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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民黨歷史人物"功"應肯定"過"不能翻案國民黨,歷史人物,翻案對于國民黨歷史人物"功"應肯定"過"不能翻案2010年05月07日09:17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石仲泉：對于國民黨歷史人物"功"應肯定"過"不能翻案--中國共產黨新聞【字號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區網摘手機點評糾錯E-mail推薦：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5月7日電　（記者王新玲）今日上午8：30，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毛XX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石仲泉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客觀看待歷史與歷史人物為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并回答網友提問。對于國民黨的部分歷史人物在我們的教科書中是否要重新評價？石仲泉表示功是功，過是過，積極的要肯定，錯誤的不能翻案。石仲泉指出，對國民黨歷史人物，實事求是的講，在改革開放以前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對一些問題的評價是有些偏頗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注意了這個問題，如抗日戰爭，過去對正面戰場很少講，現在講抗日戰爭，把正面戰場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沒有正面戰場，沒有兩個戰場的配合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所以這點上，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些國民黨抗戰將軍我們也是充分肯定的。對于國民黨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蔣介石，我們現在對他積極抗戰也是肯定的，但他是個兩面性的人物，既有積極推進歷史發展、推進國家統一的方面，同時對共產黨又有反共這一方面，所以這些都要辯證的看，不要看到他有功，就否定他對共產黨的圍剿政策，包括后來抗戰勝利后想消滅共產黨，這些錯誤的做法都不能翻案。發動三年內戰是絕對錯誤的，是違背歷史潮流，所以不得人心，垮臺了。功是功，過是過，積極的要肯定，錯誤的不能翻案。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五四精神與認識國情國情,精神,認識五四精神與認識國情李強2010年05月05日10:34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五四精神與認識國情--中國共產黨新聞年五四青年節前夕，胡錦濤總書記給中國農業大學師生回信，對大學生到艱苦地方和基層一線去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勉勵大學生們在實踐中建功立業，書寫美好的人生。青年選擇什么樣的人生道路，向來與國運緊密相連。1919年2月，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李大釗在《晨報》發表《青年與農村》一文，提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而在結尾，他更是發出“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的呼喚。這篇文章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的選擇，他們用實際行動響應李大釗的號召，走上了“與勞工階級聯合”的道路，而這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從五四運動那里繼承的一筆寶貴思想遺產，深刻地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無獨有偶，五四運動之后，學生領袖傅斯年經過深刻思考，寫下“社會是個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這一席話，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如果說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那么，將愛國主義轉化為實際行動的必要條件，便是對國情的深刻認識。五四一代學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證明：唯有真切了解國情，實現“改造自己”，才能把握報國的方向，實現人生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錦濤總書記給中國農業大學師生的回信，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這種俯下身去、貼近大地的理念的一種重申。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而在改革開放之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多數并沒有上一輩那么曲折的人生閱歷，這固然是幸福的成長經歷，卻也難免有所欠缺。面對校園之外的大社會，一些滿懷壯志雄心的青年常常感到迷惘，甚至找不到奮斗的方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于國情的陌生。就在去年，胡錦濤總書記在與中國農大師生座談時曾指出，希望大學生把深入實踐作為成長成才的必由之路，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路。對青年學生來說，基層一線是了解國情、增長本領的最好課堂，只有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才能加深對社會的認識，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才能將自己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植根于深厚的土壤，在實踐中創造人生的價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新的時代要求和就業形勢下，各級黨委政府、全社會都應當鼓勵和支持年輕人深入基層鍛煉，將其作為人生不可或缺的經歷，形成良好的氛圍。對于那些選擇了基層的年輕人，要給予他們極大的關心和愛護，為他們的鍛煉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讓他們能夠切實體會到選擇基層對于人生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求真務實、崇尚實干的勃然生氣。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魯迅和蕭紅什么關系？保持距離心靈相互抵達魯迅,蕭紅,距離,關系,心靈魯迅和蕭紅什么關系？保持距離心靈相互抵達2010年03月31日09:20來源：《廣州日報》魯迅和蕭紅什么關系？保持距離心靈相互抵達--中國共產黨新聞【字號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區網摘手機點評糾錯E-mail推薦：蕭紅在民國女作家里，長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見得最好，卻在史上留下一筆，這與魯迅的直接幫助是分不開的。魯迅與蕭紅是師生關系，有人卻反對，說魯迅暗戀蕭紅。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戀，何以那般推薦蕭紅的作品，還毫不吝嗇地贊美蕭紅，稱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我對魯迅的理解是，他對蕭紅僅止于喜歡，但還未至于暗戀。在情感上，魯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辦，他不喜歡，一輩子都對她很冷淡。許廣平成為魯迅的夫人，也很費了些周折。