，繼續得到吳的熱心支持，尤其是當廣州即將淪陷之時，因得吳鐵城指撥車箱數節，才使該政府成員脫險。抗戰期間，吳鐵城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等職，與何應欽、朱家驊同被中國官方指定為主管援助韓國獨立運動事務的三名領導成員之一。韓國臨時政府的政務費、軍務費、黨務費乃至僑民生活費都由中國官方提供，主管機關即為吳鐵城任秘書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吳鐵城不僅主持了對于韓方的經濟援助，而且積極推動國際社會戰后承認韓國獨立并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國際地位。1942年10月，吳鐵城還直接推動建立了中韓文化協會，該協會的成立促進了戰時中韓關系的發展。韓國友人回憶：“凡我韓臨時政府有求于中國政府當局者，事無巨細，統由鐵公(吳鐵城)協助，鐵公之與我韓臨時政府，雖無顧問之名，而有顧問之實也。”戰后，韓國臨時政府領導成員歸國以及其駐華代表團在中國的一切活動也都由吳鐵城代表中國官方協助，并給予有力的支持。1948年8月，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國民政府特派其為特使赴漢城參加慶典，受到韓國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之子金信在《懷念韓國之友——吳鐵城先生》一文中稱：“從國家關系上說，他是我們韓國人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我們在患難中的一位良師益友”，“他的聲名和德意永遠留在我們韓國人的心底里”。援助越南國民黨的復國運動越南獨立運動也與中國國民黨有著久遠的歷史聯系。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境內和中越邊境從事抗日反法復國運動的越南獨立運動黨派主要是越南國民黨和越南共產黨。吳鐵城主持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主要是聯絡援助越南國民黨，張發奎主持的中國第四戰區則著重協調和指導以越共為核心的越南獨立同盟。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官方對于越南獨立運動的態度進一步趨向積極。1942年3月，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在《中央日報》撰文，公開主張越南應該獲得獨立。國民黨中央黨部加強了與越南國民黨的聯系。1942年1月起，越南國民黨中央不斷向國民黨中央遞送各種行動計劃、革命方略等文件。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推舉吳鐵城、白崇禧、陳立夫、王世杰、陳慶云等委員研究越南問題，指定吳鐵城為召集人。該委員會迅速確定了抑制越南共產黨、扶助越南國民黨的對越工作施策方向。1945年6月，越南國民黨中央代表團訪問重慶，蔣介石親自接見，由吳鐵城負責接待并多次進行會談，落實具體援助措施。吳鐵城強調“越南本身如無大規模之革命運動發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聯合國注意，則獨立為不可能之事”，建議“貴代表團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作好各種準備，以便到時協助盟軍驅逐敵寇，一部分可暫留，與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絡，將來隨軍進入越南”。開展對緬國民外交緬甸于19世紀下半葉淪為英國殖民地后，中緬兩國人民的聯系始終沒有中斷，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斗爭中相互支持。抗日戰爭爆發后，兩國人民在政治上、道義上和人力物力的互相同情與支持更為加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攻入緬甸，中國遠征軍亦入緬作戰，兩國關系更為密切。1942年4月，吳鐵城主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為加強對緬工作，特選派了一批“負責、機警、確實及敏捷”的人員赴緬活動。吳鐵城親自發表訓詞，為其規定的任務有四項：1，“調查地方情形，認識地方環境，對僑胞之幫派、華僑之沖突、英緬之仇恨，都要隨時提高其政治警覺性，溝通其隔膜與誤會，使中英緬努力工作，抵抗共同敵人”；2，“建立組織機構、工作據點”，“要將當地僑胞都納入一個組織之中，參加戰時服務，幫助軍隊作戰，尤其是今后工作據點應建立到敵后去”；3，“與英緬方面取得密切聯絡”，“實現軍民合作，維持戰時交通，安定地方秩序，如防止漢(緬)奸，肅清第五縱隊等”；4，“加強作戰精神與抗敵情緒”等。5月，吳鐵城又主持制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之《對緬甸國民外交實施方案(草案)》，內容包括對緬國民外交綱要、軍政工作綱要、對緬國民外交實施三個部分。為有效指導戰時對緬外交，實施方案還附有眾多基本參考資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戰后，緬甸獨立運動迅猛發展與戰時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在緬甸的積極活動是分不開的。緬甸獨立后，中國國民政府立即派出特使往賀，中緬兩國建立了友好關系。發展與菲律賓的友好關系1940年吳鐵城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曾代表中國官方前往南洋各地宣慰僑胞，歷時五月，途經130余座城市，除鼓勵僑胞從軍輸財、支持中國抗戰外，也積極會見各國人士、推動相關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菲律賓是吳鐵城此行活動的重要國家。作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雖于1937年起設立自治政府，但屬于半獨立狀態，國防外交仍操美人之手。時任菲國總統的奎松系吳鐵城舊友，早在1924年奎松訪問廣州時，即由吳鐵城引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1932年吳鐵城任上海市長時，奎松亦曾訪問上海，成為吳氏之貴賓，雙方建立友好的關系。吳鐵城此次訪問馬尼拉，奎松派出總統座車供其使用，應邀住宿馬拉干鄔宮招待所，盛筵款待。吳鐵城以雙方友誼深厚之故，與奎松總統多次深談，尤其是關于當時嚴重影響中國華僑生計的“菲化法案”移民額及華僑地位問題。在吳鐵城的交涉和努力下，奎松在擔任菲國總統期間，始終未簽署任何排斥華僑之菲化令。1946年7月，菲律賓舉行獨立大典，吳鐵城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理事長身份致辭賀，稱“中菲兩國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均曾以最大的堅忍力與強勁之意志，抵抗侵略者，而與同盟國家并肩作戰，卒底于成，吾人深望吾人之友好關系，從此益見增強，彼此間之合作彌為密切”等。支持“自由泰運動”戰時的中泰關系具有特殊性。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泰國在日本壓迫下，與日本簽署同盟條約，并向英美宣戰，中泰關系由此而惡化。此時，泰國舉國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自由泰運動”，并積極尋求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支持。中國國民政府積極支持“自由泰運動”，主持其事的正是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1943年9月，在中國國民黨駐泰黨務特派員邢森洲陪同下，泰國國會議員、泰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泰國國營煙草公司總經理圣挽吐拉勒一行訪問重慶，希望拜會蔣介石主席，請求中國政府的協助與支持。吳鐵城負責接待并安排他們在中國的活動。當時，泰國雖與日本結盟，但中國國民政府仍“對泰國所處之地位予以深切之同情”，“認泰國為日人軍閥之占領區而非中國之敵對體”，“號召泰國軍民一面應該以積極的行動反抗日本軍隊，一面與我中國切實聯系，并肩作戰，驅逐我們共同敵人于中泰兩國國境之外。”美國隨即表示了類似的立場，并建議中、美、英在泰國境外建立一個自由泰解放委員會。吳鐵城積極參與相關的外交活動，他在致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的信中說：“蔣委員長曾對赫爾利將軍表示，愿對自由泰解放委員會加以援助，并以華盛頓為集會地點”等。正是在中美的努力下，泰國最終沒有被當成敵國對待，這對于戰后中泰友好關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推動對于泰國的進一步了解，吳鐵城還參與了推動建立中泰文化協會的努力。吳鐵城考慮當時重慶沒有泰國人，便指示旅泰華人梁寄凡“將在印度的泰國人一并聯絡考慮”，并派出赴印度工作小組，籌組“中泰文化交流協會”，工作小組在印度加爾各答、新德里、孟買三地開展活動等。戰時，中國與美國都把泰國視為應從敵人手中解放的國家，承認“泰國將作為一個自由的、主權的、獨立的國家重新在國際大家庭中占據自己以前的位置”，使泰國避免了劃為戰敗國的結局，也奠定了戰后中泰建交并發展友好關系的基礎。1953年，吳鐵城病逝臺灣。他的任職領域遍及軍、政、黨、民各界，他雖非職業外交官，但在中國外交方面的業績，亦是一生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紅軍西路軍的“被指揮”問題，真假難辨被指揮,紅軍,西路軍,真假難辨紅軍西路軍的“被指揮”問題，真假難辨文章提交者：介石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毛XX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回到延安的西路軍全體同志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經毛XX本人審定的《毛XX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朱玉奉組織之命，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他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XX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以及其他一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情況。毛XX電文的發現，說明部隊西進是領受了黨中央的命令肩負打通國際路線重大使命，以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并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西安事變之末：毛XX殺蔣不成毛XX,文章提交者：xwx203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捉蔣的消息傳來，中共領導人群聚在毛的窯洞，大家一片歡騰。毛大聲狂笑。笑完后他一心一意要做一件事：除掉蔣介石。蔣一旦死去，中國就會出現權力真空，那就是莫斯科插手的絕好機會。