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鈺的部落格

股市暴跌股民蔣介石咋解套的蔣介石,股市,解套,股民,暴跌股市暴跌看中國最早股民蔣介石咋解套中國股票市場形成較晚，但蔣介石卻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之一大概是在1916年，深諳西方經營之道的孫中山先生為了籌措革命經費，派朱執信寫了一份申請書交給“北洋政府”農商部，申請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資金總額定為當時國幣500萬元。對于孫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經辦人不知交易所為何物，只好托稱任何人都應當以法為據，法無此物，則難批復，千方百計加以阻止。因此，對孫中山的呈文沒有批準。這件事情也就擱置下來，孫中山先生也沒有再繼續爭取。這時，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領的蔣介石卻對商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盡管此時他只是張靜江等人的一個小伙計，并沒有表現出特殊的經營才能。張靜江是蔣介石在投機經營上的帶路人。此人姓張，名人杰，字靜江，有過傳奇式經歷：他在20歲時，便患骨痛癥，致使雙腿行走不便。不過，他卻有一顆精明的商業頭腦。他居然在巴黎開辦通運公司，賺了大錢。1905年冬，他回國后重返巴黎時，正好與孫中山同船，他仰慕孫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他告訴孫中山聯絡暗號，并說以ABCDE為序，倘電報中寫A，即資助1萬元，B為2萬元，C為3萬元，D為4萬元，E為5萬元，孫中山聽罷，將信將疑。兩年后，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同盟會本部經費匱乏，無計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賈張靜江，便按聯絡密碼往巴黎發電報，電文僅僅一個字，即“C”。幾天后，果真，從巴黎電匯來3萬法郎，使孫中山吃了一驚牬喲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陷于困頓之際，便向巴黎求援，張靜江有求必應。不久，張靜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了孫中山的密友。過了一年半載，蔣介石等人因為經濟非常拮據，在張靜江的啟發下，決定利用孫中山呈文的思路，著手辦理交易所。為此，進一步與日本某政黨所介紹的企業代表協商，初步形成了關于開辦交易所的具體辦法。首先，蔣介石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由之出面具體進行組織謀劃工作；其次是聘請江浙財閥虞洽卿、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等人為該組織社員，以擴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和當時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溫宗堯、聞蘭亭、李云書、張澹如、沈潤挹、吳耀庭、顧文耀等共任發起人，草具文書，提出申請，并遞交給北京的農商部，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在蔣介石、虞洽卿等人積極籌備之時，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張謇所探悉。他馬上通電反對，使得這些籌辦者感到頗為驚詫。其實，這是有原委的，對于其中的“道”，張謇要比蔣介石等人內行得多。聽到虞洽卿、蔣介石等人要創辦交易所的事情后，張謇感到很是吃驚。辦證券交易所在當時中國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長的中國商人很少能有此創意，但他卻是例外。不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著手擘劃，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自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張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險并不在于他由此多了一個競爭對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國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區一所制，“北洋政府”若準許蔣、虞等首先創辦交易所，別人就不能在同一區域內再辦。他在南通辦鹽墾多年，當時正種植棉花，而且大生紗廠也已開辦起來，自己手中有花、有紗、有布，萬事皆利于我，豈容他人染指分肥﹖在他看來，以自己的名望和資信，只要自己堅持，這些小輩們即有天膽，也難如愿。有了這個信心，他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訴，堅決反對虞洽卿等創辦交易所。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區一所，就不能多種經營，做了證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單營物品，則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紗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資作股本。”在這樣的情況下，虞洽卿、蔣介石等人雖有上海各業領袖和總商會的支持，但農商部也礙于張謇的反對，很難批準他們的申請。實際上，這是蔣介石、虞洽卿的多種經營與張謇的單種經營的商業權利之爭，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在他們與張謇鬧得不可開交之時，精明的日商已于1919年在上海日領事館注冊，在上海租界三馬路開辦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蔣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為借口，電請農商部迅速批準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蔣介石等人也秘密展開活動，試圖先發制人。在他們的游說下，滬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個密電給北京：關于虞洽卿申請創辦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準，他們將在租界內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廳予以封閉，反會使日商取得專利。這時的北京政權為直系軍閥所控制，曹錕、吳佩孚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國事務。于是，中國以股票為龍頭的第一家綜合交易所被批準。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長為虞洽卿，常務理事為郭外峰、聞蘭亭、趙林士、盛丕華、沈潤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監察人為周駿彥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種，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但當時并沒有全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頒布以后，它便依法將物品中的棉紗交易并入紗布交易所；證券部分于1933年夏秋間并入證券交易所，黃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業交易所。一般交易所的買賣是由經紀人經手代辦的。經紀人在交易所中繳足相當的保證金，在市場代理客商買賣貨物，以取得相應的傭金。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牌號是“恒泰號”。恒泰號只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機構之一，由于財力有限，他們不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東，而是該交易所經紀機構恒泰號的股東。恒泰號的營業范圍，表面上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銀幣35000元，每股1000元，分為35股。股東共有十七人，但由于各種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股東中的“蔣偉記”就是蔣介石的代號。在合同上各股東都在自己的名下蓋章，只有蔣介石沒有蓋章，僅在“蔣偉記”名下簽了“中正”的名字。蔣介石究竟是如何在股票市場上賺到大錢的呢？蔣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4000元股本，是由張靜江替他代交，讓他撈回一把，以免他經常做伸手將軍來借錢。此點有蔣給張的信為證：“日來閑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恒泰股份，請為簽字。”投機舞臺搭好了，蔣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場上“搶帽子”的投機游戲，糾伙聯群、操縱市場。由于交易所設在商賈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國第一家，因此，一時成為投機者的樂園，起初交易營業額很好。交易所股票稱為本所股，也加入證券市場買賣。開始時每股價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飆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條例》頒布后，本所股市價已到80元，至年終時每股漲到120元。這時每股所欠繳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繳清，交易所已實收資本500萬元。蔣介石等人初嘗甜頭，樂不思蜀。協進社所有的3萬股，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最多只分給重要社員1.5萬股，其余所存1.5萬股早已賣到市場上去了。現在為了要繳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又將日商方面做押款的7萬股股票全部贖出而賣掉3萬股。這樣，加上前存1.5萬股共4.5萬股，以每股平均獲利60元計算，共可獲利270萬元。除去日商押款87.5萬元，還有4萬股保留下來的股子，每股應繳37.5元，共需150萬元，總共237.5萬元，其余的32.5萬元，當然就為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所得。至于繳足50元的4萬股股票，市價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萬元，也為蔣等人所有了。后來，交易所的一些人認為股票價格已達到飽和點，不能再有所發展了。于是，一場分裂勢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創辦者紛紛撤資，調整投資方向。正當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謀發展時，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人仍然以為他們有實力，手頭握有每股120元市價的4萬股股票，因而繼續大做本所股買賣。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價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終時竟漲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脫韁之馬，橫沖直撞。蔣介石不禁喜不勝收，暗笑出走者不識時務。交易所原來訂有120余條的營業細則，規定賣主或買主應繳各種證據金，以便防止賣主到期不交貨和買主到期不繳款，規定極為嚴格。但這時蔣介石等人不僅不繳證據金，反而強迫常務理事郭外峰、聞蘭亭等收受空頭支票，充作現金。這時，現貨與期貨的差價越來越大，差金打出極多，導致會計上的現金大量支出。蔣介石等人開始感覺到恐慌。原來，人們眼見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時達到頂峰。物極必反，交易所數量越來越多，光怪陸離，問題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準市價”的作用，終于釀成1921年的信交風潮，許多交易所紛紛倒閉。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變為廢紙，交易所的大富翁驟然變為窮光蛋，蔣介石自然難逃厄運。但蔣介石畢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機會，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是蔣介石的同鄉、老師，此時因套利而欠債20萬元，到處被債主所逼，非2萬元不能逃脫。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楨處，要魏設法救他。魏此時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錢救他？這時，蔣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來了。與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匯來100萬元，交易所的負責人打算開股東會討論交易所復業問題。了解內情的魏伯楨正在打這筆錢的主意，見周來，突然有了辦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東名簿上過100個新戶頭，然后叫莊之盤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學雇100個人作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于交易所500萬元資金和各經紀人保證金及各種交易所繳的證據金的用途，交易所負責人如果派人出來和自己談判，就有文章可做了。周駿彥聽了這個打算后，拿不定主意，當晚就找蔣介石咨詢。蔣介石這時也是負債累累，情況并不比周駿彥好多少，可謂同病相憐。一聽到這個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過望。第二天就跑來找到魏伯楨，誠懇地向魏表示，自己經濟上現在實在沒有辦法，愿意同魏合作。多一個精明的幫手，魏自然不反對。魏當即問蔣介石希望得多少好處，出乎他意料的是，蔣胃口并不小，他說希望得20萬元。魏很是惱火，當場回絕。因為日本匯來的款一共只有100萬元，現在周駿彥想要2萬元，魏對此并沒有十分的把握，沒想到蔣介石跑來一句話就要20萬元，怎么能與他合作呢﹖不料，蔣介石并不是等閑之輩，他想參與的事是很難不讓他參與的，回去之后就對魏來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給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莊之盤1000元，對之曉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贓。莊之盤對蔣的能量是了解的，對之無不言聽計從。他馬上找到魏伯楨：“瑞元即蔣介石到你這里來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絕他﹖”“你初到上海，還不懂上海規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鬧起事來，巡捕房不能不管，這就一定要通過法租界的黃金榮。瑞元同黃金榮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知道了蔣的這層背景，魏感到這樣下去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表示同意蔣介入。在蔣的授意下，莊之盤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錢先救周駿彥的命，其次給蔣介石部分資金，供他去廣東之用，剩下的錢大家都有好處。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魏只得同意這個辦法。股東會開會前，莊之盤所雇的100個人全部到位，每人發一點好處費，又加發了每人2角的酒錢。待酒醉飯飽后，由莊之盤領進交易所股東會會場，坐滿了前幾排。會議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頭不對，心知有異，就宣布會議延期一天舉行。虞當晚請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時任滬東光復軍統領，他的部下有張宗昌，以后在法租界當“大亨”)商量對付辦法，許諾交易所將送他5000元。李征五當場拍胸，也找了一百來個人與魏、蔣等周旋。蔣介石較早得到了這個信息，看到情況有變，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對手，馬上叫莊之盤“先行退兵”。眼見解套在望，莊不同意就此罷手，兩個人協商不成，就鬧到大東旅館來找魏伯楨。經過談判，魏認為應從長考慮，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而蔣介石此時已經決定反水，他私下找了葉琢堂，葉是金融界大亨，他在開賭場時與蔣有交情。蔣請葉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稱自己并無意與他作對，只是現在經濟上困難，沒有法子去廣東，要虞幫個忙，出點錢，由蔣出面將事情擺平。開始時虞很氣憤，說蔣搞垮了交易所，還要搗蛋，不能同意。最后談判結果，虞答應可由交易所拿出6萬元，可以給蔣一部分，但要在蔣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給錢。蔣隨即到大東旅館把他的活動情形告訴魏伯楨。魏見蔣介石已獨自將事情辦好，盡管很惱火，但沒有任何辦法，只好順從蔣的意見。第二天，蔣介石拿著自己所分到的錢，結束了在上海的經濟投機，開始了他去廣東的新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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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對劉伯承用兵的影響劉伯承,三國演義,用兵《三國演義》對劉伯承用兵的影響PostBy：2008-9-71:05:25劉伯承能征慣戰，劉鄧大軍聞名于天下，然而在劉伯承的實戰戰例中卻有很多《三國演義》戰列的影子，這說明《三國演義》對他在指揮作戰過程中有著很大的影響一、混水摸魚，從中漁利。在渡金沙江時劉伯承讓士兵換上敵人的服裝，詐得了敵人信任從而控制了渡河船只，為順利渡過金沙江提供了保障。在指揮紅軍奪取遵義城時他讓部分士兵換上了敵軍的服裝，喬裝打扮成黔軍詐開了城門，從而不費周折地奪取遵義城，達到好戰斗效果。《三國演義》也有類似戰例在孔明兵出斜谷時，將魏兵衣甲與蜀兵穿了，扮作魏兵往奔曹真寨來，然后蜀兵便乘魏軍不備大敗魏軍。在《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九回：“夏候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著魏軍旗號，從小路徑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并獲大勝。二、先敵所料，內外夾擊在龍透關一戰中劉伯承料敵人會前來攻擊奪關，于是他命令部分士兵在營外隱敝構筑工事準備內外夾擊敵人。第二天，果然不出他所料，敵人前來進攻，于是關內士兵迅速出擊，早已埋伏在關外的軍隊也前來攻擊，前后夾擊，大破敵軍。《三國演義》第九十三回中姜維就曾料想孔明將進攻天水，于是派兵在城外埋伏，等到孔明到城邊準備攻城時城內士兵便殺出和城外埋伏的士兵內外夾攻，使蜀軍大敗。三，驕敵而勝劉伯承在濮縣到董口一線指揮作戰時為很好打擊敵人他誘敵深入，制造懼怕敵人的假象，主動放棄鄄城。敵人知道鄄城空虛后便前進到此處并以為劉伯承害怕而逃跑了，而戒以輕心。劉伯承見時機到了便回師反擊，經過激戰，把被圍敵人全部殲滅，取得了輝煌成績。在《三國演義》中黃忠便用此計奪得天蕩山。在第七十回，黃忠佯裝敗軍，輸了三陣并丟數寨以來驕兵，然后等到魏兵怠慢之時便引軍殺回而大勝魏軍。四，圍點打援劉伯承再指揮長冶之戰時以攻城打援的戰法殲滅敵人，命令冀南縱隊和太行太岳圍城部隊偽裝成主力，進攻長冶，令太行、太岳縱隊主力打援并從而取得了輝煌戰績。在《三國演義》中孔明在攻打南安郡時便曾用此計。在第九十二回中孔明將南安圍住，派人到安定報信求救并派軍隊在路上埋伏從而打擊敵人援兵。五圍三缺一，虛留生路。在六營集一戰中，指揮軍隊由三面攻擊，只在東南虛留生路，另派軍隊在六營集以東埋伏準備打擊敵人，后來敵人進入了埋伏圈，而被圍殲。《三國演義》中吳軍活捉關羽時便曾用此謀。在第七十七回中呂蒙敗兵伏于麥城之北，引精兵伏于臨沮山僻小路，然后便讓將士從各門攻打只虛留北門。關羽見北門敵軍不多便向北門逃去，不久便進入臨沮山處的吳軍埋伏圈而被活捉。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袁世凱的死因有了新說法袁世凱,死因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死因有了新說法1916年6月6日，竊國大盜袁世凱一命嗚呼！作為他的接班人，仍是北洋系統的老同事、老部下（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之流），因而對他的死因諱莫如深。據訃告說是病死的，但諸說不一。《京城四大名醫》中提到，蕭龍友治病素以診斷高明而為人所敬重。在醫療上他既全力以赴，卻又從不吹噓。能治者則治，不能治者絕不包攬。他曾為袁世凱、孫中山、梁啟超、蔣介石、段祺瑞、吳佩孚等名流看過病，都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診治。最新說法1916年，袁世凱五十八歲。他身體素健，平日食量很大，尤其是喜吃河南烤鴨，每天晚上睡覺前要喝參茸酒一杯。舊中國的士大夫總要擺出一副倚老賣老的姿態，袁世凱也一樣，五十歲以后見客時就要人攙扶。別人叫他老頭子，他則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類的話掛在口頭邊。袁世凱病時，每天仍在病榻開榻前會議，處理一切公務，直到病危時，亦不中斷，只是改由長子袁克定在榻前襄助。