兩人都同居了，魯迅對外界還避嫌著他們的關系，稱許廣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見許廣平，他就對人說，許廣平是來幫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讓友人陪睡。仿佛這樣才能表示他們的清白。對于蕭紅，魯迅有必要暗戀嗎？但可以說，如果沒有魯迅幫助，就沒有蕭紅的成名。魯迅起先也很怠慢蕭紅。蕭紅不美，那時也還看不出什么才華，很普通的一個女人，但是性格特別好。在與魯迅通信不久，她就對魯迅發出了抗議書，不許魯迅在信里稱呼她為女士。這種近于孩子撒嬌的抗議改變了兩人之間拘謹的關系。魯迅在回信里也開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么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罷。”在婚后，許廣平不但成了魯迅事業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侶。但顯然，他們之間缺失了一些情調。許廣平對魯迅好得無可挑剔，但瑣碎的生活讓許廣平不能分身，只是魯迅的精神需求卻不能因此停止。魯迅不說，但愈是不說，心內愈壓抑。除了把心內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紅顏知己的。蕭紅的闖入，無疑給魯迅幽閉的心打開一扇窗戶。蕭紅年輕單純，又已婚。這樣，魯迅與其交往沒有負擔，也不用擔心別人說閑話。蕭紅仰慕魯迅，她對魯迅的感情遠遠要大于魯迅對她的感情。蕭紅是魯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時還在魯迅家聊天；能在魯迅家與許廣平一起包餃子。她對魯迅的私人生活極為稔熟，她寫的關于魯迅先生的回憶文字都洋洋萬言。蕭紅仗著自己比魯迅小，在他面前，常會流露出小女人的嬌縱。魯迅也是高興見到蕭紅的。有時也把她送到大門外，怕她不認得路，就把附近的標志和門牌號指給她。魯迅和蕭紅是啥關系？說魯迅對蕭紅沒有一點感情，也不大可能。但這是什么樣的感情呢？應該是縱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摻雜任何欲望的。保持一定距離，心靈又相互抵達。（葉細細）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張學良接濟過紅軍多少錢？張學良,紅軍,接濟張學良接濟過紅軍多少錢？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曾大量接濟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軍需物資和槍支彈藥等，此問題的有關細節散見于一些著述、回憶文章中，目前尚無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試就此進行初步梳理，還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需要說明的是，“接濟”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用語，意指籌借或給予。接濟的內容，包括經費、軍需物資（槍支、彈藥、被服布匹、藥品器械、無線電臺配件、地圖等）和生活必需品等。1935年長征結束到達陜北的紅軍，面臨給養保障的大難題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陜甘支隊長征到達陜北后，雖不致再奔波勞頓，但依然沒有解決因物質匱乏而造成的生存問題。紅軍不僅軍事裝備、錢款均缺，連基本生活保障都成問題。這一現實情況，從1934年與1936年的紅軍供給標準變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項目的標準，1936年僅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項目干脆取消，或歸并到其他項目中，如教育費、零花費用等。同一項目所含內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較粗，沒有“具體”。相反，一些體現等級性、福利性的項目卻明顯細化，如撫恤費、技術人員津貼等，這顯然是迫于安撫軍心、延攬人才的需要。1935年12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先后頒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傷病員幾項費用標準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辦公費、津貼費之規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各項費用之規定的訓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個命令。從三個命令對比中不難看出，除方面軍級、軍團級辦公費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項費用均調低，規定也越來越細，明顯是為了適應給養窘迫的現狀。造成陜北紅軍物質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觀環境因素。無論是長征結束的紅軍，還是長征中的紅二、四方面軍，所處的陜甘、川康地區均為經濟落后地區，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大規模軍隊的供給相當困難。其二，國民黨軍在軍事、經濟上的封鎖。其三，供需人員比例失調。陜甘蘇區人口40萬余人，紅二、四方面軍未到時，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約3萬人，供需比例為13?1。而紅二、四方面軍長征結束到達陜甘后，這一比例幾近5?1！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不能不引起給養困難。供需矛盾下，蘇區所能挖掘的供給潛力非常有限，往往籌款數月一無所獲，甚至連采辦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紙票，而紙票則因無紙，趕印不及。為消除物質困難，中共中央自率紅一方面軍主力穩定于陜甘后，通過不斷發布電文、頒布訓令等，壓縮開支，厲行節約。節流的同時，則不斷加強籌糧籌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糧食百余石”事，都要報毛XX、周恩來等統籌處理。與此同時，“出于后勤考慮”，因“根據地地域不大，物產不豐，后勤補給困難”，為“解決軍隊的物質基礎”，拓展生存空間，紅軍遂發起東征和西征。紅軍向東北軍提出“經濟通商”，張學良轉贈中共中央1萬元，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紅軍東征之際，中共中央積極尋求與周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聯絡。在對立狀態下，聯絡工作伊始，中共并沒指望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同的“曲線”方案——“經濟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邊國民黨軍隊的經濟封鎖，緩解給養保障困難。在此背景下，中共與張學良部東北軍的聯絡工作全面展開。1936年1月，被紅軍釋放的國民黨軍東北軍第一○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架起了中共與東北軍聯絡的橋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窯堡，附帶有張學良送的2頭毛驢馱運的罐頭、水果和食品等，同時也帶來了請紅軍派人面談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抵達洛川，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進行接觸。出于對張學良的期望及其實力的判斷，也出于對蘇聯援助紅軍的信心，毛XX于1月20日致電李克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愿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此電的核心是聯合張學良抗日反蔣。電文中，毛XX以“軍餉、械彈”相許，完全是出于對蘇聯軍援的高度預計。此后的發展說明，這對張學良堅定聯共思想的影響是存在的——張學良看重的不僅僅是蘇聯實實在在的軍餉、械彈，更在于中共是聯系蘇聯的橋梁，而蘇聯則是中國抗日的戰略后方。