在他給共產國際的首批電報中，毛懇求莫斯科卷入：“請你們贊助我們”，“用大力援助中國”。他拐彎抹角地請莫斯科準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在共產黨的辭典里，這就等于判死刑。毛很清楚他的目標跟斯大林有矛盾，所以裝作他也是在捉蔣之后剛聽說，向莫斯科保證中共“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背著莫斯科，毛想方設法地要張學良殺蔣。十二月十二日捉蔣后他立刻給少帥發電報說，對蔣“緊急時誅之為上”。同時他派在外交方面初露才華的周恩來去西安。周曾跟張學良談判過，兩人似乎一見如故。派周去的目的是說服張學良殺蔣，用周到西安后給毛的第一封電報中的話，就是對蔣“行最后手段”。中共總部保安離西安三百公里，騎馬要幾天，毛請張學良派飛機到附近的延安接周恩來。延安這時在張學良手中，有一個飛機場。為了鼓動少帥盡快派飛機，十三日，毛暗示周恩來會帶去莫斯科支持他的話：“國際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詳容后告。”但張學良這時需要的不是中共私下傳話，而是莫斯科的公開支持。十四日，蘇聯的兩大主要報紙《真理報》、《消息報》　（Izvestia）都在頭版刊登文章，強烈譴責他，說他的政變是為日本服務，并且毫不含糊地支持蔣介石。劫持蔣兩天之內，張學良就明白莫斯科欺騙了他，中共不守信用，他賭輸了，他完了。這一擊沉重非常。少帥拒絕邀請周恩來，對毛要周去西安、請他派飛機接周的若干電報，一概置之不理。毛只得在十五日徑直派了周去，一面電告少帥：“恩來本晨出發，明十六日晚到膚施〔延安〕。請派飛機于十六日上午到膚施機場視察，見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周到達延安時，不但沒有飛機接他，連城門都關得死死的，他只好在嚴冬的城外過了一夜。這是張學良把他的一肚子火都發泄在周恩來身上。毛十七日不得不兩次打電報給張學良：“恩來昨到膚施城外，膚施民團守城不開，交涉不聽。”“恩來在膚施城外等候，請速飭膚施民團讓出該城。”這天的張學良已冷靜下來打定了主意——放蔣。為此他需要中共的合作。中共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為少帥周圍一大群關鍵人物在中共掌握之下，沒有他們的認可就放不了蔣，秘密離開會有生命危險。少帥派利奧納多駕飛機下午去接周。天下著雪，利奧納多一看他接的是共產黨人，傻了眼，不久前他的飛機還挨了他們的槍彈。他決定捉弄他們：“我有意專挑顛簸的氣流飛。不時地，我轉過頭去看機艙里的那些共產黨人，看到他們一手揪開黑長胡子，一手端著個罐子發吐，我心里直樂。”張學良表面上好像一點事也沒有，還跟周挺熱絡，順著周說話。當周勸他殺蔣時，他也裝作同意。周向毛報告說：“張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為了使這樣一個前提成為事實，毛希望挑起南京與西安的內戰。他設想派紅軍向南京方向出擊，十五日，曾秘密要他的軍事指揮宮“迂回并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但他不得不放棄這一打算，因為此舉對紅軍來說無異于以卵擊石，也沒有把握能否挑起內戰。十六日，南京對張學良宣戰，派兵朝西安方向前進，還轟炸了西安城郊。這正中毛的下懷。他竭力勸張學良反擊，打到南京去：“敵之要害在南京與京漢、隴海線，若以二、三萬人之戰略迂回部隊突擊京漢、隴海取得決定勝利，則大局立起變化，此點祈考慮。”毛盼著大戰會斷了張學良的后路，使他不得不殺蔣。就在毛積極運動殺蔣之際，斯大林決心要救蔣。十二月十三日，蔣被捉的第二天，行政院長孔祥熙在南京召見蘇聯代辦，對他說：“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斯大林著急了。十四日午夜，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電話響了，是斯大林打來的。斯大林問：“中國發生的事是不是你決定的？”季米特洛夫趕緊答道：“不是！那是給日本幫最大的忙。我們的政策還是既定政策。”斯大林接著提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呈交給他的一份準備發往中共的電報草稿，贊成殺蔣。斯大林陰沉地說：“這個王明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個搞破壞的？聽說他想發電報去支持殺蔣。”當時在共產國際機關里，沒有不想殺蔣的，甚至斯大林的親信、通常冷冰冰的曼努伊爾斯基也搓著手，激動地擁抱季米特洛夫的助手說：“我們的親愛的朋友給抓起來了，哈哈！”王明分辯說，那份電報草稿是根據前蘇軍情報局負責外國行動的阿圖佐夫（ArturArtuzov）的建議寫的。阿圖佐夫被抓起來槍斃了。槍斃前他寫了封血書申辯自己無辜，看管他的人冷冷地加上一句說：血“是鼻血”。斯大林放過了王明。季米特洛夫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毛XX身上，給斯大林寫信說：“我們是一再警告了中共，可中共還是跟張學良建立了非常親密的朋友關系。”“很難想像張學良干這樣體鋌而走險的事沒有跟他們協調，他們很可能甚至參與其事。”這些話等于說毛稱他事先不知情的電報都是假話，毛公然無視莫斯科的命令。大概就在這時候，斯大林開始懷疑毛XX跟日本人有什么瓜葛。斯大林已經在懷疑、拷問幾乎所有的蘇聯“中國通”。捉蔣四天之后，在押的一個人“供出”他被卷入托洛茨基派的陰謀，要挑起日本（跟德國）打蘇聯。毛的名字在他的口供里。毛被整了一大堆“黑材料”，隨時可能用來指控他是日本奸細，外加“托派”。季米特洛夫在十六日給毛拍了封措辭嚴厲的電報，譴責捉蔣，說這一行動“客觀上只會有害于抗日統一戰線，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電報重點是：“中共必須堅決采取以和平方式解決事端的立場”。這就是命令中共幫助釋放蔣介石，恢復蔣的全國領袖地位。收到這封電報后，據宋慶齡說，毛“大發雷霆，跺腳咒罵”。他對付的辦法是裝作沒收到莫斯科來電，對張學良和中共政治局都秘而不宣——連周恩來也沒通報，因為周此時正在去西安勸張學良殺蔣的路上。-　毛繼續努力要除掉蔣。-　　毛后來稱莫斯科十六日的電報“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稱他十八日要求莫斯科重發。這不可能是事實。中共核心的收發報員告訴我們，電報譯不出會馬上要求莫斯科重發，不可能等兩天。更何況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毛十九日還對政治局說：“國際指示還未到。”毛在跟莫斯科作危險的對抗。但對毛來說，除掉蔣以后給他開辟的天地值得冒這個風險。其實，一旦知道沒有莫斯科作后臺，張學良立即決定他不能殺蔣，必須把蔣介石保護起來；他還得當蔣介石的人。他不可能再信任中共。他只有一條路，就是放蔣，而且跟蔣一塊兒走，做蔣的階下囚。這是他生存的唯一希望。否則他定會死在許多因他捉蔣而痛恨他的人手上。送蔣回去會得到蔣的好感，使蔣寬恕他。這又是一場賭博，這回他賭對了。蔣跟蔣的繼承人軟禁帶保護了他半個多世紀，最后他獲準離開了臺灣，二零零一年以百歲高齡在夏威夷壽終正寢。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譴責他政變的消息公開以后，張學良去見蔣介石，站在那里對著蔣默默地流眼淚，使蔣覺得他“若甚愧悔”。他半晌“無言自去”，以后又回來，對蔣說他已經體會到他的行為“輕率魯莽”，他要“設法秘密送委員長回京”。蔣介石也很合作，南京政府十六日對西安宣戰后，蔣馬上派人帶信出去，命令南京“萬不可沖突，并即停止轟炸”。南京照辦了。蔣介石明白，要獲得自由，做樣子的談判是免不了的。他自己不便談，南京表面上也做出決不同劫持者妥協的樣子，但南京派蔣介石的妻兄宋子文以私人身分來西安交涉。宋二十日到達西安，蔣夫人宋美齡兩天后也來了。二十日，莫斯科把它發給毛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電報又發了一遍。毛無法再裝作沒收到任何電報了，只得把電報轉給周恩來，要他幫助“恢復蔣介石之自由”。毛的目標此時與斯大林同調了。他們要蔣“停止‘剿共’政策”，并且堅持要蔣見周恩來。蔣見周不是一件小事，等于政府承認中共是中國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必須剿滅的土匪。二十三日，周恩來跟宋子文、張學良會談。宋子文說中共的條件他個人沒什么意見，他會向蔣介石轉達。但是蔣介石拒絕見周。少帥非常焦急，蔣不見周，他們就走不了。蔣依然堅決拒絕。莫斯科知道用什么作誘餌能讓蔣見周。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誕節前夜，博古到了西安，帶來莫斯科的話。圣誕那天，就是這句話使周恩來得以走進蔣介石的臥室。這句話是：莫斯科將釋放蔣經國。正是得知了斯大林這一承諾，蔣才同意了中共的條件，要周在他回南京后“直接去談判”。蔣、周的西安會晤是簡短的，但“以中共換兒子”的交易，就此達成協議。國共內戰結束了。當天下午，蔣介石夫婦離開了西安。張學良跟他們同行，自愿飛去做階下囚。蔣介石經過這一番磨難，聲望如日中天。汽車開進南京時，民眾報以熱烈的夾道歡迎，鞭炮聲響了一夜。他似乎是個贏家。但是輸的前兆已經隱約可見。蔣一廂情愿地以為可以阻止毛的發展，他沒料到，毛XX是阻止不了的，斯大林是算不過的——小小的中共剛剛才被他本人提攜成了主要在野黨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民國黃金十年里的工薪階層民國,黃金,工薪階層民國黃金十年里的工薪階層文章提交者：玖思玖如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文章提交者：糞青趁地林加帖在貓眼看人【凱迪網絡】題目我改了一下，其他原文沒改動。以下是內容我手邊有幾本書，其中兩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一位是張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盡管“是勞苦大眾的痛苦呻吟”，但仍可看出當時的生活狀況并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是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兩本回憶錄對大革命時代的記述，主要是工人運動，那我們便沿著他們的記述往下看吧：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一個月后，“領到半個月的工資——七塊大洋，另外半個月的工資被廠里當作押金扣下了。我拿著錢心里高興極了，因為這意味著我每個月可以掙十四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臺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樣，我的生活好些了，開始有了點積蓄。”張金保說“十四塊錢，可以勉強糊口養家”。而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作者陳存仁則毫無顧忌地說自己在上海當見習醫生時，每月薪資雖只8元，但袋中常有鏗鏘的銀元撞擊聲，使他氣概為之一壯，外表飄飄然，“第一個月，吃過用過，口袋中還剩下五塊錢。”如此同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有趣的是，這種連紡織女工都不如的工資水平，居然比北洋軍閥時期的淞滬警察廳還要高1至2元錢。《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也披露：上海衛生局的一名科長，月薪也不過30元。你相信嗎？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竟然高過巡長和科長！