袁世凱稱帝時到天壇行祭天禮蕭龍友1916年5月27日晚用過晚飯在家中翻看醫學典籍，門外傳來咚咚的敲門聲。家仆很快慌慌張張跑了進來：“蕭爺，來人說袁大頭請您瞧病去。”蕭龍友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但作為一名醫生，治病救人是他的天職。所以他很快穿戴整齊，坐上轎子來到袁世凱住所。這時老中醫劉竺笙已經早來一步了。劉竺笙號完脈退到一旁，由蕭龍友接著號。隨后，兩人退到客廳。劉竺笙說：“方駿兄，我看袁大總統這次兇多吉少啊。”蕭龍友說：“大總統患有因膀胱結石導致的尿毒癥，這是早就知道的，可是我剛才號脈時發現，大總統恐怕還患有糖尿病，我問了家人，也說他最近口渴胸悶，小便頻頻，看來是并發癥了。”說著，蕭龍友提筆開了一個處方，又在另一張紙上寫下這么幾行字交給管家，上面寫的是：“得病之時，口渴胸悶，小便頻頻，身體日漸羸瘦，針藥罔效。”意思就是說，袁大總統得的這病打針吃藥恐怕已無濟于事了，準備后事吧。管家當然不死心，又請來一些江湖郎中，開了不少藥，亂吃一氣，結果毫無起色。6月6日清晨3時，袁世凱終于斷了氣。死后發表的《政府公報》只說袁世凱是死于尿毒癥。曾經的流傳的死因版本知識博覽報曾援引《千古之謎》，對曾經流傳的袁世凱死因做了如下歸納：女色說有一種說法，說是據當年袁世凱身邊的人回憶，“袁世凱的死主要由于貪戀女色所致”（引自《人間百事通》，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此說認為袁生活十分腐朽糜爛，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九人，由此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腎等補藥，以滿足性生活需要。自1916年春節起，身體日趨不佳，以后常患腰疼，經法國醫生搶救無效，死于尿毒癥。袁世凱稱帝標準像此說完全排斥當時政治大背景對袁的精神、心理負面，顯然出自不明國事的下人想像、推理，以致傳播，信以為實。氣死說通常的一種說法是四川督軍陳宦背向，宣布“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系”（陳宦通電），此構成袁世凱的一貼催命藥。為什么陳宦背袁，導致袁世凱加劇病死呢？這是因為陳宦是袁世凱的親信、帝制擁戴者，而且又有實力。據說，當袁派陳宦帶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辭行時，就行三跪九叩之大禮（《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陳宦先是用臣子見皇帝禮節，而后又是學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敬禮，真可謂是阿諛奉承到了頂峰。果然使袁世凱對他感覺良好，以為只要陳宦坐鎮成都，便可高枕無憂。因而陳宦在這年5月22日宣告獨立，對毫無思想準備的袁世凱是最大打擊。此中還有一個原因是，陳宦又為袁的其他親信起到帶頭羊作用。他們就是5月26日宣告陜西獨立的陳樹藩和5月29日宣告湖南獨立的湯薌銘，所以有人說：“袁世凱最后服了一貼‘二陳湯’以致送命，這三個人對他宣布獨立是他所料不及的，因此活活氣死了。”（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在袁世凱本人，卻始終沒有向后來者交代他為何人而氣出毛病。人到死時，其聲必哀。可是，這個竊國大盜即使在咽氣前，還不講真話，只是喃喃地叫道：“他害了我！”他是誰？有人說是老部下馮國璋、段祺瑞，他們希望繼任總統所以對帝制曖昧；或者是陳宦、湯薌銘始從終棄，反而對他倒打一耙；也有說是“太子”袁克定，為了當上合法接班人，極力慫恿老子做皇帝。這句話所指是誰，語焉不詳。“這也是奸雄到死都在玩弄詐術的地方。他用這話減輕自己的罪責，又嫁禍于人，又用這句不明不白的話刺痛那些推戴他當皇帝，而后來又背叛他的人。”（田熬《楊度外傳》）病死說佚名《袁氏盜國記》作了詳細說明，“經中醫劉竺笙、肖龍友百方診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勢加劇，即請駐京法國公使館醫官博士卜西京氏診視病狀，乃知為尿毒癥，加以神經衰弱病入膏肓，殆無轉機之望。”《袁世凱全傳》也稱袁世凱所患，“相傳為尿毒癥，因中西藥雜進，以致不起。”《袁氏盜國記》、《袁世凱全傳》都是袁世凱死后推出的出版物。自有其可信處，因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劉厚生《張謇評傳》說“袁世凱患尿毒癥，攝護腺腫脹，如果及時采取外科手術治療，決無生命之虞。可是在醫療方案上，袁世凱的兩個兒子意見分歧，大兒子袁克定相信西醫，主張動手術；二兒子袁克文則竭力反對，相持不下，貽誤時機，終致不治。”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民國第一美女胡蝶會做人力壓阮玲玉阮玲玉,胡蝶,美女民國第一美女如何選出?胡蝶會做人力壓阮玲玉阮玲玉說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眾參與的選美活動，不得不提到陳蝶衣。陳蝶衣是流行歌曲之王，比較有名的歌曲《南屏晚鐘》、《鳳凰于飛》、《我的眼裏只有你沒有他》均出自他手。可就是這樣一個寫流行歌曲的男子，早期卻是個辦報人。民國時期的小報也競爭激烈，陳蝶衣15歲就在《新聞報》做實習生，20歲在編輯部作校對，後來在辦報上摸索出一點經驗。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陳蝶衣就想能不能辦一份與娛樂有關的報紙。《明星日報》誕生後，並沒有預期的銷售量，雖賣大洋一分也還是賣不動。為這事，陳蝶衣還很鬱悶。有一次，陳蝶衣下班回家，路途候車，聽得幾個人議論胡蝶與阮玲玉誰更美，爭執不下，竟吵了起來。這給了陳蝶衣一個啟發。既然是明星日報，為何不搞個選美活動，這樣不是能與大眾共鳴互動嗎？有了這個想法，陳蝶衣馬上行動，這個選美活動定為“電影皇后的選舉大會”。這個選舉活動一直持續兩個月，為了刺激讀者參與進來，陳蝶衣還想到一個妙招，就是把投票讀者的名字與明星的票選同時刊在每天的報紙上，這樣，讀者在看報時，會更關心選舉的進程。在這期間，明星公司的胡蝶、聯華公司的阮玲玉及天一公司的陳玉梅選票遙遙領先其他演員。最後，胡蝶以21334票評為第一名，而阮玲玉只得第三名。此後，在1934年的十大影星選舉中，胡蝶當選的是最美麗的女明星，而阮玲玉則被選為演技最佳的女明星。看看老照片，不難發現，胡蝶的姿色並不在阮玲玉之上，阮玲玉本人比照片還要美麗，在過去的一些電影片花中，阮玲玉秀氣中有一種嫵媚，內裏的妖嬈與悲哀的性情並存，是很讓男人迷惑的。胡蝶臉盤大，雖是端莊，卻不耐看，甚至稍嫌粗笨。胡蝶並未以天下第一的姿色，卻獨得第一美女的稱號，原因何在？說起來，胡蝶還是比阮玲玉更會做人吧。她們也是共事過的。在影片《白雲塔》中，導演張石川要胡蝶演一個正派的小姐，要阮玲玉演一個品質比較壞的小姐。原因是導演喜歡胡蝶，因為胡蝶聽話，是有名的乖少女，讓她咋演就咋演。阮玲玉卻總喜歡按自己的體會演繹角色，這難免會與導演發生爭執。導演一煩，就不願給她好角色演，甚至後來都不願重用她。阮玲玉失意之中，只好換到聯華公司。聯華公司雖也重用阮，但這個公司的新派人物比較多，更加關注的是演員的表演，而不是選美這類帶有娛樂性質的事情。所以，也不會去為阮玲去買選票。而胡蝶所在的明星公司，則極力吹捧胡蝶。他們捧胡蝶，還因為胡蝶性格好。在各種派別紛爭中，胡蝶總是保持沉默，不參與意見。與人相處總是週到友好。阮玲玉更情緒化一些。不管怎樣的渠道，胡蝶在當選為最美麗的女明星之後，得到的實惠是數不盡的。當時的一些雜誌報紙關注胡蝶的一舉一動，把胡蝶的打扮從頭到腳分析給讀者看，以她作為最美麗的範本。而胡蝶的酒渦成為美的標誌，她的影像紛紛出現在廣告畫中，甚至這種美一直延續到她去香港之後，還以胡蝶牌暖水瓶為丈夫做生意用之。究竟什麼樣的女人才算第一美女？是姿色、名氣還是好的人際關係？就如胡蝶，民國的第一美女在隔了70年的歲月之後，很多人連她是誰都不再知曉。可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處處可見胡蝶的芳姿靚影，如此招搖，而阮玲玉只是她身邊那朵最沉默的花。據《民國女子》來源：武漢晚報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梅蘭芳孟小冬的真實愛情是很世俗的蘭芳孟,愛情,世俗奇情和俗情看完《梅蘭芳》，像往常一樣，在天橋起處點一根煙，在天橋尾段拋掉。光滑夜色中，我想小說的開端應該是在橋上邂逅那只貓。在英國的深秋，我曾遇見過一只黑貓（blog.sina.com.cn/s/blog_4744c987010003kb.html），它毛色光滑，神情驕傲。曾經尾隨我到家門口，然后自己跑掉。前幾天我收養了一只流浪貓，它的美麗和哀愁馴服了我，然而它的依賴和野性又嚇怕了我。最后它又跑掉了，是很堅決的越獄。講起來是很復雜的故事。我想如果不是它在我的身上撓出血，至今還在打狂犬疫苗，如果不是這多出來的麻煩，我會很快就忘卻它。但因為它給我制造的小小麻煩，我至今還在懊惱，想想，費了我這么多的周折，想給一只貓帶來點幸福，想給它尋一個好的去處，然而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終究我的一番好意不過是虛偽，因為我無意自己收留它，而它明白地知道吧。我不打算講這個貓的故事，這個故事帶給我的感觸我想留給虛構。我想到人只是習慣的動物，而打破習慣對一個成年人來說意味著世界的失序。《梅蘭芳》中邱如白對孟小冬說：“誰要毀了他的孤單，就毀了梅蘭芳”。我覺得所謂孤單不過是藝術化的藉口，有泡沫般的美麗，說白了，已經中年發福、譽滿人間的梅蘭芳是不能被激情破壞掉了習慣，破壞掉他在家庭、京劇和一群死忠梅黨之間已經形成的平衡，梅蘭芳之所以是梅蘭芳，是因為他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有很多人要賴此為生。一個失衡的世界只能給個體剎那高潮，而帶給他身邊盤根錯節的關系的是尷尬和傷害。傷害一個人心靈事小，傷害世界的和平事大。所以梅老板也只能接受現實。電影給的解決方案不是太殘酷就是太唯美。為了成全偉大的梅蘭芳孟小冬掉頭而去，輕輕地放下，身姿美妙。現實中梅老板和冬皇是不可開交，是從此陌路，連登3日啟事翻臉：“冬當時年歲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聽介紹人主持。名定兼祧，盡人皆知。乃蘭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實踐前言，致名分頓失保障．毅然與蘭芳脫離家庭關系。是我負人？仰或負我？世間自有公論，不待冬之贅言。”邱如白哪里是祈求孟小冬成全梅蘭芳的孤單啊，其實是祈求她別毀了他的紅。看看梅蘭芳一生中何時孤單過？一直都是高朋滿座、叫好如云。他的紅是繁華煙火，是人如流水馬如龍。反倒是戀愛，是很個人的，越瘋狂其實越孤單。陳凱歌一如既往地搞哲思，非要讓個名伶扮孤絕，梅蘭芳一生就沒有繁華散盡的時候。導演是想說梅蘭芳是屬于座兒的，所以被座兒，也就是藝術剝奪了他個人的自由。我覺得這樣的哲學思考對于每一個想當紅的藝人大概是個笑話。劉德華也堪比梅蘭芳了，為了當好偶像一直不敢結婚。可這和藝術有啥關系？難道這一眾偶像都是把自己的愛情當成了藝術的獻祭？梅蘭芳多半是愛孟小冬的，否則也不會之后光給孟小冬大洋就超過10萬。但這愛也只是無根之木，梅蘭芳的根還在他的大家庭、他的梨園和身后死黨所形成的一股巨大合力，這合力塑形他的習慣、他的思維和他的價值觀，簡直就像歷史的潮流，讓愛也無法抗拒。李敖先生早就說過，中國是沒有愛情傳奇的國度，傾國傾城的美女比不上傾國傾城的權力，希臘神話為絕世美人海倫開絕世之戰，而中國的大情種到關鍵處總是先把女人犧牲。英國愛德華八世要美人不要江山，和楊貴妃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唐明皇揮淚縊美人。羅馬大將安東尼為埃及女王克呂奧佩特拉而戰，吳三桂假借“沖冠一怒為紅顏”竊江山。從藝術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奇情，而他們所根據的原型多半是俗情。李敖定義所謂奇情俗情，區別在對得失的衡量和鑒定，俗情的標準是盡，奇情的標準是舍。盡是隨波逐流、倒光胃口、趕盡殺絕、相看兩厭倦，開場漂亮收場丑陋。而舍是戛然而止、為而不有、有而不恃、是慧劍斬情。俗情是滿鋪，沒有一點余地可眷戀，而奇情是留白，留出空間讓你去懷念。奇情的解決之道如此漂亮、唯美，不由得人不向往。而現實往往是在陳舊逼仄的“社會關系總和”中，人轉不得身、調不了頭。電影里梅蘭芳的孤單是用藉口留白，成全奇情，現實中是得失間身不由己、錙銖必較的算計。人們陷身于逼仄的習慣中動彈不得，這個時候他們還可以自我安慰說，不就是人生的磨練么，當是漫長的打坐，就這樣，一忽忽，也就和所有人一樣過了一輩子。算了算了也是一種人生。戲里的美人、英雄是眷戀不得的。如《梅蘭芳》中的邱如白，收獲的不過是偶爾投在別人波心的一個夢的投影。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杜月笙之子：我母親和孟小冬關系最好杜月笙,孟小冬,母親,關系我的父親：海上聞人杜月笙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聯系到在加拿大溫哥華的杜維善時，電話那頭的聲音是一口標準的京腔，在電話里，杜先生把采訪約定在未來他回大陸的某時機。時間久了，這個約定也慢慢淡忘，偶爾想起，以為不過是謝絕采訪的一種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電話：“我是杜維善，我到北京來了。”見面時坦率告知之前的疑慮，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應你的，就一定會兌現。”75歲的杜維善并不善談，談話中偶爾流露出的眼神也頗有幾分凌厲。每一位知道杜維善身世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將他與熟悉的一個形象暗暗做對比，那便是他父親杜月笙，這位被稱為上海灘教父式的人物，幾乎成了舊上海的符號。上世紀60年代起，一個偶然的機會，杜維善開始收藏中國古錢，直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頗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年，杜維善將自己收藏的全套絲綢之路錢幣捐給上海博物館，填補了一項空白。杜維善并不愿意別人知道他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因為父親與梅蘭芳、孟小冬的關系，杜維善也關注著陳凱歌的電影《梅蘭芳》，不過對孟小冬與梅蘭芳之間愛恨交織的復雜關系，杜維善坦言并不指望電影能展現多少。口述◎杜維善主筆◎李菁遙遠的父親對“杜月笙的兒子”這個身份有什么特殊感受，坦率說，這問題我好像從來沒想過。早期我出去做事也沒人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我也不是常碰見，所以沒什么特別的感覺。不過，自從做古錢收藏以后，知道我身份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會奇怪，因為大家認為我是個家庭背景很復雜的人，不可能有這種嗜好。我的出身不是我能選擇的，我也沒辦法逃避這種命運。其實小時候跟我父親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少。我母親跟父親結婚后，她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號，父親和前三位夫人——我們稱呼“前樓太太”、“二樓太太”和“三樓太太”住在華格臬路的老公館里。老公館不是我們去的地方，印象并不深。抗戰爆發后，父親先離開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慶，我們和母親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時間過得比較艱苦，平常用錢都得節省。記憶中，我們家很少吃米飯，都是以面食為主，我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那段時間我們過得還是挺苦的。那時候我才幾歲，父親多少有些擔心我們。那時上海政治性綁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偽政府的人把我綁了去，威脅他趕緊回上海，那豈不很麻煩？不過我們那時候年紀小，也沒地方去，無非是出門上學，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時候喜歡逛上海四馬路，就是現在的福州路，那邊都是書店，我喜歡逛書店。可惜的是，這些地方現在都拆掉了。直到抗戰勝利的前兩年，母親才帶我們到重慶與父親團聚。因為父親的生意和產業都在上海，所以抗戰勝利后，父親回到了上海，先是暫住在現在的錦江飯店，我們住在另一個朋友家里，彼此還是分開的。那時也不覺得父親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覺得一切很自然。所以，真正和父親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們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時和父親接觸也不多。平時我早早就上學了，放學回來，吃完飯要睡覺了，見了面叫一聲“父親”，然后就快快走開。平常我們吃飯也是分開的，我、姐姐和母親在一個臺子上，父親和一班人在另一個臺子上。父親在我們面前一直很嚴肅，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距離，所以我與父親始終沒建立起一種親近感。一方面父親很忙，不可能經常和我們接觸；另一方面，在父親的觀念中，在杜家始終以正房的長子為大，所以家里對外應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長女，所以比較起來，她跟父親的關系更近些。以往家里來了重要客人，父親也會讓姐姐從學校回來陪同客人的女兒。就像在影視或小說里看到的一樣，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互相之間的明爭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親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會用心計，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計就要敗下陣來。每位太太身邊都有一些參謀給她們出謀劃策，怎么爭寵，怎么奪權。母親也有很多參謀。有一次父親過生日，幾個太太事先商量，決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樣顏色和式樣的旗袍，這樣大家平等。母親回來就問參謀這事情怎么辦——如果答應她們的條件，那她終歸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顯不出地位。如果不答應，其他人肯定要數落她。那兩個參謀說：你先答應下來，她們說什么樣的你就去做，母親也就依計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預備了一套。生日宴一開始，她與其他幾個太太穿一樣的衣服出來，可是沒幾分鐘，馬上去換了一件。這樣一來，眾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都是我們搬到臺灣后母親跟我們說的。前樓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親和孟小冬的關系是最好的，其他兩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爭。三哥、四哥的母親就是和二哥的母親吵得一塌糊涂才帶著兩個兒子去英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杜家，兄弟間的斗爭也很厲害。父親有11個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個，但是因為我年齡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沒涉及其中。父親想培植大哥杜維藩，但實際上他是個阿斗。大哥喜歡喝酒，我父親常常罵他：你代表我請客，可是客人剛剛到你就醉了，你還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終是他，父親的觀念始終變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遺囑里，長子和長孫的遺產多一份，其他幾個都是平分——不過這些事情，也都成為舊中國的一個背影了。江湖生涯因為自小到大對自己的父親和家庭沒什么概念，所以也沒覺得有必要刻意去了解什么。對父親的很多舊事，還是到了臺灣后才知道多一些。父親有一個早期打天下時的兄弟叫顧嘉棠，我們搬到臺灣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多事情都是顧嘉棠親口跟我說的。比如藏鴉片煙、搶碼頭等，顧先生覺得是很自豪的事情。那時說我父親出去打架是不真實的，其實都是顧嘉棠、葉焯山、馬祥生這幫被稱做“小八股黨”的人做的。不過早年他確實干過不少事情，像搶煙筒這種事情的確有，當時搶煙筒是跟幫會有關的事情。父親年紀輕的時候喜歡賭錢，賭到什么地步？他和第一個太太結婚的那個晚上還出去賭，那時他需要錢給兄弟。本來是寄希望能賭博贏一點，沒想到輸個精光，結果把前樓太太結婚的衣服全都拿去當掉了。還有一次他在澡堂里賭，賭得連衣服全當光，最后還是黃金榮的太太拿著衣服把他救出來的，年輕時這種荒唐事還是很多的。父親出身貧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兒，后來靠在水果店里幫工來謀生。我想父親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靠義氣。在那時的中國社會里，“義”字很重要。他出手大方，人家沒錢了他給錢，兄弟沒錢了他散財。父親的門客很多，有的自己有職業，有的是靠我們家吃飯。比如說在恒社（注：杜月笙在1932年成立的組織）的人都拜我父親做先生，他們每人都有本身的生意，就是建起一個關系來。他們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但是由我父親來挑選人。這些人拜我父親做先生的時候，還是有這種江湖的氣味，幫會習性。我沒有見過他們加入幫會的場面，在公共場合，他們就像是普通的宴會一樣，大家在一塊吃飯，說說笑笑。其實父親從來不是上海灘最有錢的人，但給人的感覺是他名氣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夠控制一些東西。父親的一個觀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樣很早就闖蕩江湖的人，很注意結交各方關系。在租界里他認識很多人，比如說法租界的巡捕房那時候最高的警官和翻譯，叫張翼樞，普通人都不知道這個人，父親與他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別人有什么事情在租界里都托父親去打招呼。張翼樞的女兒我認識，現在美國，差不多90歲了。說父親是“青紅幫老大”是歷史事實，但稱父親為黑幫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紅幫是非常時期非常特別的一個產物。正式的青紅幫并不是打打殺殺，就是講做生意你要在“幫”，當時如果不在“幫”，你就沒有保護人，就休想在上海灘混。還有，賭博和抽大煙也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在老公館，有父親比較要好的客人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煙，這好像是個規矩。