而在當時，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應為兩百斤；1包面粉，應為44斤。《銀元時代生活史》也有類似記載：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一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紹興酒1斤1角錢，臭豆腐干1個銅板買兩塊。拿了1塊錢稿酬，請六七個同學去吃茶，茶資8個銅板，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各種小吃也才花去20多個銅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則提到：1929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只雞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銀元可買6斤好豬肉，40個豬肉餃子、兩碗小米粥、外加一盤白糖，兩毛二分錢。在重慶，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兩塊五角錢。甘肅農村，抗戰前7年，百斤小麥5至3元。漢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雞蛋的價格約為20元，每斤棉花和豬肉約為3角錢，1斤鯉魚不到5分錢，1斤煤油的零售價則長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間。再看金價——漢口的價格是：1920年，每兩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兩21元，1927年37元。至于地價和住房，除租界和商業區以外都不算昂貴。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陳行、江灣和楊行的每畝地售價分別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漢口第六區的最低地價為84元1畝，第七區的最低地價為90元1畝。房租價格：上海的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鋪位3角5至6角；紗廠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舍，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立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當然，環境極差。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僅２０圓左右；一間２０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圓……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胡同２１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售價國幣1000圓。”從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因糧食豐收，部分農產品還有所下降。工業品方面，由于歐、美、日展開商品競爭，棉布和石油等洋貨還降價促銷。如在漢口市場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別只有17.90和14.50元，1斤豬肉分別只有0.29和0.198元，雞蛋跌幅最大，幾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價，1936年也從過去的1塊錢跌到8毛錢左右。如此同時，地價也隨之回落。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4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畝產300斤的農田則從100元跌到40元。包惠僧是湖北黃岡人，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他在回憶錄中寫到：北洋軍閥“用一套福利設施的辦法籠絡員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內設有鐵路員工福利委員會及職工教育委員會，在鐵路上也組織了一個員工聯誼會，福利機構遍布在各段各廠各站，大的車站，都設有扶輪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專收員工子弟，一律免費，每年年終發雙薪，季節發獎金，這些小恩小惠從局長員司到工匠為限，小工卻沾不到邊。”“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況與生活情況就比較苦，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少，工作還沒有保障。”具體的福利制度，除免費的扶輪學校外，包惠僧沒有多談，但另一本《中國近代史通鑒》則透露了一些：在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之下，京漢鐵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勝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兩身工作服，六十歲退休，工資照發”。綜合張金保和包惠僧的記述來看，大同小異，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無論是鐵路上還是紗廠，工資都不低；不同之處是，張金保沒有談到小工，包惠僧則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資8塊錢，也完全吃得飽飯。在上海當見習醫生的陳存仁，同樣的月薪，吃了用了，還剩下5塊錢呢。包惠僧自己也在書中提到，只要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再對比當時物價，你相信嗎？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至于那些“工作時間長”、“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的問題，自古皆有，這是小工、學徒入門后的傳統陋習，如今仍未絕跡。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二十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后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于全國工人階級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張金寶是個例，尚不足以說明整個紡織行業。那么，我們再借鑒《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的兩個數據：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這兩個數據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東各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漢國民政府在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說完教師，再說店員。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余，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后，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四到NO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藥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蔣介石,日本,政敵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文章提交者：xwx203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澤東的危機沒逃過一個人的眼睛，這就是張國燾。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逃離延安，不為別的，只為想把毛推下臺。張國燾在長征中與毛會師時，擁有雄兵八萬，毛只有殘兵一萬。但幾個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壞了他的軍隊，搶先聯系上蘇聯，被莫斯科首肯為中共領袖。重逢時，張國燾是灰溜溜地來的，軍隊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過他，因為他仍然是書記處書記，他的四萬軍隊仍然是毛的一倍。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打到外蒙古邊境去接收蘇聯武器時，毛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當先鋒，要在蔣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失敗后，紅四方面軍的兩萬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黃河彼岸，成為孤軍一支。這時莫斯科詢問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這一路長達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無人煙的沙漠，控制在極端反共、兇悍無情的穆斯林馬家軍手里。毛明知前景毫無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議，把這支孤軍派去。這就是“西路軍”。毛把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軍在沙漠里調來調去，向他們發出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指示，迫使他們打一場又一場的惡戰。指揮員徐向前說，給他們的任務是“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西路軍最后實在無法支撐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卻命令他們“就地堅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電令他們“奮斗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滴血”。到三月中旬，張國燾手下的這支勁旅幾乎全軍覆沒。被俘的紅軍遭到殘忍殺害。甘肅西部的最后一場血戰下來，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虜們被集中起來照了相。從照片上看，他們還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么命運。兩千名女戰士被強奸，被凌辱后殺害，被賣身為奴。兩萬多人中二只有四百來人在四月底掙扎到了新疆。蘇聯飛機運給他們武器、食物和香煙，另外每人一副碗筷。少數逃回陜北的西路軍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先生目擊一個當地干部這樣津津有味地“丑表功”：當四方面軍從甘肅被國民黨軍隊追得無路可走到達我們關中蘇區的時候，我們首先很客氣的接應他們，又舉行歡迎會招待他們，然后繳下他們的武器，就對他們說：“同志，你們辛苦了，調你們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騙到山溝里，把這些王八龜孫子的四方面軍都活埋了。活埋的時候，那才好玩呢。開始，我們笑嘻嘻地對他們說：“同志，把坑挖好了，我們要活埋國民黨軍隊了。”他們果真起勁的挖，一鍬一鍬的挖下去，抹抹臉上的汗珠，還笑著說：“再挖深一點，讓這些國民黨軍隊躺在里面舒服些。”我們也笑笑，挖好了，我們把他們一個個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們還以為咱們開玩笑呢，等到我們提起鐵鍬填土的時候，才大聲呼叫：“同志，我們不是國民黨軍隊呀！”我們罵：“媽的，管你們是不是國民黨軍隊，老子要你死，你就死……”他正說得得意，聽的人憤怒了，大聲呵斥他：“同志，如果你們真的這么做，你們就錯了……你們太過火了，我相信這絕不是黨的命令。”講故事的人大聲反駁：“什么，不是黨的命令，是我們過火了？難道我個人和他們過不去。我那時是個支隊長，咱們團長要我們這么干的，團長說是高崗同志的命令，高崗同志當然又是奉的毛XX的命令。咱們只認得毛XX，毛XX叫咱干啥，咱就干啥。”西路軍一朝覆沒，毛XX就對在延安的張國燾下手，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結果，在紅四方面軍干部面前批斗張國燾。毛企圖把張國燾趕出政治局，只是因為莫斯科不同意而沒有得逞。用張國燾后來的話說：他“受盡了折磨”，是“毛XX在后面掌舵”。毛的秘書把他攆出他的住宅，讓給毛住；他的警衛員被捕。一次，張國燾看見兒子在學校演戲時被派演“托派”張慕陶，“扮成奇形怪狀的漢奸樣子……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兒子，毛XX也正在那里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進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一九三八年春，忍無可忍的張國燾，抓住毛XX處境不妙的機會，要跟王明等人聯起手來倒毛。四月四日，作為陜甘寧邊區主席，他離開延安去附近的黃帝陵，跟國民黨官員一起祭陵。祭祀完畢，他鉆進一輛國民黨的汽車，到了西安，隨后前往武漢，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作為新四軍的負責人就在武漢附近。這是一個天賜良機，書記處中不贊成毛的五個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張國燾到底跟王明等人說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據延安向莫斯科的報告，張國燾在武漢時“企圖分裂黨的團結”。可以肯定，張國燾力主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說動武漢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這三人認為莫斯科不會同意。張國燾是走投無路，只能鋌而走險。但王明正躊躇滿志，察覺不到毛其實只是外表服從。張國燾在武漢跟三人談了一星期，絕望后，他投奔了國民黨。他接著給留在延安的懷孕的妻子寫信，要她來武漢，把他們十二歲的孩子也帶出來。毛拖了兩個月，等到確定張國燾沒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們離開了。張國燾的妻子經過武漢時，周恩來要她轉告張國燾：“不要對黨做得太絕了。”張聽從了周的“規勸”。張國燾曾一度擔任中共軍事部部長，負責在國民黨軍隊里安插間諜，但他一個名字也沒透露。他的回憶錄千頁之長，但沒有泄漏多少內幕。可說他為國民黨是什么也沒干，國民黨對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權后，他逃離大陸，后來托人帶信想送兒子進廣東中山醫學院學醫，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張國燾八十二歲時死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張國燾投靠了國民黨，毛正好名正言順馬上將他開除出黨，并在他的舊部面前把他搞臭。據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給蔣介石的報告，駐在陜北邊上的忠實于張的紅四方面軍官兵不少對此“極表不滿”，他們秘密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被“全部包圍，隨即秘密悉數解決，當時被活埋者計達二百余人”。經過兩個月的考慮，莫斯科在六月份批準開除張國燾。這時，斯大林結束了在共產國際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繼續存檔，十年后斯大林還會來翻閱它們。但眼下，毛XX被“解放”了。毛一得知這些消息，立即著手對付他的下一個政敵王明。毛此時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兩年前，跟莫斯科的電訊聯系剛恢復，毛就三番五次給莫斯科打電報，要王稼祥去蘇聯治傷，實際上是借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國后當上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張國燾被扳倒，毛電召王稼祥返國，目的是帶回一句共產國際對他的地位表態的話。王離蘇之前去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起黨內不團結，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話：有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XX為首的領導下解決”。毛利用這句話，消除了威脅，鞏固了地位——也改變了中共的抗戰政策。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電召王明等人回延安開中央全會，“聽取共產國際重要指示的傳達”。上一次中央全會還是長征以前開的。四年來，不知道有多少“共產國際重要指示”，毛從來沒有召開全會傳達過。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臨時首都武漢遭日軍進攻的緊急時刻，毛XX卻要開大會，把中共領導從武漢，軍事將領從戰地統統召回，齊聚遠離抗日戰場的延安。王明質疑這種做法，建議要開會到武漢去開。毛強硬地宣布：“我就坐鎮清涼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電報威脅王明說：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負責。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來了。在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話，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上以頭號人物作政治報告的身分，從王明那里奪了過來。王明沒有抵抗。中央全會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開。主席臺上的列寧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話又重復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層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們的領袖。作為對王稼祥的報酬，毛給了他一連串的要職，包括軍委副主席。毛還為這個三十二歲的單身漢作媒，女方是三分顏色七分嬌媚的醫科畢業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給張聞天當了月老之后，又再拋紅繩，拴住又一個有用的人。毛喜歡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別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打倒王明的進程開始了。由于共產國際明令要團結，毛不敢當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擊。毛故技重施，把會議拖長，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離開，然后讓他缺席受“審”。當時蔣介石把戰時首都移到重慶，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王明屆時將去參加。毛XX等的就是這一天。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中央全會，開了將近兩個月。在這期間，不僅武漢陷落，廣州被占，中共在敵后的根據地也受到大舉圍攻。電報緊急飛來：“此間情況甚緊，望彭德懷會畢速歸。”但毛扣住彭和其他軍事將領不放。為了拖時間，毛叫每個政治局委員都作了兩個大致相同的發言，一個在政治局，一個在全會上。他自己的政治報告拖了兩個星期才作，這兩個星期中與會者就在那里混時間。毛終于作報告了，內容既長，他上午又要睡覺，報告一作就是三天。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對手都等不及了，先后離去：周恩來、項英、博古、王明。他們前腳走，毛后腳就攻擊他們，特別指責王明“聽蔣介石的話”，甚至把長征前蘇區肅反的帳也算在王明頭上，盡管王明那時人根本就不在蘇區。同時，毛著手改變中共的抗戰政策。當時日本侵略軍后方不僅有中共的隊伍，而且也有國民黨軍隊，同中共爭奪地盤。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國民黨，統一戰線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離開之前，毛滿口贊同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報告稱蔣介石為“偉大的領袖”，要全民族“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紅色根據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領導之下”　，“全國必須是統一于中央的”　，“拿每一支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華民族是站起來了！一百年來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壓迫的奴辱地位，是改變過來了。”　　--　　“中華民族是站起來了！”這句話跟他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中國成立時宣告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幾乎一樣。