但是拿現在的社會觀念來講，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親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我不想為他辯解什么，只是覺得，應該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待他。現在很多人喜歡把父親與黃金榮、張嘯林放在一起，把他們并稱“上海三大亨”。黃金榮和張嘯林我都見過。我對黃金榮印象不深，我見他時，他大概60多歲了，那時人家還是叫他黃老板，還是很威風的。父親與黃金榮的關系后來有點復雜。黃金榮發家早，因為早期在幫會里，他輩分很高，而我父親輩分很低。但是黃金榮到了30年代名氣就不大了，父親遠遠超過了他，他有點嫉妒我父親，所以不太愿意來往。但是表面上大家還很一團和氣的，過年過節互相送東西。相比而言，張嘯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說他是張飛。我跟張嘯林見面的機會比較多，因為我小時候，張嘯林的太太很喜歡我，父親就把我過繼給他，認他做干爹。張嘯林被殺那天我還有印象，但那時我才7歲，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為什么有人要刺殺他。只是覺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周圍很熱鬧，趕緊去看看。張嘯林是被自己的保鏢林懷部槍殺的，當時林懷部的口供是說與張嘯林有矛盾，后來證明這是戴笠在后面策劃的，因為張嘯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偽浙江省主席一職。張嘯林死時，父親人在重慶，他既沒有表態也沒有發唁電，其實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也勸阻過張嘯林，未果，戴笠是要殺張嘯林，父親也沒辦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過他的意見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義，他不好表態。多面的父親很多人對父親的印象都來源于上海灘的那些電視劇，以為他們整天過的是刀光劍影、打打殺殺的生活。當然電視劇必須這樣拍，否則就沒人看了。《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當年曾見過父親，還寫了一篇《杜月笙傳》，徐鑄成文章中說，以為像杜月笙這樣大亨式的聞人，縱使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總該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見面后，只是一個修長身材、面色帶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言談中也少帶“白相人”常說的粗話。我父親是個弱不禁風的人，聽母親說，父親剛和她結婚時還喜歡戴金剛鉆，因為上海在外面跑的叫“白相人”，白相人的男人都喜歡戴金剛鉆，好像是一種身份。母親就跟他講，高級社會的男人不戴金剛鉆，他的這種習慣就一點點地改了。父親長年是一襲長衫，即便在家里，領扣也系得緊緊的。不過抗戰前，蔣介石給過他一個少將的頭銜，他拍了一張一生唯一穿軍裝的照片。父親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寒，沒怎么受過教育，所以對我們的教育看得特別重要，一定要讓我們在可能范圍內受到最好的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嚴，尤其是對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兩個耳光。在家中，父親的嚴厲具體是通過母親執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語沒考好，母親打了她10鞭子。父親對文人一直有一種向往，也對他們很敬重。他結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為他的私人律師或座上客。章太炎與父親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親在家鄉買了50畝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為杜家編了家譜，還寫了洋洋千言的《高橋杜氏祠堂記》。杜家祠堂建成那天，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要人都送了牌匾，場面很大。章士釗曾做過教育總長，后來又在上海做大律師，所以那時他們的交往比較多。章士釗算是父親的私人律師兼參謀。很早以前，毛XX要送很多共產黨員到巴黎去，找到章士釗幫忙，章士釗又來找我父親要錢，父親覺得各方面人都要結交，求到門下就要幫一下。我父親也比較喜歡行老，在重慶時，章士釗和我們家住在同一棟樓里的樓上樓下。章士釗自己有個小書房，我每天給他磨墨，磨好了他來教我寫字。后來到了香港，殷夫人還把章士釗用過的硯臺送給我。父親發達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讓別人出面去做，與早期的兄弟也保持了一點距離，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災害發生，父親一定出面組織賑濟。每逢春節過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為上海灘的人都知道給杜先生拜年是不會空著手回去的。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年關將至，父親就讓手下到幾個銀行調錢到家里來，還有米，米倒不成問題，因為老公館的管家萬墨林是上海商會的，所以無論多少米萬墨林都能拿來。那時候來老公館拜年是排著隊來的，包括很多窮人、乞丐，只要到大門口來給杜先生拜年，總歸是能分紅的。父親的老家在上海浦東高橋，每年夏天他都要從藥房買大量的“痧藥水”、“諸葛行軍散”，送到高橋，挨家挨戶免費送發，這個舉動堅持了好多年。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到浦東老家去，是劃船過去的，當時的浦東還是一片荒地，哪里像現在的浦東。現在杜家祠堂也不在了，好像還有一棟小房子，是空軍某個部隊駐扎在那兒，其他全部沒有了。不論對父親有何評價，有一點是公認的：在民族大義上，他從來沒有動搖過。父親反日的立場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我想這一點跟幫會有關系，老一代幫會里的人對日本人有仇恨，幫會里有很多觀念也傳襲下來。但最主要的是，父親有一個很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抗戰一開始，父親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的名義，聯合上海各界組織救護隊伍。即便在父親撤到重慶以后，海外很多捐贈的物資或救濟品，都由父親接收后運往內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區做地下工作，暗中幫助國民政府，像萬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離汪精衛陣營時，蔣介石就是通過我父親，要萬墨林暗中幫助他們。而日本投降時，國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親也做了很多穩定上海的事。海上舊事父親喜歡京劇，他后來娶的兩位太太——我母親和孟小冬都是京劇演員。我的外祖母叫筱蘭英，筱蘭英與恩曉峰、李桂芬等，是中國第一代京劇女演員中最有成就的幾位。李桂芬是盧燕的母親，我喊她大姨，我們和盧燕家的關系很近，在上海時她也經常住在我們家。母親叫姚玉蘭，唱老旦出身，和父親結婚后她還唱戲，但多是慈善演出或堂會之類。父親跟京劇界的關系也很好，當年無論多有名的京劇演員到上海，都會到我父親那里去。他常常請客吃飯，高興時也會在吃飯時唱幾句。父親與梅蘭芳很早就認識了，梅老板每次來上海都來拜訪我父親。梅蘭芳和我父親的關系、我父親和孟小冬的關系應該分開來說。我父親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兩人分開以后的事情。因為都是京劇演員，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親、外祖母比較接近。孟小冬離開梅蘭芳一段時間后，和父親結識，正式有往來是在40年代。母親把孟小冬當成自己人，也并不介意。她倆的關系時好時壞，有時候會吵架，一生氣她就回了北京，過幾個月又沒事了。那段時間孟小冬給我母親的信我現在還保存著，信里談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親有時匯錢給她，她在北京有一幫朋友也經常到上海來，像吳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間也都很熟。我猜想父親暗戀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現在的眼光看，她也稱得上是一位藝術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較會用心計，也很會討父親喜歡，在我父親面前常常會說笑話，逗他開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話，上海話講得也很好，父親可能跟她交流起來就比較順暢。不像我母親，雖然嫁給父親那么多年，但基本不會講上海話，后來我太太常常問我母親怎么跟我父親溝通，母親回答：“他聽得懂我講話，我聽不懂他講話。”梅蘭芳與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簡單，可能牽涉了很多很復雜的問題。母親有時候會跟我們講他們分開時的一些事，母親知道孟小冬和梅蘭芳離開一定有條件，而且條件可能很苛刻。我母親看不慣，因為她們都是唱戲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這個條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蘭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們3個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許姬傳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許老的時候，提起過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覺得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條件，限制孟小冬登臺演出作為他們分開的什么條件，但這只是猜測，不能夠證實。所以后來聽說章子怡籌拍孟小冬傳，梅家不答應，因為這里面可能牽涉到比較微妙的關系。我想《梅蘭芳》這部電影也不會對這種關系有太多的涉及。父親和梅蘭芳的關系也并沒有因為孟小冬而受到影響。1947年父親過60大壽，上海的中國大戲院組織了10天的堂會。梅蘭芳和孟小冬都到上海演出了，但他們沒有同臺——10天的大軸，梅蘭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見面的尷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蘭芳，解放后，父親和梅蘭芳也沒什么聯系了。我想孟小冬對我父親還是有感情的，否則她不會跟父親一塊兒到香港來。父親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結婚就是給她一個名分，否則在遺囑里怎么分財產呢？除了我們家人之外，那天參加婚禮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頓飯，拍了幾張照片。婚禮的照片現在還存在上海歷史博物館里，其中有一張相片是我與馬連良、萬墨林和孟小冬弟子錢培榮的合影。婚禮那天，孟小冬很高興，久病的父親也難得有了精神，他帶病陪客。這段婚姻無所謂誰成全誰，他們之間是有感情的，我父親一向重視她的藝術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我父親，她同父親結婚不是報恩，也不是無奈的選擇。再加上我母親也在當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較容易。現在出版的那些書，像《梨園冬皇孟小冬傳》，講我父親怎么和孟小冬在一起的，他們說的那一套不可靠。孟小冬與父親結婚后，我們喊她“媽咪”，管自己的母親叫娘娘。平時，孟小冬喊我母親叫姐姐，在與父親成為夫妻前，因為都是京劇演員，她們的關系都不錯。孟小冬跟母親的關系時好時壞，有時候總歸要吵架，她們中間有時候也有很多事情擺不平。孟小冬年輕時很漂亮，她從前抽大煙，但這也不影響她的唱功。孟小冬性格比較孤傲，晚年在香港、臺灣的時候，她始終不唱，連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給張大千唱的，因為張大千喜歡聽她的戲，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雖然后來她不怎么唱戲了，但還是很有威望，我太太有一次問孟小冬：“您還預不預備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沒有胡琴你怎么唱，給她拉胡琴的最后一個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1952年，我們和母親先去臺灣，孟小冬先是一個人待在香港，直到1967年也到了臺灣。孟小冬到臺灣以后生活平淡，她自己租一個房子，獨住。她早年在北平時領養過一個孩子，關于她懷了梅蘭芳孩子的事是謠傳。孟小冬晚年過得不錯。她沒什么經濟來源，就是靠我父親留給她的和她自己當年掙的錢過活，她對錢也沒有特別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像我太太、二姐去她那里打牌她就知足了。孟小冬對我們很親近，拿我們當自己兒女一樣。我們對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親天天去。前幾年出的那一本《孟小冬傳》，講她有十大弟子，根本沒這回事。有幾個人經常到孟小冬家里去聊天、說戲。她的個性是這樣的：她絕對不得罪人，所以你跑去問她“孟老師我唱得怎么樣”，她的回答永遠都是“好”。孟小冬突然之間生病了，去世了。他們實際上都沒有拜過孟小冬，所以孟小冬去世后他們商量：我們在靈堂磕個頭就算了。那天很多人都來靈堂給孟小冬磕頭，都是弟子了？所以說所謂“十大弟子”其實是一個大笑話。孟小冬是1977年在臺灣去世的。坦率說，對《梅蘭芳》這部電影我并不特別關注。我認為如果嚴格按照歷史事實來拍，那這部電影肯定是沒辦法拍下去的，只能一半事實一半虛構。我更感興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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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梅蘭芳之后的孟小冬梅蘭芳,孟小冬離開梅蘭芳之后的孟小冬在與梅蘭芳的婚姻走到盡頭后，流言蜚語接踵而至，小冬悲憤之下，一度告別舞臺，潛心念佛。五年后，她到上海參加一次剪彩活動，再遇當初幫她出面向梅蘭芳要說法、拿到4萬塊錢“贍養費”的上海灘大亨杜月笙，從此，開始了她人生的另一段傳奇……1937年5月1日，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黃金大戲院舉行開幕典禮。由大亨杜月笙揭幕并致開幕詞。開幕行剪彩禮的是3位年輕貌美的女士：孟小冬、陸素娟、章遏云。孟小冬這次到上海剪彩，受她結拜金蘭的姐姐、杜月笙的四姨太太姚玉蘭的邀請，下榻姚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號的住所。姚早知道杜月笙對孟有意，又念孟已屆而立之年，還無家可依。此外，姚雖已嫁給杜月笙，因遭前面的二、三太太反對，尚未搬進杜公館，又因杜的前3個太太都是蘇州人，而姚一個人是北方人，感到勢單力薄。所以剪彩之后就把孟留在身邊，明是陪她，實則從中撮合，自己也可以借此壯壯聲勢。一天晚上，姚玉蘭把孟小冬叫到自己的房間，讓她陪自己睡，一起聊天，子夜過后，方朦朧入睡。不知過了多久，孟小冬迷糊中覺得姚玉蘭起來了，還以為她是去上廁所，不一會，孟小冬發現回來的卻是一個男人——杜月笙，她嚇了一大跳！此時，經歷過感情坎坷的孟小冬，自知難逃杜月笙的魔掌；同時也想到這幾年來一直受到杜月笙的種種好處，恩猶未報，因此不再拒絕。翌日一早，姚玉蘭對小冬說：“小冬，你留下來吧，咱們姐妹合成一家，和那幾個蘇州女人斗，把家產都奪來，我們兩人平分。”打此以后，孟就留了下來，自然而然成了杜月笙的情婦了。不久，因日寇侵占上海，杜、姚逃往香港，孟小冬暫回北平。過了一年，杜月笙叫小冬速去香港。孟小冬到了香港九龍，在杜家盤桓數月后，仍經上海返回北平。1938年10月，孟小冬在北平正式拜余叔巖為師。入門以后，小冬悉心侍奉師父，并且嚴格按照師父的要求，在這五年的深造期間，基本停止了演出。期間余叔巖幾次手術，小冬更是不離左右，情逾骨肉。最后她終成余氏衣缽的唯一杰出傳人。1943年余叔巖去世，孟小冬心灰意冷。她無心唱戲，當時北平正處敵偽政權時期，小冬乃以“為師心喪三年”為由，謝絕歌場，隱居不出。直到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方與程硯秋合作，通過廣播電臺向全國播唱《武家坡》以示慶祝。而杜月笙那頭，1937年由于日寇來勢兇猛，淞滬防線于當年11月12日全線崩潰，日軍占領了上海。半個月后，杜月笙擺脫了日軍的威逼，逃離上海，流亡香港。不久，姚玉蘭和幾個子女亦先后到達香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這時杜月笙剛好飛往重慶向老蔣匯報工作。隨后香港淪陷，無法復返，杜月笙從此困居重慶。一個多月后，姚玉蘭及子女等也輾轉千里，由港安全到達重慶。這一呆就是三年多。1945年杜月笙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上海老巢，這時姚玉蘭和幾個子女還都留在重慶，一時還回不來。他突然想起北平的孟小冬，時隔多年不見，她現在可好？想到這里，他趕緊讓總賬房黃國棟寫封掛號快信，叫她速來上海。孟小冬從北平來到“18層樓”公寓706號時，杜月笙已等候多時。如今的孟小冬，年已快四十，由于常年嗜食鴉片，加之經常生病，身體欠安，臉帶煙容，顯得消瘦，但依然還是那樣年輕。杜月笙顧不上寒暄，一把將小冬拉進懷抱……從此，杜月笙和孟小冬半公開地過起了同居生活。1946年春末，姚玉蘭拖兒帶女，回到了上海。姚玉蘭回到上海后見老杜有了小冬，竟和她像陌生人似的愛理不理的了，十分傷心。孟小冬看在眼里，便決定向杜月笙告辭，借口老母年邁放心不下，暫時回北平住一段時期。1947年8月30日是杜月笙60歲生日，當時，恰巧兩廣、四川、蘇北等地發生水災。杜月笙決定來個祝壽賑災義演，將演出收入全部用來救災，而義演的一切費用由自己承擔。杜月笙最為關心和日夜思念的是孟小冬這次能不能來。小冬到滬后，為了便于排戲，即寓華格臬路杜公館。按預定計劃，演出從9月3日到7日，為期5天。但因南北名伶薈萃，特別是梅蘭芳抗戰期間蓄須明志，已快10年未登臺；孟小冬更是觀眾渴望已久的余派嫡傳，有不少外地戲迷遠至平、津、川、湘，甚至香港、臺灣的觀眾，聞訊乘坐飛機趕來觀賞，戲票不夠分配，黑市票翻了幾倍，還是一票難求。為滿足觀眾要求，這樣才決定大部分戲碼連演兩天，一共演了10天。9月7日晚，各界人士贈送給孟小冬的花籃排在戲院門前的牛莊路上，足有1華里長。孟小冬兩場《搜孤救孤》的演出，征服了成千上萬的觀（聽）眾，被內外行人一致譽為前所未有的“廣陵絕響”。一出余派名劇，被孟小冬演唱得近乎完美無瑕，無疵可剔。小冬演出那兩天，很多參加祝壽演出的名演員都站在后臺，屏息靜聽。現今廣為流傳的孟小冬這出戲的錄音，就是那時用鋼絲錄下的。孟小冬真可謂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了。也正因如此，才最終奠定了其不可動搖的“冬皇”地位。但這次竟是她最后一次與觀眾的見面，成了“后會無期”的絕唱了。孟小冬這次來參加義演時，曾想到梅蘭芳就住在上海，也一定會登臺，開始有些顧慮。萬一被派到一個戲里，或即使同臺不同戲，也會抬頭不見低頭見，總感到某些不便。但杜月笙畢竟老于世故，似乎早就考慮在先了，把他倆的戲碼岔開，10天戲中，梅蘭芳先后登臺各演4天，孟小冬推說自己無戲，不去戲院；中間兩天輪到孟小冬出臺，梅也同樣避開，于馬思南路寓所聽電臺實況轉播。每晚散戲后固定在南洋橋金府的夜宴，孟也未出席。偏偏有些小報上流言蜚語，亂出主意，希望梅、孟合作《四郎探母》或《武家坡》一類的“對兒戲”，企圖通過戲臺上的陰陽顛倒，融化感情，使二人重溫舊夢，以達到臺下的破鏡重圓。這件事弄得梅蘭芳和孟小冬乃至杜月笙都很狼狽。不過，以梅之持重、孟之孤傲，他們不會被那些小報或其他什么人牽著鼻子走。事實上也是如此，梅孟非但臺上未遇，臺下也未曾見過。就連最后一天杜月笙親自參加的全體合影，因有梅在場，孟也推托疲勞而辭謝了。對孟來說，也許是她早已淡薄了人間男女之情，不愿意再重建那種徒有虛名、明夸暗棄的表面上的愛情。小冬在義演結束的第二天，便整理行裝，向杜月笙和姚玉蘭提出急欲北返。理由是：來上海4個月了，思念高堂，杜、姚也不好強留，杜讓姚出面送上珍貴金銀首飾，作為酬謝。此時的小冬心中隱然有種不快之感，謝絕了。小冬行前，只保留了一件這次演出程嬰穿的褶子，它只有七八成新，并不太值錢，但大小長短正合身，是她20年前初到北京自己選購的，特別喜歡，暫時留作紀念，其他帶來的所有行頭，全部送了人，大有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味道。這就表明小冬今后不再打算登臺了。有人問她為什么年紀輕輕就要退隱，她無奈地搖著頭和擺著手說：“您瞧，我這么個樣子，可怎么還登得了臺呀？”據此可知，小冬不再登臺的原因，是體質太弱造成。她后來曾對其弟子說過這樣的話：“一戲之耗費精力太多，非體能所勝也。”她回到北平不久，就表示從此要學陶淵明，隱居山林，不再唱戲了。小冬離滬返平后，杜月笙日夜牽掛，總覺得這次很對不起她，小冬臨行只拿了一只金表，其他什么也沒要。他隨即派了個得力的門徒，專程赴北平以孟小冬的名義替她買了一處房子，算作對她的酬答。其實這幢房子孟小冬并沒有住過多少時候。1948年，孟小冬孤身獨居在這幢房里，身體還是常鬧胃病，瘦弱欠安。她突然接到她的結拜姐姐姚玉蘭的掛號信，希望她火速到上海暫居。孟小冬到上海后，就和杜、姚住在一起。杜、姚希望她這次來了就不要再走了，千萬莫要見外，往后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絕不另眼相看。孟小冬聽了熱淚盈眶，幾乎要哭出聲來。自此，孟小冬安心地留了下來，與姚玉蘭果真誼重骨肉，親如一家。平日里小冬悉心照料杜月笙的病體，不離左右，儼然成為杜家的一員了。只是“好景”不長。1949年天津、北平解放，上海形勢“吃緊”。1949年4月27日，孟小冬隨著杜月笙家人乘坐的荷蘭“寶樹云”號客輪匆匆駛離上海。到香港后，一年多來，小冬又像當年侍奉師父余叔巖一樣，整天為杜的病體操持，煎湯熬藥，不離左右。雖然杜月笙對自己倍加憐愛，但至今沒有一個名分，眼看著杜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一旦倒下，如何是好？她是名伶出身，生就一副孤傲的性格，因此平時很少見到她的笑容。