看來，照毛的話，中華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來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國，用毛的話來說是“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下”。王明等人一轉背，毛就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后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這是毛在抗戰中第一次明確宣布蔣介石依然是頭號敵人，抗戰中可以打內戰。這是中共抗戰政策改變的轉折點。毛XX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負責中共北方局的劉少奇。劉曾去過蘇俄兩次，一九二一年見到列寧，還跟列寧的親密朋友拉麗莎?瑞絲娜（LaisaReysner）有過一段風流韻事。劉是個有遠見的人，明白毛的主張是中共上臺的唯一希望。全會開完，毛就派他去新四軍活動的華中地區，控制項英率領的新四軍。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此時也看出，中共如果要發展，要在占領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國民黨開戰不行。彭德懷站到了毛這一邊。總指揮朱德也贊同毛的戰略。毛還有個得力幫手是康生。在蘇聯時，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緊跟王明著稱，剛到延安時還帶頭呼口號：“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但他很快看出毛XX的厲害遠在王明之上，轉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頭子，自己的警衛員也由他一手挑選。正是康生為江青擔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評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間，這是一條有力的紐帶。延安成了軟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國民參政會結束后回來，任命他為統戰部部長。這好像是個重要職位，其實實權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時常獨自在延安街頭踱步，低著頭，不發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帶著幾分惆悵。毛不敢公開譴責他，因為他同莫斯科的關系很深。對一般干部來說，王明仍是中央領導。許多人對他有好感，記得他“演說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態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說天分，擅長在眾目以外的少數人中運籌帷幄搞陰謀。他跟王明的明爭暗斗還遠沒了結。在毛為打內戰開綠燈之后，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后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占上風。到一九四零年一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六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在劉少奇領導下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后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二千五百萬人口。中共已成長為一支擁有廣闊地盤的強大力量。在這時，抗戰兩年多了，從愛國激情中冷靜下來的中共領導們體會到毛XX的高明。一九四零年二月，彭德懷由衷地贊美毛說：中共“有了富于政治遠見，預見事變，并且善于處理事變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領袖”。周恩來也心悅誠服地歸順了毛。中共的壯大得益于毛。但毛還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隱瞞了跟國民黨軍隊的武裝沖突，只是在火并嚴重到無法掩飾時才向莫斯科報告，辯解說全是出于自衛，因為國民黨一心要把共產黨消滅光。毛知道怎樣取悅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歡的導演卡門到延安來拍電影，一進毛的門就看見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攤開放在書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書，作凝神閱讀狀，讓卡門盡情地拍，特別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會上他為斯大林祝酒，說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個地方：莫斯科，去見斯大林。在窯洞門口為卡門送別時，毛特地問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個方向默默佇立，深深地嘆息。卡門果真在文章里寫道：“毛談到斯大林同志的時候是多么充滿感情啊！”毛總是確保在莫斯科有人為他說話。常駐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時。六屆六中全會后，他加派使者，第一個是林彪，一九三八年底到蘇聯去治療槍傷。林彪受傷是因為他穿著一件繳獲的日本軍大衣，國民黨軍隊把他當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帶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會文件，向蘇聯人保證，毛是“中共可靠的，有決斷力的，有原則的領袖”。毛沒算準的是，林也實事求是地說了一些對他不利的話。林還說了別的人的壞話，說周恩來是“騙子”，朱德是“舊警察”，“不是自己人”。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澤民也到蘇聯來“治病”，可蘇聯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沒去醫院看過病。他的任務主要是打擊王明，報告莫斯科說王明是個“壞人”，干的壞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張紅軍的實力。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報告還說博古是“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　，跟早期湖南共產黨領導人李維漢二人都有“重大罪行”，應當排斥在一切領導崗位之外。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來，九月十四日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時候從馬上摔下來折斷了右胳膊，沒接好，現在來做手術。周這時剛徹底完成了他的忠誠轉移，成了毛的忠實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強調毛的重要性，說中共中央認為毛“必須被選為總書記”。他向莫斯科保證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戰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統一戰線。他詳細報告了中共的發展：黨員是抗戰開始時的七倍，有四十九萬八千人，軍隊和地盤都大大擴展。他還夸張地說八路軍和日本人打了兩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李德跟周恩來同行到莫斯科。毛對他不放心，先下手為強，由澤民報告說李德的戰略戰術是“反革命的”。李德認為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來叫作他的“主審宮”，因為周恩來火上加油，稱這個從前的親密同事是“中國革命的敵人”。毛XX愛說他的政敵“告洋狀”，但他們中還沒有誰像毛告他們那樣向莫斯科告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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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發公開電教導毛XX傅作義,毛XX,教導傅作義發公開電教導毛XX文章提交者：牧星人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大同集寧會戰中TG慘敗，傅作義本著教育的目的向毛XX發出了公開電。中央社察綏二十日電：傅長官作義致毛XX先生，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電文如下：延安毛XX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份的沖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吁。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并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于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后，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于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然你們相信武力萬能，調集了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之眾，企圖在集寧殲滅國軍，城郊野戰和慘烈巷戰，繼續達四晝夜，最后你們終于潰敗了。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天，延安廣播且已宣布本戰區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了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夸所謂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以及張宗遜、陳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這是一軍事上的勝利，因為誠如你們所說，本戰區國軍武器最劣，人數最少，戰力最弱，而好戰心理更不如你們，雖然失敗，似乎是應該的。但我們沒有失敗，失敗的卻是你們，所以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上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在戰場的尸體，至少在二萬人以上，我們流著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你們在潰退途中，因恐怖國軍追擊，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著比比皆是，這是一幅如何悲慘的畫面，我不禁要問是誰殺死了他們。我按住心口問我自己，如果作戰是為了我個人的私欲，或一個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殺了他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我應該遭受天譴。如果他們是在你的錯誤指導之下逞兵猖亂禍國害民，那就是你殺死了他們，在夜闌人靜時，你應受到責備，受到全國人民的懲罰。”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毛XX黨內崛起之謎毛XX,黨內毛XX黨內崛起之謎文章提交者：史官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毛XX黨內崛起之謎：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蔡和森，任弼時，劉少奇”，在3個階段對毛XX的決定性幫助第1階段：“蔡和森”把“一大CY”的毛XX在87會議帶入中央高層，第2階段：“任弼時”穩固毛XX的紅一方面軍的“幕后老大地位”并成功排擠掉“王明黨中央”第3階段：“劉少奇”在延安通過毛XX所說的“61叛徒”的釋放，加強自己的力量，整肅反毛左的其它黨政軍高干，終于使毛XX在“1945年中共7大”成為“合法的老大”---成為拿著蘇聯武器援助帶領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新中國的創始人”任弼時，共產黨黨內的最大潛伏者，如何把“毛XX”推向“神像”？看“任弼時”的“政治2、3事”“毛XX”在黨內的“一帆風順”，尤其在巨大逆境中的“一帆風順”，離不開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組織的幫助。“毛XX”黨內一步登天，1927成為“政治局候補”，源于8.7會議前，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組織的密謀策劃。于是任弼時，毛XX等無名小卒紛紛涌起--一步登天進入中共核心。黨史：任弼時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積極主張土地革命，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江西AB團富田事變中的任弼時：“毛XX”在江西蘇區以老3的地位，以AB團名義屠殺無數異己的紅軍和共產黨，能夠基本無事，源于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組織的幫助，蔡和森，尤其任弼時。這個關鍵時刻KEY，任弼時是辦理此項冤案案子AB團的中共中央“欽差大臣”----“任弼時”，更是偏向（罪惡深重的沾滿無數無辜被害共產黨和紅軍鮮血的）毛XX。黨史：任弼時，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陜北，與陜北蘇區黨政軍領袖張國燾斗爭的任弼時：黨史：任弼時1935年11月與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長征，長征中堅定地擁護以毛XX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3：陜北，與“王明黨中央”斗爭的任弼時：“毛XX”在陜北拒絕蘇聯的抗日主張，消極抗日“1分抗日2分應付7分發展”，甚至敢于以“非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與流亡蘇聯返回的共產黨中央政府王明總書記抗衡、甚至在絕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如周恩來、項英等“團結在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的時候。這個關鍵時刻KEY，任弼時趁著王明在蘇聯的教父倒臺，顛倒中共抗日黑白，假傳蘇共圣旨陰毛推翻了“王明黨中央”，其實，斯大林根本不喜歡的遵義會議無視蘇聯意志擅自篡權的“毛XX毛左們”---稱之為“紅皮的白芯蘿卜”。黨史：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系統地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闡明以“毛XX”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國后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陳獨秀:一具充滿風暴的靈魂陳獨秀,風暴,靈魂,充滿陳獨秀:一具充滿風暴的靈魂dr.bear發表于2010-05-1501:43:31心靈驛站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一八七九年十月出生于安徽，安慶、懷寧兩縣的縣界恰好從他老家的中間穿過，這也許注定了他是一個一出生便要將爭議帶入世間的人物。他出世幾個月，父親便死了。因此，他在《實庵自傳》里“第一件事”就說，“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民國十年，他在廣東開會。席間，陳炯明正二八經地問道：“外間說你組織什么‘討父團’，真有此事？”他一聽，哈哈大笑，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幼喪父”。當時在座的人或驚駭，或莫名地擠眼，以為這位赫赫有名的啟蒙將領又在故作驚人語。教育他長大的是家中的一個嚴厲的祖父，親戚本家稱其為“白胡爹爹”。據說厲害的程度遠近聞名，當地的孩子一哭，父母給他們吃糖喂奶都沒有用，可一說，“白胡爹爹來了”，哭聲立止，迅如斷電。等陳獨秀稍長，他發現這孩子雖有點小聰明，但頑劣異常，最令人氣惱的是，無論怎樣打他，他總不哭。有一天，他憤怒地指著陳獨秀的鼻子罵道：“這小東西，將來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真是家門不幸”。但說來也怪，這孩子用棒槌無法征服，可見母親在一旁流淚，他倒哭出來了。陳獨秀后來回憶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婦人哭。至于祖父對我做強盜的預料顯然撲了空，我并沒有做強盜，而且生平最厭殺人。至于“玩劣”，這位祖父倒沒有說錯。他的家鄉直到現在，還流傳著一件陳獨秀小時侯“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說陳氏家族里有一個“陰差”（閻王的差役），整天游手好閑，裝神弄鬼地騙人錢財。一天，來到陳獨秀家，大張開嘴打了一個哈欠，就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說著胡話，大意是陳獨秀家的祖先沒有錢用，托他來要錢買些紙錢銀錠。雖然是“豐城土話”，但陳獨秀卻聽明白了，跑去叫了近鄰十多個孩子，從后門一涌而進，大聲喊道：“起火了，起火了”。這位陰差頓時就停止了“誦經”，一聲哈欠就還了陽。瞇著眼睛問，“是周家的老房子吧？我在下邊就聞到煙味了”，說完一溜煙就跑了。陳獨秀從小對學習八股文十分厭惡，可在母親的眼淚攻勢中，他參加了鄉試，后來竟得了個舉人，他說，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地鄙薄科舉。等清末廢除了科舉制，他就遠赴日本留學。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釗和蘇曼殊。他們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學習讀書。有一次，三人斷了炊。陳與章在家等飯，叫蘇曼殊拿幾件衣服去當鋪換點錢買食吃。那知一直到半夜，陳章二人不耐饑寒，昏昏沉沉睡去，蘇曼殊卻不見蹤影。直到午夜，他才手捧一本書搖頭晃腦地念著回來了。他倆一骨碌爬起來，問：“吃的呢？”蘇說：“這本書我遍尋不得，今天在夜市上買來了”，陳獨秀喊叫道：“你不知道我倆正餓著肚子嗎？”連罵：“瘋和尚”，但蘇曼殊卻不生氣，說，“不要緊，起來看看這本書就不餓了。”三人遂披衣起床，閱讀至天明。后來章士釗當了段執政府的司法部長和教育總長，蘇曼殊則先習文藝，次作和尚，有時兼搞精神戀愛，陳獨秀諷其為“假僧人”。陳獨秀一生向往民主，追求平等人生，說他是機會主義者就是說他企圖用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他的獨立意識很強，非到萬不得已從不求人。他家本是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同家庭斷交。有一次他到北京，路過他家開的一個大鋪子，掌柜一聽“小東家”來了，請他賞個面子，過去瞧瞧，誰知他卻袖子一甩，說，“鋪子不是我的”，揚長而去。對待兒子也是如此。五四前后，延年、喬年流落北京，在一家工廠干重活，后母憫其苦，請他給找個工作，他罵道：“婦人之仁，徒賊子弟”。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他任北大文科學長，延年、喬年來看老爸，但他們事先不被允許直接進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樣，也要各自準備一張名片，上書“拜訪陳獨秀先生”，下署名號方可。一時傳為美談，國人認為陳獨秀真是民主到了“家”。他在共產黨總書記任上時，延年任共青團書記，同臺出席黨的會議。會上陳獨秀稱其子為“延年同志”，延年則稱“獨秀同志”，有時為一個工作問題竟弄到父子拍桌，不相理會的程度。陳獨秀有一句名言：“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監獄與研究室是民主的搖籃。”他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他的諾言。他一生五入監獄，一次是辛亥革命中，一次是五四運動中，兩次是共產黨總書記任上，最后一次是為國民黨所拘。第五次被捕時，先生五十有五。在押他由滬赴寧的囚車上，他先是談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卻遲遲不下來，看守員大異之，催問之中，發現五四的總司令酣睡達旦、如居臥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說。他的話不是比喻，他的確把監獄當成了臥室。他晚年，得一女友潘蘭珍，陳在南京坐監時，潘送飯三年，一日不絕。據囚監難友濮德志回憶，說有一日，監獄長提問了濮，憤憤地對他說，“優待、優待，優待也有個界限，陳先生和那個姓潘的女士在監房里發生肉體關系，這事傳出去，豈不要我和他一樣坐牢嗎？”并婉轉陳辭，請濮轉告陳獨秀，“為看守的處境想一想嘛”，并說，“我本也崇拜陳獨秀的道德文章，可現在看來，他文章雖好，道德卻一般”，濮唯唯而退。監獄也是工作室。有一段笑話，說江蘇南通有一位姓程的先生是文字學家，因慕獨秀大名到監獄里來看他，兩人一見如故，互道欽佩，繼而交換著作，互相表揚對方“卓見異常”。可不一會兒卻面紅耳赤，拍桌指鼻，互斥淺陋。監獄長來了究其因，他們說，為了一個“父”字。陳說，“父”字明明是畫著一個人，以手執杖，指揮家人行事。程說，純屬扯淡，“父”字明明是捧著一盆火，教人炊飯。其認真執著如是。他在監獄教人文字學，他主張文字大眾化，由繁入簡，但不能突變，要漸變。寫別字也是漸變。如醫院里打針，大家都說打“殿”部，其實這個字是“臀”，應讀“豚”，但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說鼓吹革命，這個“吹”字應讀“Trai”，而不讀“吹”。現在大家都讀“吹”，但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傳革命也是吹，你再要讀Trai，那就是頑固。