杜月笙體會得出孟小冬的心境，了解她的苦悶，因此使他對孟小冬一向具有的“敬愛之情”，一變而為“深心憐惜”，他很小心地不把這種“憐惜之心”形諸顏色，他深知孟小冬“荷盡已無撐雨蓋,菊殘尤有傲霜枝’，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之下，她不會皺一下眉，叫一聲苦，然而，假若有人貿然地向她表示同情、憐憫，她反而會怒氣填膺地絕裾而去。愧于孟小冬給予他的太多，而杜月笙能為孟小冬盡心盡力的地方太少，杜月笙急于爭取補償的機會，在日常的生活中，杜月笙對孟小冬總是那樣禮敬愛慕，疼愛有加。關于她和姚玉蘭的關系，并沒有隨著共同生活的長久而更加融洽，反而日漸疏離。具體原因，誰也說不清楚，有人說孟小冬孤傲，很難讓人接近；有人說她脾氣古怪，不易跟人相處；有人說姚玉蘭因為杜月笙偏愛孟小冬而對她充滿嫉妒。總之，擁有同一個男人的兩人女人，根本就不可能和平共處。據說，在香港居住時，杜家各自為政，就連吃飯，也因口味的不同而各吃各的。杜月笙因身體原因，吃燒得很爛的面條；姚玉蘭躲在自己的房里吃水餃；孟小冬獨自一人啃面包。兩人的關系到了這個地步，孟小冬似乎也就無所懼了,孟小冬自入杜門，對于一切看不慣、聽不得、受不了的事情，向來都以不屑與問的坦蕩襟懷，付之漠然。她從沒有發一句牢騷，出一聲怨言。然而她卻在她43歲生辰前夕，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這一句話在事后杜月笙回想便覺得其關系之大，分量之重。1950年，杜月笙有意全家遷法的時候，有一天杜月笙在房里屈指細算，連同顧嘉棠和萬墨林兩家，一共需要多少張護照？當他算好了一共要27張，當著房中各人，孟小冬便淡淡地說了一句：“我跟著去，算丫頭呢還是算女朋友呀？”一語方出，環室肅然，一個相當重大的問題，總算被孟小冬如時提了出來。最終因向臺灣申請遷法要收取15萬美圓的費用，實在無法承擔，遷法計劃擱淺。但杜月笙此時卻下定了決心，他不顧一切的阻撓與困擾，當眾宣稱：他要踐履諾言，盡快與孟小冬成婚。婚禮當晚，形銷骨立的62歲新郎杜月笙下了他那幾乎離不開的病榻，穿起了長袍馬褂，頭戴禮帽，坐在手推輪椅上被推到客廳，由人攙扶著站在客廳中央，42歲的新娘孟小冬著一件嶄新的滾邊旗袍依偎而立。除了家人之外，那天參加婚禮的人并不多，大家一起吃了頓飯，拍了幾張照片。婚禮的照片現在還存在上海歷史博物館里。婚禮那天，孟小冬很高興，久病的杜月笙也難得有了精神，帶病陪客。這段婚姻無所謂誰成全誰，他們之間是有感情的，杜重視小冬的藝術成就，小冬也仰慕著杜月笙，兩人最終的結合也是順理成章。孟小冬和杜月笙的結婚照杜月笙將在港的兒子媳婦和女兒女婿全部叫來，命他們給孟小冬行跪拜禮，以后都要稱呼“媽咪”。而對姚玉蘭一律尊稱為“娘娘”。因為在此之前，杜月笙的兒女們稱呼孟小冬為“阿姨”，有的叫“孟阿姨”或“小冬阿姨”，有的干脆連名帶姓稱呼為“孟小冬阿姨”！后來杜月笙聽了也覺得別扭，就叫他們不要加上“孟小冬”三個字，一律都叫“阿姨”！那么從今天起，就要改為“媽咪”了，而“媽咪”送了他們每人一份禮物，兒子、女婿一人一套西服衣料，女兒、兒媳則每人一塊手表。自此，孟小冬，一生苦苦追求的“名分”，終于如愿以償，正式做了大亨杜月笙的第五房夫人。1951年8月16日下午，63歲的杜月笙去世。杜月笙的全部遺產只有11萬美元，這筆錢原為10萬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處，宋子良代為投資，略有盈余，現在這11萬美元就是曾經揮金如土、鐘鳴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遺產。據杜月笙的女兒杜美如回憶，分配大致如下：每個太太拿1萬，長子拿1萬，沒出嫁的女兒拿6千，出嫁的拿4千。以“先內后外”為原則，全部分給了杜家和與杜家有關的人，孟小冬只分到2萬美元，據說，她脫口而出：“這怎么夠？”不夠又能怎樣。幸好她現在是有名份的——五姨太，否則，她連兩毛錢恐怕都拿不到。即使兩萬美元不夠，她也不得在辦完杜月笙后事后，黯然遷出堅尼地臺18號杜寓——她難以和姚玉蘭同住一個屋檐下——遷居使館大廈的一套公寓。當年，她和梅蘭芳生活了四年，最后以四萬塊錢了結了一切。從1937年算起，她跟了杜月笙長達十多年，最后以兩萬美元了結了一切。不同的是，前一個男人，走了；后一個男人，死了。杜月笙死后，孟小冬獨居香港，深居簡出，專心教授弟子。孟小冬并不隨便挑選弟子。只有具有天賦、意志堅強又迷戀藝術的人才能有資格做她的學生。她的3位弟子趙培鑫、錢培榮、吳必璋正是如此。她教授弟子極為認真、嚴格，規定未經她的允可，不能在外面隨意吊嗓，更不準在外面唱尚未純熟的戲。據劉嘉猷講，她曾有一位準弟子，略窺余派劇藝門徑，唱做俱達到一定水平。曾經一度彩排，口碑甚佳。不久學習《捉放宿店》，念唱的同時兼排身段，等他自認為排得夠熟練了之后，便屢請在臺北公演。但是孟小冬認為他在做表與感染的神氣上，未盡善盡美，因此始終未予答應。孟小冬性格比較孤傲，晚年的她始終不唱，連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給張大千唱的，因為張大千喜歡聽她的戲，這是給了個很大的面子。1952年秋，孟小冬參加了一個很重要的私人聚會。聚會的目的是為畫家張大千送行。早年，張大千和余叔巖交誼深厚。當時，參加聚會的還有著名小生演員俞振飛、黃曼耘夫婦。酒過三巡，有人提議孟小冬唱一段。她沒有推托。令人意外的是，她自說多喝了兩杯，有些醉意，因此唱一段《貴妃醉酒》似乎最合適。而且，她讓俞振飛夫婦客串高、裴二力士。三人即興唱了起來。對于演唱本身，無甚可說，關鍵是她唱的是《貴妃醉酒》。誰都知道，這出戲是“梅派”名劇，是梅蘭芳的拿手戲。俞振飛曾經和梅蘭芳合作過這出戲。孟小冬真的是因為有些醉意而想起了《貴妃醉酒》，還是看見了俞振飛而想起了曾經跟他合作過的梅蘭芳呢？何況，她唱這出戲，有十足的“梅派”風韻——當年，梅蘭芳教過她，可以說，她是梅蘭芳最親密的弟子。人在醉意之下，最能顯露內心深處的隱秘。在失去了杜月笙后，她是不是又想起梅蘭芳了呢？張大千的確想起了梅蘭芳。他清楚地記得他跟梅蘭芳交往的每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到梅家，梅蘭芳正在畫畫。見到大畫家，梅蘭芳誠懇求教：“八爺，您說說畫美人的道理。”張大千笑言：“你為什么問我如何畫美人呢？你自己就是一個美人。”解放前夕，在上海，梅蘭芳為張大千送行。席間，張大千對梅蘭芳說：“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蘭芳不解：“您怎么自稱是小人呢？”張大千笑言：“你是君子——動口；我是小人——動手。”說到“君子”和“小人”的故事，大家都笑。唯有孟小冬，以醉意掩藏了自己。誰也不知道，此時，她的內心，是波濤洶涌，還是心如止水？1967年，在姚玉蘭的多次勸說下，孟小冬于這年的9月11日登上“太古”公司的四川號輪船，離開生活了18年的香港，奔赴臺灣。在臺灣臺北，孟小冬生活了十年，一切由絢爛歸于平淡，在這十年里，她的生活主要由姚玉蘭、杜美霞母女照顧，一切都過去了，姚玉蘭對孟小冬早就無所怨恨，兩人都步入老年，有了相依相靠的歸宿感，雖然孟小冬獨居在信義路上的一個公寓，但幾乎天天和姚、杜見面，她倆幾乎天天到孟寓，杜美霞照顧她的飲食起居，姚玉蘭陪她聊聊天兒，也經常一起打打牌。后來，孟小冬由衷地對人說：“真奇怪，她來這一坐，我就覺得很定心，她要是有一天不來，我就不知道這日子怎么過了。”一個人的時候，她臨寫“孟法師碑”、刻圖章、打太極拳、捻佛珠、誦經文、養狗、看電視。每年，她都要到法華寺執香拜佛。其實，她更多的時候是被病魔折磨。她有胃病，有哮喘，年事愈高，身體愈差。1976年農歷十一月十六日，是孟小冬虛齡七十。她的友人和弟子們為她做了壽，活動持續了兩天。前一天，在她的家里，擺了兩桌酒席。然后，在杜美霞的陪伴下，她又去法華寺誦經。這是她每年生日那天必做的“功課”。第二天，在金山街金山航業公司招待所舉辦了正式的壽禮。其間，孟小冬和弟子錢培榮合作了一段《定軍山》，和曲藝演員朱培聲和張宜宜合作了一段上海滑稽戲。看的出來，她非常興奮。也正是因為又勞累，又興奮，壽禮過后，她患了感冒，加劇了哮喘病。她一向不愿意進醫院。于是，醫生被請到了家里，并建議她盡快住院。她沒有答應，只說了一句：“你們等我決定，聽我的信兒。”姚玉蘭、杜美霞也都勸她。她煩了，說：“你們談點別的好不好？不如看電視吧。”見此，大家也就不好說什么了。5月的時候，她的肺部有了積水現象。她還是不聽勸，堅持不住院。25日，她哮喘大發作，竟致昏迷。就這樣，她被強行送進了醫院。雖經全力搶救，她仍昏迷不醒。第二天晚上，她以肺氣腫心臟病并發癥，在臺北忠孝東路中心診所去世。在病發前，她或許已經有了預感，囑咐友人將她生前所錄唱片和音帶全部燒毀。這可以理解為她一貫的行事作風——無意讓后人將自己的藝術傳承下去，也可以理解為她不想讓自己的聲音留在人間——她厭惡這個世界。兩個星期后，在臺北的市立殯儀館，杜府為孟小冬舉辦了喪禮。眾多社會名流，如嚴家淦、張岳軍、陳立夫、黃少谷、張大千等贈送了挽聯，給以“藝苑揚芬”、“絕藝貞忱”、“菊壇遺愛”等評價。之后葬于樹林鎮山佳佛教公墓，到墓園送殯的群眾達一千余人，同聲哀悼，極盡哀榮。“杜母孟太夫人墓”由國畫大師張大千題寫。從此，梨園冬皇、京劇一代名伶、余派傳人孟小冬埋骨于此。這里叢林稻田，視野遼闊，青松環抱，風景獨好。這里沒有悠揚琴聲和鑼鼓喧天，沒有大紅氍毹，也聽不到叫好的掌聲，只有萬籟俱寂，一片寧靜。晚年的孟小冬蔡康永小時候在臺北市仁愛路的鴻霖西餐廳見到的孟小冬，大概就這個樣子吧！更多關于孟小冬的往事請點擊：梅蘭芳與孟小冬戀情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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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被日本人刀架脖子了嗎？梅蘭芳,刀架,日本人,脖子梅蘭芳被日本人刀架脖子了嗎？影片《梅蘭芳》中有一個情節，梅蘭芳被日本人關在一個牢籠里，后來又被日本人刀架在脖子上，恐嚇威脅，而梅蘭芳面不改色，大義凜然。這種情節，我們在寫革命者的電影里看得太多了，沒想到寫梅蘭芳也來這一套。真實的歷史是怎樣的呢？抗戰期間，梅蘭芳一度滯留香港。日本人占領香港后，一天上午10點左右，一個陌生人敲響了梅家大門，他指名要見梅蘭芳。當梅蘭芳剛邁進客廳，來人搶上前去，緊緊握住他的手，既激動又有點如釋重負地說：“梅先生您真把我找苦了，我們一進入香港，酒井司令就派我找您，找了一天沒有頭緒，有人說您已經不在香港，可是據我們的情報，您沒有去重慶。……直到昨天晚上才有了線索，現在，我真高興能夠見到您。”來人叫黑木，在中國待了多年，能操一口流利的略帶東北口音的中國話，曾任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梅蘭芳的《生死恨》上演時，他曾通過社會局局長要求停演過。開場白后，他方才道出他此行的目的：“酒井司令想見您，您哪一天有空，我來陪您去。”梅蘭芳回答黑木說：“現在就有空，現在就可以去。”說完，他回房取衣帽。正在梅家作客的中國銀行職員周榮昌先生（一說周克昌）為了保護梅蘭芳，對黑木自稱是梅蘭芳的秘書，要求共同前往。梅蘭芳和周榮昌在黑木的帶領下乘專用小艇渡海來到位于九龍半島飯店的酒井司令部，酒井正在開會，他們在一間昏暗的會客室里等待片刻后，酒井這才露面。雙方一見面，酒井便套近乎：“二十年沒有見面了，您還認得我嗎？我在北京日本使館當過武官，又在天津做過駐防軍司令。看過您的戲，跟您見過面。”這許多年里，梅蘭芳見過的人不計其數，這其中也包括不少外國人，他確實想不起來是否真的見過這位酒井，于是說：“也許見過，可是不大記得了。”酒井看見梅蘭芳的胡子，驚訝道：“您怎么留須了？象您這樣一位大藝術家，怎好退出舞臺？”梅蘭芳回答道：“我是個唱旦角的，年紀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壞了，已經失去了舞臺條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戲，本來也應該退休了，免得獻丑丟人。”酒井愣了片刻，說：“哪里，哪里，您一點也不顯老，可以繼續登臺表演，大大地唱戲。以后咱們再詳談，研究研究。”說完，他讓黑木給梅蘭芳一張特別通行證，又說：“皇軍剛進入香港不久，諸事繁忙。您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訴黑木，讓他給您解決。”梅蘭芳與酒井的初次交手就此作罷，他走出半島飯店后重重地舒了一口氣，正準備回家，卻被黑木纏住。黑木堅持邀請梅蘭芳去家里作客，梅蘭芳推辭不得，只得隨其而去。吃完飯，黑木又拉著梅蘭芳大談京劇，然后又留他吃了點心。晚九點，梅蘭芳見時間不早，堅持要走。黑木這才放行，親自陪梅蘭芳和周榮昌過海，再派汽車將他倆送回了家。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孫中山先生北伐前的演講孫中山,北伐,演講孫中山先生的演講辭：我知道，你們很著急。張勛復辟了，國會又開不成了。我們本來是共和國，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東西，這個問題不解決，專制復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國就永遠是一個泡影。共和的觀念，是平等、自由、博愛嘛，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各級行政官員都視法律為糞土，民眾，仍被奴役著；民國應該是自由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當權者的自由，權力大的有權力大的自由，權力小的有權力小的自由。民眾，沒有權力、沒有自由；民國應該是博愛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眾對當權者恐懼的愛，而當權者對民眾，只有口頭上虛偽的愛。民國，更應該是法制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力一次又一次地肆無忌憚地干涉立法。你不聽話，我就收買你，你不服從，我就逮捕你；那行政是什么呢？應該是服務于國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么？是一個打著共和旗幟的家天下，在這個家天下的行政中，我們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監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員，是如何花掉民眾的血汗錢？民眾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員把多少錢揣進了自己的腰包，你們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你們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這個裁判的原則是什么？是一部主權在民的共和國憲法，可民國六年來，我們根本沒有看到，這么一部憲法嘛，就那部不成熟的《臨時約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強奸。對了，我今天穿的這身衣服（中山服）有點古怪是吧？連裁縫都說是很奇怪的。我要說，這就是共和，這就是共和的衣服，這邊，我設計了三顆鈕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愛；這邊也有三顆鈕子：民族、民權、民生；那憲法呢？我發現了個新詞，叫五權憲法。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這三權叫間接民權。這里裝的是立法權，這兒裝的是行政權，這兒裝的是司法權，這三權你們都很熟悉，叫間接民權。我情有獨鐘的是直接民權，要讓普通的民眾，都有直接參政、議政的權力，一個，是考試權，我們要把考試權還給民眾，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經過考試，不管是誰。還有一個是彈劾權。沒地方裝了，不急不急，裝在這兒。為什么要把彈劾權裝在里面呢？因為它是民眾的殺手?，它說不定什么時候，就突然殺出來，彈劾你。我孫文此生，沒有別的希望，就一個希望，那就是：讓共和不僅是一個名詞，一句空話，或一個形式，要讓它成為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成為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梅蘭芳與他生活中的女人們梅蘭芳,女人,生活梅蘭芳與他生活中的女人們徐城北說：“不寫孟小冬，對梅蘭芳完全無礙，如不寫梅蘭芳，孟小冬則會有大傷害。”趙珩也說：“納妾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梅孟之間沒有電影里那么浪漫，只是他倆都是轟動一時的人物，被放大了。”圖為：梅蘭芳與福芝芳及子女于40年代初合影。當事人內心的波瀾外人如何知道呢？梅蘭芳在感情上從來不是個很有主意的人，圍繞他身邊的人太多了，能夠分給至親的時間，也不過占他生命的極少一部分。他陪孟小冬過了一次春節，已然是孟小冬和他在一起唯一過的年。有一張老照片：梅蘭芳用手指比出一個鵝頭，映在墻壁上，一邊是孟小冬的題字：“你在那里作什么啊？”另一邊寫著梅蘭芳的回答：“我在這里作鵝影呢。”游戲時的快樂躍躍欲出。梅蘭芳與評劇名伶劉喜奎相戀過在坤旦極少的年代，梅蘭芳與評劇名伶劉喜奎相戀過。形容她美貌的詩句說：“遠山之眉瓠犀齒，春云為發秋波瞳。嬌羞靈艷妙難數，牡丹能行風能語。”劉喜奎的美招來很多麻煩，段祺瑞的侄子抱住她狂吻，被扭送警察局，事后大呼“痛快！值得！”張勛要強納她為妾。晚年劉喜奎說：“我一生有一件遺憾事，就是和梅蘭芳先生的戀愛。我拒絕了梅先生對我的追求，并不是我不愛梅蘭芳先生，相反，正是因為我十分熱愛梅蘭芳先生的藝術，我知道他將來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演員，所以我忍著極大的痛苦拒絕了和他的婚姻。”她的清醒未嘗不是一種明智。梅蘭芳與發妻王明華17歲，梅蘭芳娶王明華為妻，他們只能與梨園子弟通婚，正如梅蘭芳不能讀書，沒有別的出路一樣。梅蘭芳一脈單傳，肩負著兩房傳宗接代的大業，王明華在生下一兒一女后做了絕育，沒想到兒女雙亡。馮耿光替他看中了“天橋梅蘭芳”——旦角演員福芝芳。孫耀東在回憶錄中說：“馮六爺有私心，他怕梅蘭芳另娶媳婦后聽老婆的話，如果這媳婦有社會背景，中國銀行的這班梅黨就要被冷落，控制不住梅了。”福芝芳當時家中只有老母，年方二八，是最好的選擇。福老太太一身少林功夫，性格很像男人，和丈夫不和，從此不回婆家。鬧義和團時一抬腿就能上房，手里一把大刀，她和女兒女婿住在一起。福芝芳很會理家，據說梅蘭芳去美國之前給她和孟小冬都留下家用，回國后福芝芳還交還梅蘭芳一筆錢，孟小冬只有虧空，讓梅蘭芳的天平傾斜。福芝芳也很時髦，用進口香水，兒子葆琪叫她“香媽媽”。這點和梅蘭芳注重儀表很合拍，梅蘭芳就連舊鈔票都要賞給下人，他喜歡用干凈的紙幣。梅蘭芳教她讀書、寫字，一點點培養出感情。徐城北對我說：“舊社會給名角撮合婚姻的人很多，寄望以此獲得金錢、社會聲譽等好處。撮合梅福婚姻的那批人想讓福芝芳感恩戴德，沒料到福芝芳賢妻良母，社會活動都陪著梅蘭芳，家庭控制很嚴，讓這些想吃梅蘭芳的人很不滿意。他們有意讓梅蘭芳多個外宅，空余時間可能和他們在一起，也報復一下福芝芳。”梅蘭芳在男女情愛上沒什么大主意，在上海期間，他吃完早飯，帶著廚子就去馮耿光家了，一直待到晚上回家。起初梅孟之間互稱“梅大爺”、“孟小姐”，合作了《游龍戲鳳》后，好事者覺得陰陽顛倒是一對佳偶。福芝芳進門的條件是“兩頭大”，是正房夫人。孟小冬考慮并不周全，她當然也不能做妾，在某種保證之下，她沒有正式操辦，靜悄悄地搬入梅蘭芳的外宅。她不能再登臺，只能為梅蘭芳一個人吊嗓子。他們的關系經歷了很多波折，從“張三血案”開始，到梅蘭芳打算帶一個妻子去美國，福芝芳寧肯墮胎，也不愿梅蘭芳帶孟小冬去，她親自送梅蘭芳到上海。孟小冬想以妻子身份為梅蘭芳的伯母吊唁，又被拒之門外，梅蘭芳沒有出來為她撐腰，倆人又熬了半年才宣告仳離。在杜月笙的幫助下，梅蘭芳演出幾天商業戲，付給孟小冬4萬塊損失費。孟俊泉當時住在東四，孟小冬就在隔壁院子，他告訴我，這個姑母令他全家又敬又畏。她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每次回來都帶來大批禮物：給母親的煙土，給侄女的玻璃絲襪，給侄子的皮鞋，給哥哥的美國打火機。可在孩子眼里，她是不可親近的。如果小孩想出院子玩，就會被孟小冬罰跪，見到“大爸爸”（滿人對姑母的稱呼）要下跪請安。沒人敢在孟小冬面前提到她的婚姻，即便這樣，她也時刻感受到壓抑的空氣，索性在現在建國門的貢院又租了房子，免得和親友憐憫的目光相碰。徐城北對我說：“婚姻是懸在她頭上的命運之劍，梅蘭芳多一女人少一女人無所謂，但孟小冬不能忘記她的歸宿。”孟小冬是那種很硬朗的漂亮，她經常著男裝，戴金絲邊眼鏡，穿起女裝又是閨秀模樣。《北洋畫報》上有兩幅照片，“將娶孟小冬之梅蘭芳”、“將嫁梅蘭芳之孟小冬”，倆人都穿女裝，非常有趣。她聲音寬厚，為人冷傲，與梅蘭芳正好相反。她一度遁入空門，此后常年吃齋。解放后，周恩來希望馬連良、孟小冬回國，請梅蘭芳做說客。姜鳳山陪梅蘭芳去日本，途中經過香港，見到了孟小冬。她穿著尼姑的大袍子，戴佛珠、吃長素。姜鳳山對我說：“梅先生也沒特別感覺。本來我們回國時要再去看看孟小冬，結果怕特務跟蹤，汽車直接開到了深圳。”或許梅孟真是無緣，或許梅蘭芳習慣隱藏心中感受，因為許姬傳講過，孟小冬的最后一次復出，梅蘭芳沒有去劇場，在家中用無線電聽了兩天直播。他對孟俊泉的態度更可堪玩味，北京戲曲學校畢業的幾十個學生，梅蘭芳本人指定了三人，其中就有孟俊泉。他和梅葆玖玩得很好，在梅家吃過一餐飯。“我們的中飯是梅先生的早飯，他盤子里只有兩只炸甜盒，夾給我一只說，你嘗嘗這個。”孟俊泉對我說。孟小冬出手大方，給師傅余叔巖送禮物絕不含糊，余叔巖的大女兒結婚她送了一堂家具，二女兒的全部嫁妝由她包辦。余叔巖脾氣很怪，不許徒弟出去唱戲，徒弟李萬春要養家唱戲，就不得余的喜愛。孟小冬有杜月笙的財力支持，不用唱戲謀生。余、孟和很多伶人一樣，有大煙癖，因此身體都很差，每演一次幾乎要大病一場。孟小冬剛出道時就被很多要人盯上，其中包括張宗昌、杜月笙。后人不理解她的是：她不能忍受做梅蘭芳唯一的妾，分手時絕食、出家、發聲明，卻可以在杜家不要名分多年，最后還是當了杜月笙的五姨太。有人分析說，孟小冬為了感情和梅蘭芳在一起，這時她需要尊重和愛，為了生活她依附了杜月笙，其他的已不再重要。傳說孟小冬有個女兒，孟俊泉對我否認這一點。孟小冬有過一個養女，開始叫孟俊明，后改名杜美娟，一度孟小冬因為心煩把她送人。這女孩越長越漂亮，孟小冬舍不得又要了回來。成年后她執意要和一個軍官結婚，孟小冬說：“你跟他走就別回來。”果真，她沒有再回來。孟小冬孤獨終老。福芝芳福壽雙全，在“文革”期間幫助了不少業界同行。她與梅蘭芳相敬如賓，梅蘭芳在萬花山安葬了王明華，50年代末，他對福芝芳說：“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這里吧。”福芝芳回答：“您老百年后還不是被請進八寶山革命公墓？”梅蘭芳擔憂地說：“我如進了八寶山，你怎么辦呢？”福芝芳差點流下淚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閻錫山迷信“九”字的破滅閻錫山,迷信山西軍閥閻錫山迷信“九”字的破滅1930年代，在選擇閻錫山為封面人物時，《時代》所重視的是閻錫山多年來統治山西的政績和長期保持中立的策略：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軍閥”，這是他多年來的第一次戰爭，因此，上周公眾的興趣和同情，都集中在這位偉大的、長滿胸毛的、操著渾厚嗓音的閻元帥身上。作為山西省的“模范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在中國包圍之中)。目前，盡管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為富裕，因而，這使他顯得出類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御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時代》，1930年5月19日)據說，這一報道并非虛言。