他希望人人都成倉頡。他在獄中給學生講詩歌。他說有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把一些口號寫入詩句，以為就是革命詩歌，其實是笑話。結果只能把詩寫成“屎”，自己還不知道。詩有詩的意境。必須給青年詩作者講美的意境。他說，他在蕪湖中學教國文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學作詩，文中有這么兩句：“屙屎撒尿解小手，關門掩戶闔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詩上打了一個橫ｘ，批上“屎臭尿腥”四字，并加寫了兩句：“勸君莫作詩人夢，打開寒窗讓屎飛”。一九三二年十月，陳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當時國際名人如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都致電蔣介石，請求釋放。最后推來推去，于次年四月，公開審理。罪名是“危害民國”。他卻在辯訴狀里說：“國者何？土地、主權、人民之總和也。以言土地，東三省之失于日本，豈獨秀之責耶？以言主權，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豈獨秀簽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張建立‘人民政府’，此殘民以逞之徒耶？若言反對政府即為危害民國……孫中山、黃興曾反對滿清和袁世凱，而后者曾斥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故認為反對政府即為叛國，則孫、黃二次叛國也……”這時旁聽席上發出一陣笑聲。審判長怕惹出是非，站起來說，“你不得有鼓動言辭，要上下一致，安定團結。”陳獨秀說：“剛才你說到團結，這是個好聽的名詞，不過我覺得騎馬者要和馬講團結，馬是不會贊成的，它會說你壓在我身上，你相當舒適，我要被你鞭打還要跑，跑得滿身大汗，你還嫌慢，這種團結，我敬謝不敏。”但不管他的辯訴多么有理，狀辭多么有華采，國民黨還是判他十三年有期徒刑，后減免。綜觀其一生，陳獨秀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狂熱鼓吹者，他的身上體現出一種沖決一切網羅的英雄氣概，在五四輩啟蒙思想家中，他屬于狂?派，是一具充滿風暴的靈魂。但盜火者被凍，普羅米修斯被困高加索峭巖。中國老百姓說，“虎落平川”者是也。晚年他僻居江津，靠當地鄉紳解困，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寓所。其時，他的院子里還剩了一大堆土豆，那是他和潘女士最后的食品。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蔣介石撤運國庫黃金內幕──從官方機密檔案管窺管窺,金內,官方蔣介石撤運國庫黃金內幕──從官方機密檔案管窺發表于2009-01-1316:27:53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之交，國共內戰星火燎原，蔣介石惟恐京滬失守，在下野之前，即密令財政部與中央銀行，陸續將原存上海四行倉庫國庫黃金的主要部份，分批運送到尚未被戰火波及的臺灣，剩余之小部份金銀，則分散存于四川成都、浙江定海、廣州、廈門等地，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其實，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前后，國民黨軍隊尚控制長江以南地區，故而蔣介石將國庫黃金撤運到臺灣，并不意味著他已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之后，國共和談破裂，重要軍事據點守備失利，內戰兵燹一發不可收拾，國府在種種復雜因素下，眾癥并發，遂導致兵敗如山倒，敗退臺灣。從上海分批運送到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因緣際會，成為蔣介石「建設臺灣復興基地」俟機「反攻大陸」的資本。檢視國庫黃金運臺滄桑史頁，征諸官方源文件，國民黨當局搶運至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原本屬于全體大陸人民血汗結晶。當中，至少有一百零二萬千兩黃金，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０年間，由國民政府當局撥用作為發行新臺幣的黃金準備，為建立臺灣新而穩定的金融體系打下堅實的根柢。剩余的國庫黃金，除了部份用作軍費和政府開支，更有一部份黃金被投入臺灣本地各項建設，成為國府厚植臺灣經濟實力的奠基石。蔣介石父子治臺三十九年間，臺灣由戰后廢墟躋身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奇跡舉世矚目，追本溯源，當年運臺黃金功不可沒。遺憾的是，現今臺灣島內許多人在不明史實的情況下，即憑先入為主的意識偏見妄加論斷，偏激份子甚至引據若干早期著作之斷簡殘篇，斷章取義，指鹿為馬，終致引喻失義，貽笑方家。早年受限第一手檔案缺乏，若干早期著作顯然并未詳考源文件（按：當年第一手檔案尚未解密），所根據者往往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甚至依據輾轉得來的道聽涂說，自然不免作出諸多明顯不符史實、混淆是非、厚誣前朝、罔顧史實的結論。如此，不僅史實永遠難以鉤沉，更將禍及后世子孫，識者豈可不慎哉？關于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前的國庫黃金運臺問題，有的人質疑說，國庫黃金在國共內戰中消耗的差不多了，根本沒運多少到臺灣，既然這批黃金早已泰半挪為軍費，打仗全用完了，故而和建設臺灣毫無關系；有的人甚至在無憑無據的狀況下，妄言誣指蔣介石私藏國庫黃金據為己有……諸如此類的浮言濫語，不勝枚舉。作者基于求真精神，特援引臺灣方面現存的官方文件，以第一手檔案材料，解開若干議論紛紜的謎團。首先，我們要了解的是，國府自大陸撤退的整個過程里，蔣介石密令之下，究竟總共搶運了多少國庫黃金到臺灣？根據國民黨政府的正式官方檔案記載（相關檔案數據，現均庋藏于臺灣臺北新店「國史館」、臺北國民黨黨史會等單位），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運送到臺灣的黃金，一共分為五批運送，總計運到臺灣的大陸時期國庫黃金共為兩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五批運送的時間和重量，分別是：第一批由上海運臺的黃金，啟運時間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有關方面從上海四行倉庫運走了二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點五零六純金市兩。負責運送這批黃金的，不是國民黨海軍軍艦，而是海關緝私艦「海星號」。第一批國庫黃金，是蔣介石以「總統」身份蔣介石，親自下令「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執行黃金南運政策。一個半月后，蔣介石即宣布下野，并返回浙江奉化故里。但是，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命令陸續搶運國庫黃金到臺灣。名義上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可謂「令不出總統府」，雖曾數度阻撓運金行動，始終鞭長莫及，力未有逮。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已經下臺兩個禮拜的蔣介石，又密令撤運國庫黃金。第二批共計從上海四行倉庫的國庫庫房中，運走了為數為五十五萬四千三百九十四點八九六純金市兩，目的地為臺灣。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上海解放前夕，在蔣介石密令之下，又運走了第三批的國庫黃金，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九點七四三純金市兩，直接被運送到臺灣存放。至此，上海國庫內之黃金已被搬運一空，前后三批黃金，全部運抵臺灣。除了大陸地區的國庫黃金，蔣介石并密令將原本存放在美國的黃金，分兩批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及八月卅日，先后運抵臺灣。八月二十二日的那批美國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二五四純金市兩，而八月卅日從美國運到臺灣的國庫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三五四純金市兩。最后，再加上一筆為數僅十一點五二六純金市兩的尾差兌入黃金。總計先后五批運送到臺灣的大陸國庫黃金，總共重達兩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試想，要把全中國的黃金從甲地運往乙地，縱令在承平時期已非易事，更遑論在兵荒馬亂，國民黨軍頻頻吃敗仗風聲鶴唳的關頭，海空交通隨時可能受戰火威脅，要越過海峽將國庫黃金運送到臺灣，尤其是一件高難度任務。從至今猶然保存的幾份函電，可以知悉財政主管官員臨危受命肩負起運送黃金任務后，不斷向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報告運送黃金的情況，以及官員們如何克服部份官員人心動搖的困難，軟硬兼施，在詭異險惡環境下，達成運金任務的過程。同時，吾人亦可從借著蔣介石和官員們的往來函電，交互印證三次運金的經過情形。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蔣介石下野之后一星期，剛交卸國府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的俞鴻鈞，拍發一則密電給蔣介石，電文如下：「奉化總統蔣鈞鑒：3906密（一）滬國行存金尚有八十二萬余兩，銀元二千六百萬元，以前因存兌金銀，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現在政策變更，無此需要，亟宜早日運出，免滋延誤，除密洽劉總裁迅辦外，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二）…。謹聞。職鴻鈞叩感印」俞鴻鈞這封密電透露了一個重要的玄機，是暗示蔣介石，國庫黃金運往臺灣的行動有生變的跡象，任務停滯不前。俞鴻鈞以意在言外的方式，告訴蔣介石有人不能遵從你搶運黃金的最高指示。這人是誰？俞鴻鈞不必明講，蔣介石心里明白，此人正是上任代理中央銀行總裁才八天的劉攻蕓（按：俞鴻鈞隨著蔣先生下臺之后，央行總裁一職即由劉攻蕓暫代）。所以，俞鴻鈞提及「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更點出了其中奧妙，換言之，俞鴻鈞隱約之間亦在抱怨，他已指揮不動劉攻蕓，若要劉攻蕓再次啟動運金計劃，只有您老先生親自出馬或者由蔣經國代表您去催促了。俞鴻鈞請蔣經國出馬的另一個原因，就在這封密電拍發前十八天，蔣經國銜父親蔣介石之命，從南京特地趕往上海，密晤俞鴻鈞、劉攻蕓，要俞、劉二人盡速搶運國庫黃金到臺灣去。蔣經國在自述《危急存亡之秋》里說：「今日（按：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父親派我趕至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無巧不成書，實際上早在俞鴻鈞這封密電到蔣介石手上的前一天（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蔣先生因關心撤運國庫黃金事宜，特地密召「中央信托局」局長林崇鏞，從南京趕來奉化溪口會晤。