客觀地看，在1911年后的中華民國最初20年的中國，閻錫山對山西的統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確為當時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據《山西史綱》記載，自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特任閻錫山督軍兼山西省省長起，閻就使山西政權“在政治上、經濟上自成體系”，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不許外省軍隊入晉，筑起軍事堡壘，對內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對當時的北洋政府呈半獨立之狀態。所謂“保境安民”，是面對北方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表示“中立”，即“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但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保衛地方治安，埋頭經濟建設擴充本省實力，堅持相對獨立。據說閻錫山對農業發展高度重視。1917年，閻錫山發表了《興利除弊施政大要》，次年發表《山西國民政治實行大綱》，均以農業為首務。以農業為首，閻錫山提出三事六政:種棉、造林、牧畜；禁煙、天足、剪發、水利、種樹、蠶桑，三事六政相輔而行。修公路、鐵路，礦山、建工廠、發展軍火，使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業體系。山西的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山西早就實行了國民義務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萬名國民中有小學生290人，居全國各省之首。師范教育與女子教育相應發展，閻錫山頒行山西教育計劃進行案，促進了這一發展勢頭。觀察當時閻錫山的“獨立王國”形成過程，不可忽略1920年前后中國曾經涌動過的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社會呼聲。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的中央權威漸漸衰微，各省要求自治的聲音隨即高漲，這里有軍閥們確保地方割據的私欲，也有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的憧憬。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發起的“聯省自治”。1920年7月22日，剛剛趕走張敬堯重掌湖南軍政大權的譚延，向全國通電宣布湖南自治，今后省長要湖南人自己選舉，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還要制訂省憲法，主張“湘人治湘”:“鄙見以為吾人茍有根本救國決心，當以各省人民確立地方政府，方為民治切實辦法。近年海內明達之士，對于國家之組織，尤主張聯邦合眾制度，或主張地方分權制度……”閻錫山把山西經營成“獨立王國”，與意在建立于憲政基礎上的“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卻又有相似之處。確保個人統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閻錫山的山西在當時中國的確是一個成功的范例。正是這些與眾不同的政策與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閻錫山從而也具備了發動中原大戰的實力。問題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改變了閻錫山的一貫作風和策略。當讀到下面的這段敘述時，使人逐漸有些明白:8月，正當中原大戰進行當中，6日，反蔣各派在北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以汪精衛的改組派為主，同時有西山會議派和閻、馮的代表參加，組成了以汪精衛為首的七人常務委員會，決定組織中央政府，籌備召開國民會議，起草約法，并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舉閻錫山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在北平就職。值得注意的是閻錫山所選定的就職時間:9月9日9時9分。在中國封建時代，帝王均以九為至尊，閻錫山此刻難道不是在以一種新的方式，滿足成為全國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與蔣介石的勢力劃分引發的矛盾沖突也好，與馮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夠靠自己的實力一夜之間走出山西“獨立王國”，成為一國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閻錫山改變自己的一貫作風，貿然走出一步險棋的內在原因。“9”的選擇并沒有讓閻錫山美夢延續。巧的是，在他就職典禮9天之后，9月18日，東北張學良通電支持蔣介石，把閻錫山和馮玉祥逼進了死胡同。這一與數字“9”有關的巧合，對于閻錫山無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將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義的插曲。時間的巧合，不只發生在閻錫山身上。張學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電支持蔣介石的，一年過后，1931年，還是9月18日，駐扎在沈陽的日本關東軍士兵，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侵略中國的序幕。“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在1932年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閻由河邊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職，再度開始對山西的統治。失敗過的閻錫山不會忘記教訓，他回到了從前的自己，把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山西，暫時失去了與他人爭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邊村閻錫山故居的一對廊柱上，可以看到鐫刻的一副閻錫山親撰的對聯:業宏根于識足，國健憑于計周。其中的自省頗值得細細體味，不知是否為他在失敗后撰就。蔣、馮、閻三人后來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難得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又該如何面對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么樣，中原大戰已使彼此元氣大傷。等待他們的不只是一個民族的災難，還有他們各自命運的大逆轉。此時，他們或許真的該為進行中原大戰而后悔——如果他們有反省的話。握手——交惡——對陣——再握手……三位軍閥投資的歷史變奏曲，就這樣在硝煙彌漫中起承轉合。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歷史上唯一一次中國全國性普選,48年民國"國會直選"民國,中國,全國性,國會,quot民國國會直選1948年的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為中國有史以來首次舉行的實質性國會議員（亦稱代議士）選舉。當時政權仍及于全中國絕大部分領土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了760名立法委員。以當時中華民國名義上控制的中國4億7000萬人口來計算，平均60萬人選出一名實為中國國會議員的立法委員。該次國會選舉的舉行，在表征上，也讓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實際上，1948年中國立法委員選舉不但是該國有史以來的首度全國性民意代表的民主選舉，后來也因種種因素，成為迄今歷史上唯一一次，中國全國性的民代普選。（立法院是中華民國的最高立法機關，與國民大會共同相當于其他民主國家中的國會。）舉行時間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三千多名制憲代表（即國民大會代表）所訂定中華民國憲法開始施行，依照憲法，立法院立法委員必須由人民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因此，中華民國于隔年的1948年舉行了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由于幅員廣闊，該選舉各省并不完全相同，約略是在1948年的1月21日－1月23日期間舉行。選舉方式在當選名額方面，1948年立法委員采區域，職業，以及自治民族三種方式。其中區域立委占絕大部份。其中，各省與直轄市選出者，該地區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選出五人，其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滿一百萬人增選一人，比較特殊的是，當選人有其婦女保障名額設計，除此，稱為自治民族區的蒙古與西藏也共選出6位。另外還有工業團體，教育團體，勞工團體，華僑團體，也都是由具有相關資格的選民直接選出其立法委員。經核算后，當時公民數為3億7000萬的中國，共預計要在此選舉中，共選出773名立法委員。波折此次選舉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拒絕參與，而僅有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及無所屬特定黨籍或小黨參與。在選舉方式方面，經過公民登記的年滿廿歲的中國公民均可以以單選、無記名、秘密的方式參與投票。其中除了少數的職業團體人士與自治民族之外，全國皆于設籍住所附近的選務所參加，以各省平均三成的公民登錄率來換算，該選舉據估計至少有1億5000萬人參與。另外，因為有兩處直轄市于中國共產黨實際統治下，無法進行投票。因此名額原定773名的立法委員，最后選出了760名。后續1948年1月選出的第一屆立法委員于5月齊聚南京，共有643名，未報到者包含部分轉任官職，僑選與職業團體。5月8日立法委員集會于南京國民大會堂，并選出孫科與陳立夫為正、副院長，至5月18日立法院第1屆第1會期第1次會議正式開議。其時，并分設21個常設委員會開始運作。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日記里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日記里的蔣介石蔣介石在日記里經常談論國際形勢，與當時軍閥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與勢力的內斗相比，更具現代意識　　自美國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蔣介石日記開放以來，海外及兩岸三地的學者聞風而至，儼然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鎮之一，學者們在閱讀了這些世所罕見的史料后，更傳出“民國史應該重寫”、“建立新的中國近代史解釋體系”的積極評價。目前，蔣介石日記只開放到1945年抗戰時期，國民黨黨史檔案已開放到1952年，孔祥熙檔案、蔣經國日記目前尚未開放，這些重要史料如果將來全部公開，不知還有多少“驚喜”值得期待。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表示，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有實力的大國，這批檔案，彰顯出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思想、行為及中國社會的轉變，有助于西方真正地了解和認識中國，以及在此基礎上用正確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崛起并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南方周末記者經過長時間采訪，謹將一些學者根據蔣介石日記所做的最新研究公之于眾，以饗讀者。借了500條槍2006年春天，蔣介石日記在胡佛研究院第一次對公眾開放，郭岱君向前來查看日記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楊天石研究員請教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蔣如何由一個中高層軍官，迅速崛起成為黨、政、軍領袖，這也是她對蔣介石日記能否對此提供解釋的最大興趣點之一。蔣介石最初追隨孫中山時，僅僅為廣東陳炯明部隊中的一個參謀長，其官階、資歷，均無法與許崇智、陳炯明等人相比，可在短短10年之內，就躍升為國民黨最高領袖與軍事統帥，而且凌駕于國民政府內部的實力派胡漢民、汪精衛等人之上，除了政治手腕的運作，是否還有更為深層的原因？郭岱君、楊天石對蔣日記及相關史料的研究表明，這與蔣的特殊背景有關。蔣是同盟會中極少數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軍人，無論誰主政，都要仰仗他軍事上的長才。另外，蔣博得孫中山的信任，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孫對蔣有不可言傳的特殊情結，而蔣早已是孫屬意的接班人選。1912年1月14日，蔣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多年后他在日記中記錄：“余之誅陶，乃出于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后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當時，陶成章經常在公開或私下場合批評孫，孫無可奈何。陳英士密令蔣介石刺殺陶成章，陶獲知消息后躲到醫院里裝病，結果還是被蔣發現后殺掉，從而做了一件孫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蔣在日后日記中提到：“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1922年，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變，炮轟總統府，蔣介石接到孫中山電報后，不顧一切跑到“永豐艦”上相陪，孫說，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為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開始培養嫡系部隊。蔣屢次在演講時稱，“我是靠500條槍起家的”，諸多研究者對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黃埔學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時軍校根本沒槍，他想辦法找到一個開兵工廠的朋友，借了500條槍。那時廖仲愷與蔣幾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籌款，有一次實在沒有辦法，就找汪精衛的太太借錢，然后特別言明利息加倍等等。蔣的特殊性還在于，他不是軍閥，故而具有一般軍閥所沒有的心胸與眼界。在日記里他經常談論中國形勢，以及與日俄歐美的國際關系等等，與當時軍閥只關注自己地盤與勢力的內斗相比，更具現代意識。另外，蔣還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大力協助，尤其穩定了江浙地方財團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支持，這讓其政治對手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等無法與之抗衡。這些因素都是蔣能夠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到農村工作去蔣介石早年是國民黨左派，他學習俄文，也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及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1923年9月，蔣率領孫中山派出的中國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日記顯示出他的思想此時發生變化，他看到蘇聯的優點，也看到蘇聯的問題，尤其是蘇聯對中國的野心。到了12月，他說，共產主義雖好，但是不適于今日之中國。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記遺失，完全了解該時期蔣思想轉變的整個過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說，蔣還曾懷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這本日記。1926年3月，蔣發動“中山艦事件”，氣走汪精衛，使他的權力更上層樓。對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須等其死后看他的日記。楊天石教授曾根據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部分日記(毛思誠抄本)，寫了《“中山艦”之謎》，解釋這一事件。2006年，楊在胡佛公開的1927年蔣日記手稿中第一次發現“歐陽葛來訪”的記錄，從而證實其對“中山艦”之謎的揭示是正確的。1926年，國民黨右派為了分化廣州國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謠稱汪精衛與蘇聯串通，要綁架蔣介石到蘇聯。歐陽葛將此謠言傳給蔣介石，后歐陽自認有功，就寫了有關中山艦事件的回憶錄，蔣看后不快，將文章放入抽屜。其日記中所記“歐陽葛來訪”即證明了確有此事。蔣其實很了解國民黨內的問題，他主張國民黨官員應該多與農民接觸，每人應到農村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到都市來。他也確實想解決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日記中多次提到“要解決耕者有其地”，主張“二五減租”等，可惜因為日本侵華，最后都未能實現。提和談，殺無赦內地史學界對蔣的對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評，特別是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清黨剿共”及“不抵抗主義”主張，被貼上了“投降派”的標簽。此次公開的蔣在抗戰時期(1931—1945)的日記，揭示了他有關抗戰的真實思想及其復雜性。早在北伐戰爭時期，蔣就有“三日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因此北伐軍要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根據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日軍于1928年出兵濟南，制造“五三慘案”，對此蔣最早提出對日“不抵抗主義”。日記同時顯示，蔣的民族主義情緒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變得十分強烈，特別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的對日主張發生了重大轉變，“中日必有一戰”成為其主要觀點。縱覽其抗戰時期的日記，不但“雪恥”二字的出現極為頻密，而且對日每每以“倭寇”稱之。蔣氏抗戰思想的復雜性在于，由于他認為中日軍事財政等實力對比懸殊，雖然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絕無可能短時間取勝，應該一方面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積聚力量，積極備戰，因此，1930年代蔣設法通過多種渠道與日本軍方、民間、國會議員、內閣等等各方維持聯系，和談也一直在進行。“在日記里他一直強調，中國是弱國，根本沒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決戰的時候，好利用這個時間積極備戰”，郭岱君說，“另外他期待日本與蘇聯能夠開戰，這樣能夠兩面拉鋸，減輕中國戰場的巨大壓力。”“那些管道傳遞給蔣的信息是，日本內閣當時有兩派，一派認為'九一八’之后，滿洲拿下來就好了，最多再侵占華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張繼續擴大戰場，直至占領中國。甚至有消息說，日本內閣很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政見而使入侵派下臺。”郭岱君表示，這些連綿不斷的消息，使蔣介石相信應該穩住陣腳，爭取時間，進行抗戰的準備和動員。但中日正式宣戰后，蔣開始堅決反對和談，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說：“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刺客驚嚇，美齡小產蔣介石日記對蔣、宋、孔等家族關系，對他與宋美齡的夫妻關系等都有記錄。比如孔祥熙比較內斂，性格溫和，曾經得蔣信任；而宋子文是性格堅強，很有主見，經常被蔣罵為“飛揚跋扈”。廣為外界猜測的蔣氏夫婦關系也是日記中的一個看點。蔣介石年輕時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好武尚斗，喜愛冒險。日記記載：他早年好斗好色，1927年與宋美齡結婚后，改掉了這一壞毛病，堅持寫日記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修身養性。蔣在日記中常以“三弟”、“三妹”、“愛妻”等蜜語稱宋美齡。日記披露，宋美齡之所以未有子嗣，與早年小產有關。1929年，宋美齡懷孕，日記記載，蔣極為欣喜。當時，蔣的領袖地位尚不穩固，數次險遇刺殺。有一個殺手買通了樓下的警衛，甚至已經潛入臥室準備行刺。蔣當時睡得比較熟，宋美齡則因外面風傳有暗殺行動，極度緊張，特別警醒。聽到動靜，立即把蔣搖醒，蔣于是大喝了一聲。殺手膽小，槍掉在地上，人逃走了。宋美齡因此受到驚嚇小產，此后再未生育。蔣介石非常傷心，在日記中連續幾天都寫到此事，而且詳述把宋送到別的地方靜養等等。抗戰時戰局兇險，蔣曾多次要求宋美齡避到安全地區，但宋堅持與蔣共患難，還曾經給友人寫信表示，要與蔣共生死，蔣為此極為感動，多次在日記中寫到“吾妻愛情甚篤”，“吾妻為余協助之功實更大”等等。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蔣介石日記在首次開放時，一本手抄本《圣經》首次曝光，其中多處有蔣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據代表蔣家審讀日記的宋曹琍璇介紹，這本手抄本《圣經》，系由蔣的侍從秘書手抄，為翻譯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冊，蔣氏不僅認真看了3遍，時有圈點、眉批，眉批后，還標有日期。“蔣公對此一絲不茍，他是把信仰當成guideline(指引)了。”這本《圣經》曾經引起郭岱君極大的興趣。蔣在世時，外界紛傳他篤信基督教，但多為口耳相傳，少見可靠證據。這本手抄本《圣經》的出現，以及日記對其個人信仰的記載，可以比較可靠地解釋這個疑問。另外坊間也有傳聞認為，蔣出于與宋家聯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認自己信仰基督教。此次公開的蔣氏日記顯示，蔣在與宋美齡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確有要求蔣信奉基督；蔣當時表現得相當坦誠，他說我不能隨口答應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須經過自己的研究，待仔細研讀《圣經》后再決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態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彌留時刻，蔣其實還沒有決定成為基督徒，但他在日記中寫道，因為岳母對他非常好，為了使老人在離世前得到一點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說愿意受洗。蔣氏的承諾后來確實兌現了，胡佛首次公開的手抄本《圣經》，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個令人信服的證明。據日記記載，蔣將這本《圣經》前后通讀了三遍，而且眉批中還對基督教的很多主張提出過疑問。作為接觸蔣氏日記最為頻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認為，蔣介石后來確實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在日記里言必稱主，在抗戰的時候遇到任何困難都進行禱告；在最失敗最困頓的時候，他都沒有喪失信心，他都沒有停止記錄自己的言行，而且時刻勉勵自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極為強調精神力量的個性，比如抗戰中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屢戰屢敗，他很痛心；衡陽會戰，他本來寄予很大希望，最后還是以失望告終，他在日記中記述說，這次失敗對他是一個勉勵，一個教訓；得意時，他也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與儒家強調的修身觀念非常相近。1944年下半年，抗日戰場日益吃緊的關頭，蔣在日記中表示，當時甚至想到自殺。他經常禱告，求主幫助他。他還許諾，如果主能夠助自己渡過難關，他一定要建造一個巨大的鐵十字架，放在衡山之巔，以示謝恩。宋曹琍璇透露，受洗后，蔣氏言出必行，每天必早上讀圣經，晚上進行禱告。國民黨退守臺灣后，他在日記中曾多次說到在圣主面前禱告，稱如果“神要賦予我這個使命，那么為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不惜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跪禱。有一篇日記記載，說他有一天凌晨3點就起來跪禱，可此前因為腳痛，醫生已經建議他暫停。還有一段記錄因為眼疾，朝課跟晚課不得不暫停。可見蔣對待個人信仰規定的儀式可謂中規中矩。1975年，蔣介石去世，其秘書秦孝儀奉命撰寫遺囑，初稿中曾有“自余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總理信徒自居”詞句，篤信基督教的宋美齡，卻指示秦孝儀在原稿中插入“耶穌基督”四字，變成了“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雖然此舉引起朝野及史學界爭議，但也反映出蔣對基督的信仰。(本報記者甄曉菲、新聞助理沈亦文等對本組專題文章有重要貢獻。特別鳴謝：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員)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從慶典到抵抗：五四時期天安門集會的由來天安門,慶典,時期,集會,抵抗從慶典到抵抗：五四時期天安門集會的由來作者：白永瑞時間：2008-9-25來自：閱讀：155人天安門廣場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memory)中是和現代化進程過程有著特殊的實踐相聯系的，其契機可以溯及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是熟悉中國史的人們可以簡單得出的推論。但是，我認為以前的學術界對于形成特殊的集體記憶的起源或者形成過程并沒有傾注特別的關注。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溯及五四時期的天安門集會的形成過程，研究其中的各種各樣勢力的競爭和妥協的方法，希望不只是單純的確認其起源，更重要的是糾明理解中國民主主義特質的起點。北京皇城的正門，以“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的意義命名為“天安門”，前邊的廣場在五四運動期間比現在的規模更小。1隨著北京政府的成立，總統府的門前，位于新華門旁邊的天安門廣場2，自然地就成為人們請愿的集結地。但是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又成為各界民眾(其中心是學生)集會示威的場所，在這點上它又有了新的意義。即，不是所有的示威都在這里?行，(在對付帝國主義所招來的民族危機的狀態下)只有全國民規模的爭點所召開的集會示威才在這里。因此被稱為“國民大會”。也因而形成了中國現代史上民眾獨特的政治參與方式。所以，以下我對天安門集會，不探討它是以一種象征儀式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復活，而是關注于圍繞著這種集會的各種勢力。在天安門集會上可以動員以學生為主的民眾，這個事實，不是由組織產生的，而基本上是由救國意志(或者民族危機)而引發出大義的作用，并且在沒有代表此大義的機構的狀態下，組成代表國民的國民大會，這成為慣例并一直延用下來。在這里，學生們自發的日常組織和聯系網(比如說，在集會上揭竿而起的各種小組和學生會等)在后面支持著這個集會。像這樣學生們并不是從日常生活的利害關系，而只是從抽象的動機來參加集會，所以他們不可能成為持續下去的運動體，集會散了以后馬上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此看來，用天安門集會來樹立起新政權，從一開始就是沒有任何道理的。這可能是學生運動的先天局限，但是若將此視為揭中央政府正當性不足為其第一優先目的，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確是有效果的。一、天安門集會的由來：民間慶典和政府活動一般認為天安門廣場從1919年五四事件開始被稱為各界民眾示威的集會場所。但此種形式在當時是首創嗎？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以及隨著這個集會的街頭示威，實際上并沒有計劃。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能夠順利進行的歷史事實而言，我們或可假設這個集會以前，應該有個既存的社會文化經驗，讓學生們可以利用。首先，我們可以追溯的是民間的提燈游行。在官府的允許下，民間人士在節日的時候制燈，在大街小巷張燈結彩隨意往來，這種習慣是從很久以前就在北京流行的。從陰歷正月十三到十七日被稱為“燈節”，這種氣氛甚至比元旦更熱鬧。隨著夜色的深入，無論商店還是住戶都爭先恐后地掛起燈。無論男女老少所有的人手里都提著燈毫無顧忌地往來于路上。3其次，我們可以推測的是為紀念辛亥革命而舉行的活動。1912年滿清政府瓦解以后在天安門舉行的第一次慶祝活動是在1913年。換句話說，這個活動是“有史以來最初的共和國體政府”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國慶大典。大總統在太和殿?行了就任儀式以后，于午前11點登上天安門進行了閱兵式。41914年的紀念式有了更為系統的體系，學生們也開始參加此種活動。5但是，這樣規模的紀念活動，從此以后幾年之內都沒有再舉行過。因國體的變動(推行帝制運動)發生了騷亂并因此沒能進行祝賀共和政體的成立，隨著袁世凱的滅亡，1916年和1917年的大總統舉行的閱兵式，都不是在天安門，是在軍隊的駐扎地南苑。61918年連這樣的活動也不再舉行了。7在這兩種的經驗的混合之下，于1918年11月舉行了慶祝一戰勝利的活動。811月14日，在天安門舉行了由歐戰協濟會主辦的學界的勝戰祝賀活動。28日由北京政府正式舉行慶祝勝戰大會，在30日進行了提燈會。為了準備這件事，教育部在21日召集了北京各專門學校以上的校長，做了具體指示，安排了行進路線，即經過議院和總統府，繞過各國公使館，最后到達參戰督辦段祺瑞住宅。9這種以天安門為中心向各國公使館區域擴散，直到城東邊的段祺瑞督辦住宅，這整個過程是一次官民協調一致的慶賀活動10。參與過慶祝活動的學生們在5個月以后又重新復活了，但此種復活卻有了新的意義。與此同時，不但整個北京而且是全中國都沉浸在這勝利的氣氛中。然而戰勝國之間的和會交談卻背棄了中國人的期待，這使得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北京的學生將慶祝游行的經驗，轉變為學生抗議和示威的運動基礎。就此意義而言，一向為慶典和官辦活動場所的天安門，從此轉化為一種民間正在謀求新參政方式和實驗的場所，開始具有劃時代的新意義。二、天安門集會的新的意義：批判中央政府的場所中國人在慶祝戰勝的同時，對列強國家在戰后的處理過程中的表現感到了巨大的失望。從巴黎和會傳來的消息，使北京的知識階層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他們義憤填膺，奔走相告，企圖迫使北京政府不承認巴黎和會中的講和條約。社會團體中的國民外交協會也闡明了他們的計劃（將于5月7日(恰巧是國恥日)召開在中央公園國民大會的計劃）。但是在前一年進行過抗日請愿運動的學生們認為，如果在5月7日召開大會的話，就來不及了。他們希望單獨進行集會和示威，表達自己政治上的見解，所以在5月3日的?間，各學校的代表們在北京大學舉行了預備會，并決定于5月4日在天安門舉行示威。天安門在5個月以前曾是學生們慶祝勝利時大規模聚集的場所，所以，他們決定以天安門為集會場所對于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選擇。如果事態以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以及那段時間的街頭示威為終止的話，那么5月4日在歷史上不一定會受到多大的關注。所有的人都知道被逮捕的學生以保釋的形式被釋放了，但是這個街頭示威的消息卻震動了全國。例如，僅僅在北京，學生們為了徹底的達到自己的要求進行了強行示威，以6月3日的大示威為高潮，之后持續的發展并擴散為各界民眾參與的運動。也正因此，他們可以在6月10日這一天收到了3位官僚被罷免的消息以及28日拒絕在和會條約上簽字的宣言。從其結果中可以推測出，當時新的政治參與方式已誕生了，通過這個方式各界民眾參加到政府的決策中來。當時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雖然因為外交問題使政府合法性受到了損傷，但是由此卻揭開了在天安門進行政治集會的序幕。我們應該重視這個示威的形式，往后成為北京所有政治集會的雛型。當發生政治爭論焦點時，民間各個團體就在天安門舉行大規模的國民大會，并隨之進行街頭示威來宣傳他們政治主張的合法性(legitimacy)---反過來說，是在揭示北京軍閥政權的不合法性---且在大會和示威中的主流仍舊是學生。從宏觀上來講這種形式一直維持到20年代，但是5月4日的天安門集會所獲得的新的合法性卻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評價。比如說，當時的梁漱溟以現行的國家法律為基礎批評示威的學生，但當時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們以市民社會的合法性和現行法律的不恰當性對他進行反駁。這個事件表明對于當時國家權力合法性認識是多角度的。11但是我們不可忽略的是天安門集會的合理性不是通過這些過程獲得。天安門集會不是突然地確保了它新的合法性地位的，而是通過不斷舉行的集會和示威，在與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競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他們自己的合法性的。1919年11月的福州事件天安門集會可以被認為是此過程中的第一個階段。1919年11月16日在福建省的福州市學生們展開了排斥日本商品的運動，但遭到了日本領事的襲擊。這個事件馬上引發了全國性的民族運動。特別是在五四事件的發源地北京，以夏季為分水嶺，使得逐漸冷卻下來的學生運動再次活躍起來。11月29日和12月7日在天安門又召開了集會.12此次天安門集會也大致類似于上一年5月的集會，由民族問題引發的以民族的大義為名義，展開了以學生為主力的請愿、集會和示威。當局對其維持旁觀的態度。但是這些集會也被賦予新的內容。從一開始此次集會和示威在前面就明確的闡明了代替辯護各界輿論的“國民大會”的形式，代表們召開露天會議并討論示威日程和行動方針等。示威路線也被擴展了，甚至有往返城外的?化。這大體上是從1919年5月6月運動經驗中總結出的結果。我認為特別是北京學生聯合會、北京各界學生聯合會的組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從這個事?可以看出這次集會比5月的集會具備了更完整的體系。這意味著今后天安門集會的一種“慣例”出臺了。三、天安門集會的激進化：追求新的政治權力然而直到20年代的中期在天安門幾乎沒有舉行過什么集會。在1920年1月有一次集會，13在2月4日和2月6日有過開集會的企圖但卻沒有成功。14在此期間例外的是1922年10月的“裁兵大會”。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直隸派取得成功之后，吳佩孚一掌握北京政府力求“通過法統的統一”，隨之出現了反響。北京的學界期待著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一方面提出“好人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召開了要求裁兵的盛大集會。15在這期間，1923年夏季的北京政變曹錕腐敗選?等，當然有很多爭端可能招來國民敏感的反應。但是在天安門幾乎沒發生過集會。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政府對于集會和示威改變了以前旁觀的態度，進行強硬的鎮壓。所以，為了了解裁兵大會成功的原因，我們當然不能忽視當時很短時間里北京政府釆取的妥協方針16.但是在這段時間的天安門集會中，我們可以看出與以往的天安門集會和示威有明顯的不同。其一是參加的成員更廣泛了，有各種新的團體(特別是共產黨系的)，還有不光是外交問題，即便是國內政治也可以成為集會的名義。這一煥然一新的面貌顯示出天安門集會象征不僅僅是為了人民，為政治集團以及某種階級利益也可以舉行集會。17特別是國共合作的成立，促使學生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學生們以公共爭論來批判北京政府的新的形象出現了。1923年5月1日在天安門舉行的勞動節紀念大會就是這樣一個事例。18這些新的因素破壞了長時間的停滯造成了天安門集會的激進化。這是在另一次民族危機上造成的，即從上海傳來的五卅運動的消息。從1925年6月1日北京報紙報道了此事，北京的學生為了支持上海學生作出了迅速的反應。19最終在6月10日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國民大會。20北京政府也沒有什么正當理由來限制這次天安門集會。上海的熱浪和全國的呼應讓北京政府感到無可奈何的政權危機。此后，天安門集會在酷暑的北京持續進行了兩個多月。在1925年6、7月召開的天安門集會，表面上看起來和以往的大會類似，事實上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在市中心行進的集會范圍被擴展到了東西南北的全城。在6月14日的天安門集會上，北京學聯會的代表孫光宇以主席的身份在報告開會的目的的時候說“以前的示威由于側重于東城因此成了以請愿為主，但這次要以東西南北全方位示威進行來喚起市民的注意21”，由此可以看出集會的指揮部希望通過更廣泛的宣傳煽動來改?集會的性質。22其次，由于自由討論的導入，天安門集會逐漸顯示出它的民主性來。另外，不僅是參與頻率大幅?加了，同時也出現了勞動者涌躍參與的現象，但是最為明顯的特征還是兩個月期間集中出現的集會次數。1922年10月的裁兵大會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么大規模的集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化。天安門集會的形式中添加過來的這些新因素是因為1924年11月北京政變后的臨時政府原來就缺少合法地位，(國共合作之下)國民黨以國民會議運動為替代政權出現了，國共雙方人士積極運作使五卅運動的影響迅速擴大。新的要素一經顯現，集會的性質就向激進化的方向發展。確實，在幾個月后的11月的集會上(像下面寫的一樣)獨立政權的構想被提出來了。但是這樣的變化同時也包含了問題的所在。因為在很短的時間里不斷召開集會，集會的象征很容易地變成為日常性的了，并且出現了脫離以往集會的慣例的現象。23加之，北京政府在上海跟帝國主義進行了妥協之后，已經不可能對天安門集會袖手傍觀了24，因此集會很難繼續存在下去了。此時為了重新調整不平等條約體制在10月召開了關稅會議，這個會議一召開，天安門集會就進一?激進化了。10月25日和26日國民關稅自主運動大會在天安門上召開了。跟以前大不一樣，警察和示威隊伍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隨著沖突的加劇，集會的焦點越來越鮮明地指向了反對和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的軍閥政權。終于在28日和29日這兩天里樹立起了替代北京政府的革命政府的旗幟，使事態發展到頂峰。25這兩個日子里的集會顯示了很多以前沒有的式樣。首先應該注意的是以學生為中心、各團體聯合的集會結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在這次集會上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作出的籌劃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其次，從外表上看，可以看作是“暴動化”。但是，無論如何，它沒有僅僅停滯在以往國民大義的旗幟下，進行天安門集會用以揭示北京政府的不合法性，而是上升到以集會合法性來替代北京政權本身。也就是說，立志于樹立新政權。我們從以前的敘述上可以看出5五卅運動以來天安門集會日趨激進，所以當然不能說這次“首都革命”是突發的事態。但是，六，七月以來兩三個月里發生如此頻繁的集會光從集會本身上的因素來說明那也是很不充分的。因為兩天之后的天安門廣場又回到了日常的街景，從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成果。26在這里，我們的興趣自然轉向于天安門集會的這些新的面目對于其合法性起了什么影響。關于此問題在上面已經略微的展示出來了，國民大會在性質上被添加了政黨的因素，讓以往集會的合法性發生了轉換。這個新的因素產生不可能不與以往的集會慣例產生沖突，而為了克服這種沖突就要確保動員民眾的形式。并且，更重要的是集會方式的變化意味著舊有的框架已經變成新的框架，這就是革命。但是，這個轉變在當時并沒有被充分的樹立起來，所以一直處于矛盾的狀態。即一方面要依存于馮玉祥的國民軍，另一方面要利用以往天安門集會的合法性以及框架(就是國民大會)。27充分地表現這一矛盾的時期就是在3個月之后發生的三一八事件上。在此事件中死亡47名，負傷154名，這樣大的犧牲是向知識階層宣告“恐怖時代”的到來，是前所未聞的慘痛。追糾此事的責任所在，在政府當局和主導示威層之間發生了爭論。在此爭論中引人注目的是集會指揮部的“道義上的責任論”。迄今為止領導天安門集會的指揮部是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北京各界聯合會的代表們構成的。但這種機構不是常設的，而是每次發生外交問題時才臨時組成的協議體，聯合會事實上也是以學界為主流的。28以學生的聯結為基礎再加上學界名流的協力，是在當時已經公開的事實。然而改組以后的國民黨注意到青年運動以后，特別是在1925年五卅運動以后，集會的指揮部性質發生了變化。又加上，在國民黨內存在著好幾個派系，這些派系在五卅運動以后發生了糾葛，所以這樣的事情當然會影響到天安門集會指導層的內部。這種組織主導的天安門集會，對普通人來說，不是由國民大會而是由“黨爭”所產生。因此對集會的合法性本身就可以提出懷疑。當時的北京政府也當然理解這件事情，因而可以驅逐天安門集會的指導者于“赤化”勢力。我們可以看出，在天安門集會上為“革命”和“討赤”這二者念所構成的新的對立結構已經登場。四、慶典，天安門集會的復活？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以后在天安門廣場沒再發生過什么集會。在此之后的兩年，1928年7月7日的午前9時，盡管天氣酷熱，但仍有兩百個團體六萬余名以上的人士云集在天安門廣場上召開集會。即“北伐勝利歡迎革命大會”。在天安門上設置了主席臺，圍繞主席臺四周放置了演講臺，在每個講演講臺上飄揚著國旗和黨旗，在這周圍是孫文總理“革命尚未成功”的遺囑。主席臺以市黨部委員，總商會，學生聯合會，總工會和婦女協會等代表們組成。集會的順序是以放禮炮為宣布會議開始的，之后對黨旗，國旗及總理遺像進行三鞠躬，三分鐘的?哀，接著主席宣布會議目的的報告，講演，臨時表決，口號提唱，奏樂之后，就解散了。因為人們站很長時間，又沒有街頭示威。因此在天安門前面燃放了爆竹。民眾歡呼著在街上互相擁抱。?上，舉行了各個團體參加的提燈會。首先是參加的群眾在天安門聚會，之后進入中央公園，再次從公園后門走出經過西四牌樓，到達東單牌樓再返回天安門。沿途上歡呼口號，在天安門和中央公園一?燃發了禮花，大會以此構成了壯觀的景象。291928年7月的“?慶北伐勝利大會”里重現了1918年的“慶祝勝戰”慶典的慣例。官民一起舉行了活動和蓮燈隊伍的并行。換句話來說，天安門集會的意義不僅是批判北京政府合法性，也有慶祝新政權的意義。蔣介石政權進入北京城以后30，天安門廣場的慶祝活動也不可能賦予那個政權以合法性的保證。蔣政權的合法性被擺在實驗臺上。但是新政府的首都很快從北京轉移到了南京，因此天安門集會此后就失去了以往對中央政府進行批判的空間潛力。1950年代以后天安門廣場被擴展成建國慶典活動和閱兵式的場所，成為強有力的社會政權的象征。到了1980年代，在五四時期形成的對權力進行批判的作用又重新復活了。