蔣先生與林祟鏞「商談中央銀行現金運送廈門辦法」（見蔣介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之日記），林崇鏞逐一匯報相關事宜，并數落劉攻蕓的諸多不是，蔣介石詢問林祟鏞，劉攻蕓態度究竟如何，林崇鏞即稱劉攻蕓「對此事進行，面有難色」。蔣介石即懷疑劉攻蕓態度生變，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那天的日記上，聲稱對劉攻蕓的「面有難色」感到「殊為駭異」，并浩嘆「世人能明理識義，始終如一者，誠難得也。」蔣先生言下之意劉攻蕓是兩面人，不夠「明理識義」。運送第二批黃金工作尚未就緒，中途又遇到劉攻蕓按兵不動，蔣介石擔憂黃金不能如期運離上海，煩心致使其輾轉反側。蔣介石的文書侍從整理他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上曾敘及：「昨夜十二時，公醒后思慮軍事經濟等問題，輾轉未能成眠蓋公身雖引退，而心懷邦國，仍難恝置也。晨起，即召郭懺總司令來商上海中央銀行現金移運安全地區之處置，并策定鞏固江防及守衛南京之方針。」其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劉攻蕓本身亦有旁人難以體會的難處，自從第一批國庫黃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號從上海運走之后，蔣介石下令二度展開撤運黃金行動時，蔣氏已是在野之身，劉攻蕓的頂頭上司已經換成了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蔣經國銜命從南京到上海宣達蔣介石的口諭，要俞鴻鈞著手趕運第二批國庫黃金，孰料不到兩個禮拜，蔣介石宣布下野，之后，俞鴻鈞也離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遭此巨變，劉攻蕓在俄頃之間代理總裁，周旋夾處于蔣介石、李宗仁之間，萬般為難，他到底是要落實蔣介石的運金命令？抑或是遵從李宗仁的口諭不準動用國庫存金？國民黨的體制是「以黨領政」，俞鴻鈞三番兩次「密洽劉總裁迅辦」，蔣經國屢屢掛長途電話給劉攻蕓催促，運用各種關系，更以國民黨總裁的命令強壓劉攻蕓，加之上海有「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以槍桿子就近「監管」，劉攻蕓就算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不聽命撤運黃金。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至八日間，經過俞鴻鈞、周宏濤三番兩次居間奔走，在蔣經國函電交馳，頻頻施壓之下，劉攻蕓被迫交出國庫鑰匙，承諾近日秘密運送第二批黃金。俞鴻鈞于二月三日發給蔣經國一通密電，電文稱：「溪口蔣教育長經國兄勛鑒：3906密，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擬于微日赴穗返里一行。賜示請飭寄穗央行收轉，并乞轉陳為禱。弟俞鴻鈞叩江印。」這的確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說服工作，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的《事略稿本》（系蔣介石的文書侍從根據蔣先生日記整理謄寫而成）上記載：「派周宏濤秘書赴上海，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蓋公以中央銀行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曾經指示財政金融主管人員，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以期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甚至…造成莫大之損失，但以若干主管人員對此不甚了解，延未施行，故公不得已再派周宏濤秘書赴上海，對主管當局切實說明，以期彼等能從速處理也。」劉攻蕓承蔣介石之命，開庫運金后，蔣介石的郎舅宋子文的電報中，猶再度提及劉攻蕓左右搖擺的態度。宋子文從香港發給蔣介石的密電上說：「溪口總統蔣鈞鑒：0111密，俞鴻鈞昨（七日）來港，擬謂攻蕓因環境關系，國庫金銀該員猶豫延遲甚久，鴻鈞臨走日，彼始決定以翌日起黃金逐漸空運，至白銀如何，似未肯定，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請注意。職宋子文」一九四八年十月前后，原本不可一世的孔宋家族，紛紛中箭落馬，星散海外，成為失意政客。宋子文掛著「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的虛銜，寓居香港，猶時時關切國是。宋子文發電報前兩天，第二批為數為五十五萬四千三百余兩黃金，悄悄從上海四行倉庫運往臺灣。周宏濤在上海多方游說勸解，總算說服了劉攻蕓在內的財經官員，順利把第二批黃金運往臺灣。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蔣介石的「起居注」《事略稿本》上寫著：「下午周宏濤秘書自上海歸來，謁公報告中央銀行所存現金已大部如期運往廈門臺灣，現存上海者，惟留黃金二十萬兩云。公得報為之一慰，蓋以此項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與國家命脈之所系，故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因一再叮囑財政金融主管當局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俾得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在此同時，蔣經國也在他的日記上寫道：「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于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份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共，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為什么劉攻蕓這位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博士，遲遲不愿意繼續啟運國庫黃金？自然與李宗仁的態度有關。第二批國庫黃金于二月七日從上海運往臺灣，李宗仁事后聞訊，曾經對劉攻蕓大發雷霆。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李宗仁給劉攻蕓一道書面命令，不準再運走一兩的金子，否則惟劉攻蕓是問。盛怒之下，李宗仁并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前后，向蔣介石提出請求，要他把廈門、臺灣國庫黃金運還上海。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甚且發動「立法委員」要求蔣介石將運到臺灣、廈門的黃金悉數運回。蔣介石自然不可能答應李氏的要求，蔣經國在日記上痛批李宗仁：「…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可痛！」。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進入南京前夕，李宗仁搭飛機奔回廣西老家。如今既然南京已經落入共軍手中，上海勢必即將成為共軍第二個戰略目標。就在這敏感時刻，遠在美國的宋美齡（宋美齡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去美國求援為借口，低調赴美）在四月二十七日，來了一封加急密電，要蔣介石立即將中央銀行總行撤離上海。電報上說：「介兄親鑒：頃聞紐約財政監理官通知紐約中國銀行，因上海時局緊張，中行總行仍在上海，恐發生不幸事故，累及紐行，故有取銷營業執照凍結款項之意，此事關系重要，祈即令總行遷移，宋董事長離滬，免為敵方操縱利用。并令總行通知紐行，以便轉機為要。妹美。」四個月以后，國民黨當局為了支撐內戰形成的金融危局，分兩次從美國撤運庫存黃金到臺灣。第一次從美國運臺的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二五四純金市兩，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八二十二日；第二次的美國庫存黃金，是在一周后，亦即八月三十號，運到臺灣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三五四純金市兩。所以，按照國民黨當局的官方數字顯示，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前后五批運往臺灣的中國國庫黃金，總計有二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這尚不包括外幣、白銀、珠寶與其它國有珍貴資產。為了重建臺灣的金融秩序，改革臺灣金融市場，發行新臺幣，根據官方數據顯示，國民黨當局從中國國庫黃金當中，至少前后三次，從國庫抽調一百零二萬六千兩黃金，作為新臺幣的發行準備。目前有案可查者，國庫將這一百多萬兩黃金撥給「臺灣銀行」的時間點，分別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八十萬純金市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撥付的十萬純金市兩，一九五０年元月二十日撥付「臺灣銀行」借用的十二萬六千純金市兩。（以上資料，均來自「中央銀行總裁」徐堪，給蔣介石作的書面報告）一九四九迄至一九八０年代的臺灣經濟奇跡，得來洵非偶然。被撥用作為新臺幣發行準備金的一百零二萬六千兩黃金，占了運臺黃金的總量的三分之一強，這一百余萬兩黃金，點點滴滴都是戰爭年代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臺灣日后能從戰后的貧瘠，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工商不振的谷底，逐漸朝向復興之路邁進，并且在一九七０年代晚期、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昂首闊步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國府經濟政策成功固然是重要因素，早先從大陸運臺的國庫黃金，奠基之功尤其不可堙沒，文獻斑斑可考，豈容無知之徒眾口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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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XX最反對流寇，贊賞黃巢精神反對黃巢道路黃巢,毛XX,流寇,道路,精神毛XX最反對流寇，贊賞黃巢精神反對黃巢道路2010年05月07日10:48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馬駿：毛XX最反對流寇，贊賞黃巢精神反對黃巢道路--中國共產黨新聞【字號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區網摘手機點評糾錯E-mail推薦：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