具有雙重象征意義的天安門廣場也重新進入了又一個競爭的過程。120年代天安門廣場的東西側，有很大的牌坊，南側有城門樓，所以中間的空地不是很大，4,5千名左右的人們聚集的話很擁擠.王善中,《中國共產黨與“三·一八”運動》,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究室編,《北京黨史?究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142頁.2天安門的左側西長安街上的新華門，是在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以后，為了夸示權威，在總統府設立了正門，被稱為“新華門”.參考強園,《新華門今昔》,《文史資料選編》第8輯,1980.3《北京指南》增訂四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第2編禮俗,6頁.據景武,《北平風土志》(臺北:中國文化學院風俗?究所,1967),89頁，其光景仿佛是西洋的圣誕節.4《大公報》,1913.10.10,10.11.5《大公報》1916.10.12;1917.10.12。6《大公報》1916.10.12;1917.10.12。7《大公報》1918.10.12。8《北京學界游行會志盛》，《大公報》1918.11.15。9《未來之慶賀協商國戰勝大會》，《北京大學日刊》1918.11.22。10《北京大學日刊》1918.11.22;《慶賀協約國戰勝大會參觀記》《大公報》1918.11.30.11漱溟《論學生事件》、《每周評論》，1919.5.18.這篇文章是再刊登在《國民公報》以前揭載的.其反論是知非《評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每周評論》1919.5.18，以及《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每周評論》1919.5.18.這兩篇文章全部是再刊登的.因示威被逮捕來受裁判的學生們的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的批判，從被拘留者許德珩等32人的面臨法庭時的聲明中可以看出.《五四愛國運動數據》,16970頁。12《國民對于閩事之憤潮》,《大公報》191911.27;《閩事之昨聞種種》《大公報》,1919.11.29;《昨日北京學界因閩事大游行》,《大公報》,191911.30;《關于閩事之昨聞》,《大公報》,1919.12.4;12.5;《昨日之國民大會》,《大公報》,1919.12.8。13《昨日北京之學界》,《大公報》,1920.2.1。14《昨日之學潮》,《大公報》,1920.2.6;《學生團大活動》,《順天時報》,1920.2.6;《被拘學生昨全釋放》,《大公報》,1920.5.25.;《政府嚴厲防止學潮》,《大公報》,1920.2.7;《漸歸平靜之京學潮》,《大公報》,1920.2.10。15《今日之國民裁兵示威運動》,《大公報》,1922.10.10;《國慶之國民裁兵示威運動》,192210.12,13以及《今日之國民裁兵運動》,《順天時報》,1922.10.10。16北京政府一邊公開允許集會，但一邊，像抵制北京附近的長辛店的鐵勞動者們的參與一樣，對其進了牽制.《順天時報》1922.10.10。17關于為了在北京政府內的派閥斗爭中占據有利的位置，在天安門上要借國民大會的名義的各種勢力的動態，看《天安門之國民大會》,《大公報》,1922.11.26;《昨日國民大會之內幕》,《大公報》,1923.6.9。18關于這次集會大公報的記者分析“北京各團體聯合會是數個月以來政府在外交內戰中沒有特別的錯誤，所以借這次機會在天安門上召開了集會”.《昨日天安門之五一紀念大會》,《大公報》,1923.5.2。19《國內專電》,《大公報》,1925.6.7,8。20《國內專電》6.11。21《國內要聞》,《大公報》,1925.6.15;《昨日天安門雨露天會》,《順天時報》,1925.6.15。22在北京市內東西南北地域的居住民之間的差異，可以參照景武,《北平風土志》,1718頁.23一位?華大學生對于既沒有紀律又沒有信譽，只是“在天安門上設立舞臺”的示威學生有所批判過.自昭,《論游行示威》,《清華周刊》24卷3期(1925.9.25),13839頁.從同樣的脈絡上，秋學期開始，在知識層中關于學生的現實參與問題展開了“求學”或者“救國”的爭.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究院近代史?究所,1994;白永瑞《中國現代大學文化?究》,一潮閣,1994。24政府從6月30日的示威開始干涉.參照在這個日子的《順天時報》記事.25《昨日各界又大示威》,《順天時報》,1925.11.29;《市民迫段祺瑞下野》,《晨報》,1925.11.29;《國民革命示威運動》,《順天時報》,1925.11.30;《昨日之國民大會》,《益世報》,1925.11.30.26據《昨日所聞之國立各校消息》,《順天時報》,1925.12.3的報道，包括北京較大的大學已經歸于正常的生活.并且事實是，在11月和12月這兩個月中沒有發生過一次集會。27對國民黨一直有批判論調的《順天時報》的社論從自己的政治上的立場來強烈批評這個矛盾.論說的扼要是集會應該以像從來的一般性的“國民運動”為止，不是這樣，國民黨利用集會顯示“黨爭的色彩”的話，那政府也有理由干涉.《二十八九日之示威運動》,《順天時報》,1925.12.2。28《學潮-----宦潮》,《大公報》,19233.6。29以上的內容幾乎完全是取材于當時記事的要略.《昨日天安門前之市民慶祝大會》,《順天時報》,1928.7.8。30在京，閻錫山軍的一部的商震部隊一入城，馬上就從6月8日上午11開始舉變換?天白日旗的“易幟”的活動.《北都易幟記》,《大公報》,1928.6.10。原載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6輯《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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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鮮為人知的初戀曾摧毀處女純凈的心許廣平,處女,初戀,摧毀許廣平鮮為人知的初戀曾摧毀處女純凈的心魯迅先生和許廣平美好的師生戀幾乎世人皆知，在魯迅先生之前，許廣平的情感世界是否一片荒蕪？不！在許廣平的少女時代，曾發生過一段令她心如刀絞的初戀，作者孟紅在《文史博覽》著文說：“這段戀情純潔美好卻短暫苦澀，讓她始料不及、銘心刻骨。”即使在18年之后，許廣平對這段感情，依然還是“自然會敏感到、記憶到的，因為他曾經摧毀了一個處女純凈的心，永遠沒有蘇轉。”許廣平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引人矚目的女性。她與魯迅堅貞、具有個性的愛情故事一直家喻戶曉，傳為佳話。其實，她在與魯迅相愛之前的少女時代還發生過一段鮮為人知的初戀故事。這段戀情純潔美好卻短暫苦澀，讓她始料不及、銘心刻骨。異鄉開啟純真初戀1898年2月12日，許廣平（見右圖）出生在廣州的一個士大夫家庭。在她出生的第三天，她的父親就將她許配給一個當地富戶的兒子。許廣平懂事以后，聽說她的夫家名聲不好，遂開始反對這門包辦婚姻，但是由于父親的堅持，她的婚約沒有被取消。許廣平的父親1917年病逝，男方逼迫成婚，許廣平走投無路，只好求從北京回來奔喪的二哥幫助解除婚約。之后她又投奔天津姑媽家。幸得姑媽的支持，1917年，許廣平進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預科。1922年從天津女師畢業。為了繼續深造，翌年又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1924年改稱“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入國文系學習。進入北京女高師的第一年，許廣平24歲。正是在這個時候，在一個偶然的場合，她遇見了一位同鄉學子，兩人一見如故。這位青年名叫李小輝，廣東人，是許廣平的表親，因打算赴法勤工儉學來到北京。由于誤了考期，遂改在北京大學讀書。在一番拉家常后，許廣平望著對方清瘦白凈、棱角分明的臉龐，幾分親切感和青春的涌動使她不由得熱情搭話：“想不到，咱們還有著一層遠親關系。”說著，她淺淺一笑，落落大方地說，“那以后小妹免不了要請表兄多指教了。”李小輝很有風度地微笑著說：“應該，應該，如此奇巧地能在京城遇見小妹，真乃三生有幸！一定全力呵護小妹，義不容辭。”回到學校宿舍之后，李小輝第一次失眠了。他的腦子里不時浮現出許廣平的身影。到了周末，他興高采烈地去看望許廣平。他們在一起談論社會、人生、學業、未來……這時，兩人的心中都未曾有意識地去觸及男女情感，純潔的心境如一泓沒有雜質的湖水。一位青年女子獨處異地，有幸遇上了自己的表兄，自然十分高興，也多少有點依賴。遠離家鄉父母、身為表兄的李小輝也倍感親切，多了一個表妹來往，不由自主地擔起了照顧表妹的職責。在隨后的日子里，兩人相處融洽，李小輝不知不覺已經闖入許廣平的生活，在許廣平的心頭燃起了第一束愛的火花。很快兩人就建立了戀愛關系。李小輝純真而熱烈。許廣平稱他是一位“熱情，任俠，豪爽，廉潔，聰明，好學”的青年。戀愛的日子總是既浪漫又美好更單純的。不論是在春色宜人的春天，還是天高云淡的深秋，北京的幾大名勝古跡總會留下許廣平和李小輝青春歡樂的足跡。他們手牽手歡笑的畫面已經深深印在了彼此的腦海里。但是好景不長。還沒有來得及好好品嘗愛情的甘果，一對有情人便被突如其來的厄運拆散。病魔奪走戀人的生命許廣平在天津求學時，有一位同學叫常瑞麟。在許廣平進入女高師時，她已在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學習。兩人一向很友好，每逢節假日，許廣平總要到常家聚談。1923年冬天，常瑞麟的兩個妹妹得了一種傳染病。生性無所畏懼、熱情豁達的許廣平不顧個人安危，像親姐妹一樣悉心給予照料。許廣平但是，不幸的事情卻降臨在了好心善良的許廣平頭上。這年的除夕之夜，許廣平在女高師參加同樂會的時候，不時感到喉嚨陣陣疼痛。第二天，她到常瑞麟所在的“醫專”的校醫室去診病，醫生診斷為扁桃腺炎，給吃了些普通的消炎藥。因校醫室沒有病房，既是扁桃腺炎也就沒必要住醫院，許廣平只好住在常瑞麟家里休息。李小輝得知許廣平的病情后，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焦慮心疼，坐臥不安。春節后的一天，李小輝迫不及待地連續三次前往常瑞麟家探視。李小輝坐在許廣平的病床跟前，十分憐愛地緊緊握住許廣平的手，深情地注視她，鼓勵她：“你一定能戰勝病魔的！”李小輝最后一次去探望的時候，還帶去了一些西藏青果，說這種東西可以醫治喉癥。他給許廣平一串，自己留用一串，因為他也覺著咽喉有些疼痛了。李小輝這次看到許廣平的病情有所加重、身體愈發虛弱的樣子，他不停地責備自己沒有盡到保護表妹的責任，心里懊惱不已。但是，他盡量把這種心情掩飾起來，不表露在許廣平面前。他們一邊吃著，一邊親熱地聊著天。然而，由于誤診且又得不到及時的治療，許廣平的病一天天嚴重起來，到患病的第六天，也就是正月初五，許廣平竟由昏迷而進入彌留狀態。這時常瑞麟的父親請來了外國醫生。醫生建議最好立刻送進同仁醫院。經一位日本醫生診斷，才判明她得的根本不是什么扁桃腺炎，而是令人生畏的猩紅熱。醫生馬上為她進行了手術醫治。經過開刀，從她腫得跟頭一般粗的脖子里擠出了一盤膿液。1924年2月23日，許廣平身體略有好轉，意識也恢復正常。從死亡線上掙脫回來的她，這時，才驀地想到了自己的表哥李小輝。第一個念頭就是：李小輝為什么一直沒有來？她左等右盼，總是不見他熟悉的身影。于是，她心急如焚地托人去打聽，但一無所獲。隨后，許廣平的病情一天一天地好轉起來（從癥狀看，不像是猩紅熱，但許廣平的回憶文中說當時醫生即如此診斷）。許廣平在養病期間忍不住時時想念李小輝，當詢問周圍的人時，他們總是支支吾吾地說：“小輝也患病了，但已好了。”或說：“等你全好了再去看他吧。”許廣平身體逐漸康復，更加想念李小輝。繼續數次提起、多方打聽他的消息。大家卻有意回避這個問題。正月十九日晚飯時，又談到了李小輝，常家的一個小妹不留神說漏了嘴：“輝沒有了！”這對許廣平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不禁號啕痛哭。后經追問，才知道，原來李小輝因探視許廣平也不幸染上了和許廣平一樣的病——猩紅熱，已在正月初七日夜里去世。李小輝由于探視自己而染病過早的夭亡，給許廣平帶來了難以承受的打擊。她年輕單純的心像突然間撒了一大把鹽粒，浸漬得她生痛生痛。一切美好的感覺霎時煙消云散了，留在心中的只是對李小輝若隱若現的純真之愛的片斷回憶與深深的內疚和悲痛。許廣平后來在回憶文章中沉痛地寫道：“只差半年就要畢業的輝，與世長辭了！剛剛走到人生旅途的頭一步，就突然地倒下了，能不痛傷嗎？霞（許廣平小名叫霞姑）一直沒有知道自己患的是猩紅熱，因為醫生一直沒有警告過她，她因此更不知道要回避見人，可是為了這緣故，輝來探病而傳染著了，她內心上的悲愴，自然不需解釋的了。”許廣平以虛弱的身體，一定要去吊祭死去了的輝。她終于找到了停柩的地方，看到了棺木上寫著的李小輝的名字，證實了他確已逝去。她的哭聲，久久地回蕩在靈柩的上空。……18年后，當再次追憶起那段令她心如刀絞的往事時，許廣平仍然無比悲愴。她痛心疾首地說：“到了第18年紀念的今天，也許輝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罷，然而每到此時此際，霞的愴痛就像那骨節酸痛者遇到節氣一樣，自然會敏感到、記憶到的，因為他曾經摧毀了一個處女純凈的心，永遠沒有蘇轉。”（文/孟紅）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魯迅拒絕諾貝爾獎提名魯迅,諾貝爾獎,提名魯迅做的一件小事：拒絕諾貝爾獎提名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曾幾何時，“某安徽詩人官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消息不脛自走，筆者作為半個安徽人，也高興了幾分鐘。后來有人把官員的詩歌貼在網上，我看得傻臉了，因為距離我心里“詩歌”的概念還相去太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雖然也有頗有爭議的——如獲得1938年諾獎的賽珍珠的《大地》，實在叫人不忍卒讀——但中國的得主高行健，提名者魯迅、巴金、艾青、錢鐘書、李敖……至少不至于出版的作品都需要自己花錢買版面。那推薦安徽詩人官員的組織要編輯出版各國重要詩人的個人詩集500-1000部，要求“以自費公助形式出版，每部詩集的作者，需自行承擔出版其個人詩集所需的印刷費和郵寄費人民幣9800元。”實在免不了叫人突發“克萊登大學”印學歷給方鴻漸的感覺。魯迅前天講魯迅，說到1927年9月27日——辭別中大、離開廣州之前，魯迅做了“一件小事”：拒絕了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提名。口實是一封他老人家的信——《致臺靜農》（05新版《魯迅全集》卷12頁73）：靜農兄：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未名社出版物，在這里有信用，但售處似乎不多。讀書的人，多半是看時勢的，去年郭沫若書頗行，今年上半年我的書頗行，現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蔣介石的也行了一時。這里的書，要作者親到而闊才好，就如江湖上賣膏藥者，必須將老虎骨頭掛在旁邊似的。還有一些瑣事，詳寄季野信中，不贅。迅上九月二十五日1927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通過來華考察的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委托劉半衣在中國推薦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劉半農擬提名梁啟超和魯迅，并委托臺靜農征詢魯迅意見。劉半農是魯迅的老朋友，雖然后來“做打油詩弄爛古文”與魯迅漸行漸遠，但老朋友的情誼是不會決絕的——1934年劉去世時，魯迅的悼文《憶劉半農君》說得明確：“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伙伴，進行之際，心口并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現在他死去了，我對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并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于中國更為有益。我愿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尸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由此亦可見劉半農為什么向瑞典人推薦魯迅與梁啟超。而魯迅的拒絕態度之鮮明，幾乎史無前例也史無后例——比比李敖先生的話：“我是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臺灣當局查禁我的書，臺灣文建會甚至不承認我是作家，我現在獲得提名，對他們是個絕大的諷刺。我角逐諾貝爾文學獎，也是為了考驗考驗評委會，頒獎頒了一百年了，還分不了一個給中國，太荒謬了。”——竊以為借機罵罵“黨國”挺好，但這個“提名”距離真實的上榜表決相差還有Ｎ多公里，過于自豪似乎也不必。而且，最有意味的是：魯迅擔心因為是黃皮膚，人家照顧一個獎，因此會變成“諾貝爾獎御用”的“體制內作家”即寫“翰林文字”的秘書——時時要端一個“文學大家”的架子，之乎者也，實在難受。為什么？因為魯迅是破落戶，是草根，是“乞食者”。他的小說也不過是“百來篇外國小說”的啟迪與“一點醫學知識”的開端，他不去廟堂，他懼怕香火的供奉。他不大喜歡的泰戈爾的《吉檀迦利》他一定寫不出來，因為泰戈爾老人家是“把自己斟滿了獻給上帝”的情懷，是“居廟堂之高”的。而魯迅呢，是閱盡人間白眼的出逃者，是在“待死堂”里抄古碑的“涓生”，不一樣的——盡管兩人均為我所摯愛。八十年前，魯迅就洞見拿獎會“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實在是有解剖國人靈魂的眼光，不愧為《阿Ｑ正傳》的作者。如今，如果有誰忽然得到諾貝爾獎，恐怕是虛榮心唯恐不助長，因此睥睨世界也未可知。并不是抬出魯迅威脅后學——你們不如魯迅吧，就別再想諾貝爾獎的事——而是說，真正的大家是虛懷若谷的，是有自知之明的——像錢鐘書先生說的：“‘錢學’是對我人生的諷刺”。要做文學，這點誠懇是大前提。（文/三耳）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梅蘭芳藝名中隱藏的梅氏家風梅氏,梅蘭芳,家風,藝名,隱藏梅蘭芳藝名中隱藏的梅氏家風梅蘭芳是個愛國主義者，深受人民群眾的景仰。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犯我國時期，他先編演《木蘭從軍》、《抗金兵》和《生死恨》等愛國劇目，激勵人民抗敵救國的斗志。后來他身陷敵占區，大義凜然地拒絕敵偽威脅利誘，蓄須明志，息影舞臺八年。他靠賣畫典當維持生計并接濟苦難的同行和親友，充分表現了一名具有民族氣節的藝術家的高貴品質和威武不屈的大無畏精神。電影《梅蘭芳》的橫空出世，讓無數國人再度感知了這位超級名伶的藝術造詣、完美性格、豐富情感和愛國熱情，發出了“看了梅蘭芳，忘了孩他娘”、“如果男孩變男人，娶妻當如梅蘭芳”的觀后感言，一時間，感動和沖動充斥著國人的胸膛，由此掀起的熱浪，足以把太平洋的水燒開。本人由于身處偏遠，只好望《梅》止渴兒，不得不從梅蘭芳這個很具女人味的藝名中，扒些猜想，找些樂趣，信手亂彈，過過干癮，借以滋潤一棵久旱的心。梅蘭芳，這個藝名太美太誘人，她一次次喚起男人的愛和女人的恨，然后將愛與恨一同俘虜和埋葬。看到這個名字，仿佛讓人看到了梅的氣質，聞到了蘭的芳香，朦朧中讓人陶醉又讓人飛魂。急于弄清的是，這個陰柔的藝名從何而來？其中包涵什么寓意？一口氣讀完《梅蘭芳自述》后，也沒有發現所以然，只好從野史雜篇中尋找蹤跡，不想竟發現一個美麗的傳說，這就是所謂的“綠林練劍偶得說”。1908年秋天，十六歲的梅喜群（當時藝名）搭喜連成班吉林出演。一天早上，班主葉春善與投資富商牛子厚到吉林北山散步，忽見一人在小樹林練劍，劍技絕倫，牛感覺此人定能成大氣，便問道：“你可曾有藝名？”葉春善接答：“我給他起了個藝名叫‘喜群’。”牛子厚沉吟良久說：“這孩子相貌舉止不俗，久后必成大器，給他更名‘梅蘭芳’如何？”葉春善師徒二人欣然同意。從此，喜群這個很土的藝名就被“梅蘭芳”這個清香的藝名所代替。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牛子厚并未對這個名字作出任何解釋。從這個美麗的傳說看，梅蘭芳的藝名并無斧鑿之嫌，只是在閑談信步中偶爾獲得的一個普通名字，不像人們相像的那么復雜。然而，當仔細品味一下這個藝名的來頭，不難發現，梅蘭芳的取名其實很有章法，使用的是物以類聚式，相信為梅蘭芳起名之人絕非等閑之輩。當把梅蘭芳戲劇世家的老底子翻一翻后，更令人相信這個藝名絕非一時興起而是深思熟慮后所起，因為梅蘭芳藝名的背后，的確暗含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梅氏家風之迷。即使這個猜想是錯的，我也寧愿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對梅蘭芳的藝名進行一番探索。按照中國人的起名傳統，如果把巧玲、竹芬這兩個名字一擺，相信大多數人不加思索就會說，這是兩個很有韻味的女人名字。其實不然，這兩個名字分別是梅蘭芳的爺爺和父親的名字。梅家是京劇旦角世家，家中男人凡出名者，均出演青衣為生。既然是男扮女裝，必然要有一個有女人化的名字為符號，這樣不但適合他們的戲劇角色，而且也有一名驚人之功效，這是梅家的光榮傳統。從其家譜看，爺爺輩是這樣，父親輩是這樣，輪到兒子上臺了，肯定也要有一個女人化的名字，大男人取小女人的名字是梅家世風，在這個家庭是祖傳，不足為怪。由此看，取名梅蘭芳的寓意之一，有讓他繼承衣缽、一脈相傳、發揚光大的含義在其中。梅蘭芳先輩從藝，可謂德藝雙馨。爺爺梅巧玲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厚待貧苦，重信講情，深為人們所重。父親梅竹芬，忠誠老實，周濟貧困，最后累死舞臺。從他們的為人之道和爺爺為父親所起的竹芬一名感知，梅家世代所崇尚的，是竹子的拔俗品質、正直氣節、虛心境界、純潔思想，而這正是中國古代所崇尚的君子氣節。巧合的是，這種君子氣節在梅蘭芳的藝名中，再次得到了顯示和印證。中國人把梅、竹、蘭、菊稱為花中四君子，其幽芳逸致，風骨清高，不做媚世之態；滌人之穢腸而澄瀅其神骨，致人胸襟風度品格趣味于高尚之品性，深博世人愛意，更為梅家所推崇。梅，是他們的本家姓，位居四君子之首，按照物以類聚式的起名方法，梅既可以與四君子之一的竹搭配成名，也完全可以與蘭搭配成名，父親叫梅竹芬，兒子為什么不能叫梅蘭芳？一竹一蘭，一芬一芳，這是多么地隱晦、多么地巧妙、多么地呼應、多么地直抒家風。取名梅蘭芳的又一個寓意，就是讓其一生一世推崇君子氣節，力求德藝雙馨。也許會有人會說，這樣的聯想似乎有些過于復雜和牽強，梅蘭芳的名字寓意真的這么深刻？其實，如果從梅蘭芳的蘭字中找答案，從梅蘭芳傳奇人生中尋依據，這一疑問就會迎刃而解。人為萬物之靈．蘭為百花之英。古人歷來都是把芷蘭與芬芳相提，君子與修德并論。孔子《孔子家語·在厄》曰：芷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孔子的這句話，也許正是梅蘭芳一名的真正出處。回首超級名伶一生的藝術造詣和為人處事，孔子的這句話，不正是梅氏家風和他個人修養的真實寫照嗎？鑒于對梅蘭芳藝名的分析，本人認為，梅蘭芳藝名并不簡單，其寓意是深刻的，她暗示和希望梅蘭芳一生要傳承梅家旦角遺風，以君子之氣節，讓京劇藝術的芬芳，香飄萬家。這樣理想是完全有據可依的，也是合理合理的。由此推斷，誰為梅蘭芳取了這樣一個好名字？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酷愛京戲的牛子厚，林間散步前，并非不認識梅蘭芳，他對梅蘭芳的身世和梅氏家風應該是熟悉的，對中國古代文化是熟知的，為梅蘭芳起藝名時，他是胸有成竹的，并非傳說中所說的散步中突然遇到，偶爾興來，信口而出。二是這個傳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梅蘭芳的藝名并非牛子厚所起，而是梅蘭芳的家人根據梅氏家風和傳統，早已為梅蘭芳起好了這樣的名字。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梅蘭芳的第一段婚姻：原配夫人王明華王明華,梅蘭芳,原配,夫人,婚姻梅蘭芳的第一段婚姻：原配夫人王明華內容簡介：一本品味民國女人情感及其如何影響人生狀態的書。書中講述了三十個民國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當然該書主要側重于她們的傳奇愛情故事。在追憶民國女子往事中，作者以女性獨特的細膩思維，反復品讀女人用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感情，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從而使該書有相當的思想性，格調也比較高雅。與同類書相比較，該書文筆流暢，寫作手法貼近年輕讀者的心靈，內容緊湊豐富，有很強的可讀性、趣味性。同時探討了女性在情感問題上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非僅僅是往事憶舊類的書籍，有其新穎獨特的一面。〔點此閱讀〕她叫王明華，是梅蘭芳的原配夫人。照片里的她清秀端莊，有著民國女子的清淡與隱忍。在她嫁給梅蘭芳之前，是旦角王順福之女，京劇世家，也算與梅家門當戶對。梅蘭芳之所以著急娶妻，是因為17歲的他因嗓音變聲不得不停止演唱在家休養。心情郁悶中，家里便主張為他娶個媳婦，好幫他度過這一難關。王明華帶來了好運。不到一年，梅蘭芳就恢復了嗓音，可以重新唱戲了。那時梅家還不很富裕，日子甚至有些清苦，王明華卻毫不介意，她善待家人，勤儉持家，將梅家打理得井井有條。戲臺上的千古情癡，被演繹在生活中。兩個不滿20歲的青年男女，恩愛異常。梅蘭芳愛王明華是有一千個理由的，除過生活，在事業上她也是一個好幫手。王慧的《梅蘭芳畫傳》中就提及：王明華對梳頭也很能。梅蘭芳初期演古裝戲時，出門往戲館去，隨身總帶著一個木盒子。那里面裝的是王明華在家為他梳好的假發，因為那種梳法連專門梳頭的師傅都梳不過來。梅蘭芳上臺前只需把假發往自己頭上一套，一個精美的古代美人的形象便立刻出現了。她對他的好，是無法用文字來一一描述的。在這樣的濃情繾綣中，梅蘭芳的戲越唱越好，很快成了名角。只要有他的戲，戲臺子下就絕無空座。王明華也為他添了一雙兒女，每逢梅蘭芳散戲回家，就和孩子嬉戲玩鬧，非常快樂。王明華開始看重丈夫的事業。為了讓梅蘭芳更好發展，她女扮男裝，與他一起出入戲院。在那個年代，女人是不能去后臺陪伴的。她還做了絕育手術，怕陪伴他唱戲的歲月，不留神懷了孕。本來一兒一女，對梅家也算有了交待，哪知天有不測風云，一場麻疹讓兩個孩子相繼夭折。孩子的離去，也是王明華不幸生活的開始。習慣了回到家就能聽到孩子歡笑的梅蘭芳，怎么能接受一對兒女的雙雙離世？比他更受不了的是王明華，她每想到孩子，淚水便奪眶而出。梅蘭芳看及此，只能強壓悲哀，去勸王明華。日久，王明華竟因悲傷過度害起病來。一邊懊惱自己當初做了絕育手術，如今再難要孩子了。王明華的娘家人為了安慰她，建議她收養侄子做兒子。梅蘭芳卻不同意，他覺得自己還年輕，應該有自己的孩子。王明華答應了他再娶。當然她明白再娶將意味著他們將是三人世界，她再不能獨享他的愛。梅蘭芳的第二任太太福芝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梅家的。據說新婚之夜，梅蘭芳怕王明華心內委屈，先去了她的房，拉著她的手說話，最后才說去新太太那了。王明華對他的體貼極為感動。無從設想梅蘭芳的新婚之夜王明華是如何度過的，只是她的身體越來越不好了，病越發重了。福芝芳對王明華是尊重的，也曾怕王明華孤獨，把自己的孩子送過去讓她養，王明華還是回了。二女同侍一夫，對愛情至上的人來說，該是內心深處一種殘忍的凌遲吧。她病臥于床，福芝芳很快接手照顧梅蘭芳的生活。福芝芳為梅蘭芳生了9個孩子，夫妻恩愛。而王明華因肺病久治不愈，長年臥床。后來王明華獨自去了天津，臨去時她對福芝芳說：我身體不好，還請妹妹費心，照顧好梅家的后代。王明華獨自離去，是養病去了，還是刻意退出了三個人的世界？王明華無人陪伴，病逝在天津，結束了她傷情的一生以及對梅蘭芳無能為力的愛。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孫中山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人孫中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有鮮明社會主義色彩最新一期的《學習時報》刊載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一個誤區》文章指出，“李大釗是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第一人”是一個誤區，它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國共產黨內高層領導中提出的時間任意提前從而改變了歷史事實。文章還稱，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尤其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的色彩。文章說，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運用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那么李大釗也決不是這一運動的第一人。毛XX在中共七大講到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在中國的傳播時，說了一句重要而客觀的話：“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人在先”。文章舉例說，孫中山在旅歐期間，于1905年初以社會主義追隨者的姿態訪問了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與第二國際執行局主席王德威爾德和書記胡斯曼進行會談，要求接納興中會作為第二國際成員。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將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組成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同盟會成立以后，孫中山在宣傳自己的革命主張時熱情地介紹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同年10月，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在日本東京創刊，孫中山在“發刊辭”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可試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并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文章稱，在同盟會的重要人物中，馬君武、朱執信、廖仲愷、宋教仁等人當時在日本發表的一些文章不僅是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文獻，也是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獻。在辛亥革命前后，孫中山更注意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補充自己的革命建國學說。他的民生主義思想尤其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的色彩。孫中山“崇拜馬克思的學問”的思想傾向，對這一時期國民黨的理論家如朱執信、胡漢民、戴季陶等有較大的影響，并推動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研究。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后，國民黨人對社會主義的探索，不僅激勵著當時中國人民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官僚、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一個合理與理想的社會而奮斗，也為他們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推動他們在大革命時期及大革命失敗以后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提出和貫徹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后來成了中國共產黨人新民主主義的重要理論來源。文章最后說，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決不能脫離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中共七大打破教條主義、確立毛XX思想的理論權威這一具體歷史條件，也不能把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前后傳播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著手中國革命就稱為中國化的開始。實際上，毛XX在1938年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那就是在1930年代下期，從莫斯科歸國的一些留學生短于實踐，生吞活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詞句而不善于聯系中國的歷史和實際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具體問題，這種教條主義學風極大地損害了中國革命事業。針對這種現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便應運而生。而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時限任意前移的學者恰恰忽視了毛XX這一主張針對的是這種教條主義，毛XX努力提倡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揭開蔣介石南京時期所謂“黃金十年”的真相黃金十年,蔣介石,南京,真相,時期揭開蔣介石南京時期所謂“黃金十年”的真相點擊察看(50條)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七年，能夠做的事情著實不少，但發生的事情也實在太多。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實際中發生的事情有很多并不是蔣介石吹噓要做的事。說得不客氣一點，就是形勢遠遠超出了蔣的控制力，結果整個事件就變成了一個民族悲劇。關于“黃金十年”的神話，事實上就是一個粉飾失敗的典型事例。蔣氏的粉絲們一口咬定所謂的“黃金十年”取得了多少多少成就，但事實上，這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并不可觀，特別是在整體經濟規模較少的情況下，雖然個別產業的增長率達到了接近兩位數的水平，但對于經濟的整體促進作用并不是很明顯的。特別鋼鐵產業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凡是了解一點經濟學的網友都知道，鋼鐵是現代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大躍進”中才熱衷于鋼鐵（還有糧食）產量的增長。然而，據說擁有大量西方留學歸國經濟人才的蔣氏南京政權，卻似乎根本沒有鋼鐵生產的意識，不僅自己不建設鋼鐵產業，而且把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拱手送給外國，結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宮效應”。中國建設近代鋼鐵工業，是從1890年創辦漢陽鋼鐵廠開始。這個設有兩座小高爐、兩個小平爐和兩個小轉爐的工廠，建設了4年才投入生產。從那時起，到1948年，50多年時間，中國生產了760多萬噸鋼。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產了1433萬噸鋼。更值得注意的是，舊中國生產的760多萬噸鋼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業生產的，因為其中的600多萬噸鋼是日本侵占中國期間，在鞍山、本溪、唐山、大連和上海設立工廠生產的。國民黨登臺的1927年，全國鋼產量是3萬噸，到1935年才達到5萬噸，也就是國民黨所吹噓的黃金十年中的黃金八年，民族鋼產業的產量只增加了2萬噸。與后來我們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們的人均生鐵僅為是印度的0。8，人均鋼材是印度的1/27。在這所謂的“黃金十年”，由中國民族資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鋼鐵企業，還是山西軍閥建立的西北實業公司。而在抗戰發揮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廠(兵工署重慶煉鋼廠)，則是四川軍閥劉湘親手建立(事后國民黨中央歸還劉湘挪借墊付建廠款75萬元)，于抗戰后交給國民黨中央的。這家煉鋼廠于1937年1月1日劃歸軍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慶煉鋼廠3噸電爐冶煉出炭素工具鋼4噸。在蔣政權方面，先是國民政府實業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區，后是資源委員會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煉鋼廠，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沒有任何實際結果。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漢陽鋼鐵廠在北洋軍閥時期年鋼產量就達到5萬噸，但于1925年停止煉鋼。國民黨接管后，經過十多年的統治，竟然沒有使該廠恢復煉鋼。到1938年10月21日武漢失守前夕，只將漢陽鋼鐵廠30噸馬丁爐2座，35噸及50噸高架起重機2部及鑄錠用模等附屬品拆走，運入四川。令人發指的是，漢冶萍自己不產鋼，但卻將挖出的鐵沙，以及煉出的生鐵大部運往日本八藩鋼鐵廠，又鑄成殺人武器，用來屠殺中國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東北鞍山等地建設的鋼鐵廠陸續投入生產，結果使得舊中國“名義上”的鋼產量迅速提高。下表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國鋼產量(含日本產量)：年份鋼產量鐵產量(萬噸)19273。043。719283。047。719292。043。619301。549。819311。547。119322。054。819333。060。919345。065。6193525。778。7193641。481。0193755。695。9在所謂的“黃金十年”，國民政府只知道從外國買鋼鐵，因為經手人可以從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親國戚當然皆大歡喜，也就沒有動力去發展自己的鋼鐵工業。結果導致中國的鋼鐵工業發展緩慢，甚至出現了工業倒退的情況。例如北洋軍閥時期能造炮鋼、槍管鋼，經過民國“黃金十年”的“大發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軍閥統治下的1920年全國工礦業國家資本以可比價格計算（這里指銀元）為22260萬元，國民黨在中國當了十年家，又是繼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全國工礦業的國家資本以可比價格計算（這里指銀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虧了不少，變成20600萬元了。對于這種劣績，居然還有人大談什么黃金十年，這面皮當有一墻之厚。下表為中國工礦業資本比重(1936年數據不含東北)1894外國資本60。7國家資本31。2民族資本家資本8。11913外國資本80。3國家資本9。7民族資本家資本101920外國資本70。4國家資本11。4民族資本家資本18。21936外國資本78。4國家資本5。4民族資本家資本16。2有人說蔣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劃持久抗戰的大計，然而事實上卻處處表現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斷地弱己強敵。1931年918之后，國民黨繼續為日本資本在中國的擴張提供方便，結果37年七七事變前關內29％的煤炭產量（英資為23％），關內90％的鐵礦沙，95％的現代化煉鐵是在日本資本控制下的。戰爭爆發，日本資本撤出國統區，結果中國1938年至1939年的鋼產量急劇下降到了不足1000噸。這還不算什么，1943年國統區又出了個怪事情：大后方戰時工業危機。1943年重慶18家鐵廠14家倒閉，4家鋼廠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報的報道，機器廠維持經常開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機具約占總數的40％，機器加工業可謂面臨崩盤。據1944年7月9日新華日報《貴州企業公司四川參觀團的報告》，四川工業50％到70％的生產能力處于閑置狀態。于是，一方面，國軍缺槍缺炮，另一方面，國統區卻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鋼鐵廠、機器加工廠卻大批倒閉！這種咄咄怪事在與“英勇抗敵”的吹噓聲相比，也實在是怪異荒唐得可怕，堪稱二戰期間世界各國均能創造的超級奇跡。其中的原因嘛沒別的，就是國民黨買辦思想太濃厚，總想找個外國洋爸爸，從來想不到自己扎扎實實辦工業。由于蔣氏政權不重視民族產業的發展，其政策和資金導向也就可想而知：首先辦工業得不到資金上得支持。1940年的數據顯示，國民黨四行對工業的貸款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數據更糟，該年重慶銀行業對商業的貸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礦業兩的貸款合計還不到其放款量的1％。這說明蔣氏政權缺乏長遠眼光，只知道賺短平快的商業項目的利息。其次，好不容易中國有了些工業，國民黨政府不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計進行壓榨。非令其倒閉而后快。像生鐵1941稅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業酒精1943得稅額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業原料成本暴漲，下游加工產業自然是手中拮據，無力謀求發展了。關卡林立交易不暢更是常事，從國民黨陪都重慶到福建要過七八十個關卡，卡卡交錢，所以這條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個西天路的美名。第三，國民政府法幣惡性貶值，國統區通脹率創造世界紀錄，導致工礦業名賺實虧，“貨幣稅”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國民黨所謂“黃金十年”發展比較快的三大產業：機制面粉業，紡織業，火柴業。投資的不是民族資本家就是日資的，實在看不出國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強統一了貨幣，還把東北丟了，到了1933年，日資欣欣向榮，咱國資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區可能卷入戰爭，可還是不重視后方建設，直到淞滬會戰爆發后，才想起組織工商企業內遷，結果整個轉移過程亂成一團，而且遭遇到大企業家的強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漢之后，國統區鋼產量僅為戰前的3％，電力14％，水泥5％，化學1％，棉紗1％，面粉2％。蔣介石時代(1927-1949)中國僅有的幾項重大建設成就1。建筑中山陵。2。興建錢塘江大橋。3。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出版事業貢獻。4。1942年向美國派出三十多人廠礦工程技術骨干的，有專人管理的實習進修隊伍，其中大部分回國成為當時大型國營廠礦的領導骨干。開后來(1978起)公派流學生，進修生之先和。近年來網上以為蔣介石統治翻案和非毛化為目的者的所謂“黃金十年”，只可供蔣介石的孝子賢孫們自我安慰而已。補充一點：三十年代蘇南富裕農村的死亡率表一1931—1934年江蘇省江陰縣農村人口貧富死亡率（千分比）1、普通死亡率年度富有者安舒者貧窮者總計1931—193226。539。645。642。81932—193332。331。039。636。11933—193433。949。356。052。01931—1934平均30。939。947。4——2、嬰兒死亡率年度富有者安舒者貧窮者總計1931—1932161．3219．8198．2203．41932—1933275．9240．2239．2241．81933—1934379．3373．5403．4309．3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第三編（1936年）。野草注：之所以選擇1931—1934年的該地資料，原因在于手頭沒有全國性的資料（恐怕以當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進行這樣的調查），而該地在全國屬于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并未受到戰亂影響。1933年富裕的蘇南農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難的1960年的全國農村（包括廣大內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稱為大饑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蘇南農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國農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