以此為基礎，誠意抗日的張學良在對蘇聯的期望之下，不計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濟渴望著蘇聯軍援卻從未得到的中共和紅軍。1月20日晚，張學良趕到洛川與李克農會晤。李克農提出“休戰”、“經濟通商”事項，張學良均示贊同，議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圍內恢復經濟通商”。會談后，張學良還經李克農轉贈給中共中央1萬元，從此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此時的張學良之所以會如此迫切地希望與紅軍停戰，一方面是他背負國恨家仇，討厭內戰，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蔣介石安排東北軍“圍剿”紅軍，意在既削弱紅軍，也削弱東北軍。1935年秋，東北軍與紅軍作戰以來，先后有勞山失利、直羅鎮慘敗。短短不到2個月，東北軍部隊損失慘重，而蔣介石非但不予補充，反而取消了東北軍2個師的番號。時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參謀處代處長的佟鐵肩回憶，會晤后，李克農還與王以哲口頭議定：一、東北軍與中共紅軍雙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紅軍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兩側各撤出5華里以外，并保證公路交通和東北軍駐軍補給運輸的安全；三、東北軍同意補給中共紅軍一部分藥品、醫療器材、通信器材和彈藥等軍用物資，由洛川六十七軍和一○五師倉庫運至膚施（今延安）轉交中共中央。達成這一協議，完全基于雙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紅軍包圍的部隊得到補給，中共希望獲得一些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材、通信器材等。毛XX等關注更大范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張學良開始暗中接濟紅軍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電告彭德懷，張學良將于當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農再去洛川會談。2月10日，周恩來交代李克農赴洛川準備同張學良談判。行前，周恩來向李克農交代了兩個重要問題，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力爭談成”。顯然，紅軍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共識后，中共在實現大的合作戰略之前，更急于實現“經濟通商”，緩解紅軍給養困難。2月25日午夜，李克農、錢之光等冒雪趕抵洛川，因張學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會談。雙方以1月的會談為基礎，很快于28日達成局部停戰的口頭協議，約定：凡甘泉、膚施城周圍20里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采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眾不得強買強賣。如蘇區民眾需至白區采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為避外人耳目，駐鄜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后，蘇區民眾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為。據參與會談的錢之光回憶：當時通商問題是雙方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就先從通商問題談起。在東北軍方面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因為我們到達陜北后，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解放了許多地方，好些農村成了革命根據地。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游擊區。六十七軍的部分軍隊，幾個月來被困在城里，買不到糧食和柴火。好些東西靠飛機空投接濟，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駐軍的需要。信件投遞更談不上。加上部隊長時間得不到換防，軍需裝備不好解決。所以他們希望停止內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當時紅軍也有些困難需要解決。如軍需、武器彈藥、醫療器械、藥品以及一些必要的電信、文化設備都很缺乏。同時，陜北地廣人稀，土地貧瘠，再加上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人民生活極端困難，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不但要解決軍隊自身的給養，還要解決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因此，通過會談，打破封鎖，也是紅軍在這次會談中要解決的重要任務之一。2月29日，毛XX、彭德懷電示李克農，補充雙方達成的口頭協定：（甲）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陜甘邊蘇區及關中區）；（乙）鄜甘膚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使糧服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丙）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為便利膚甘友軍起見，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系；（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系，紅軍采買貨物經過鄜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相比原口頭協議，毛XX等關注的是更大范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3月3日，毛XX、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要求李克農在面見張學良時，轉達紅軍在東征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并“請向王軍長詢問有無河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四省十萬分之一或其他軍用圖，如有，要求贈送二三份，為河北一帶與日帝作戰之準備”。李克農據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應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報紙、雜志，連同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等省的軍用地圖，贈給紅軍。與此相應，紅軍應王以哲的要求，幫助其駐膚施部隊解決糧、草、鹽等困難，允許駐甘泉部隊換防。3月4日，中共中央電令李克農介紹蘇區政府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接洽王以哲部軍需處長，獲取關照，赴西安采購“目前辦貨最急西藥、布匹”。6日，李克農和張學良會談結束后的第二天，經王以哲精心安排，錢之光改扮成六十七軍軍官，在六十七軍一名副官隨行下赴西安采辦貨物。抵西安后，錢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輕易上街；需買的東西開出單子，交給副官去辦理；買貨的錢不夠，由副官長兼六十七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宋學禮墊付；一些貨西安沒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訂貨。錢之光在西安住了2個多月，采辦了石印機（印紙票用）、無線電器材、烈性炸藥、貴重藥品、高級紙張等，再經王以哲安排汽車運到洛川軍部，然后調集20多匹牲口，連人帶貨送到與蘇區交界處。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護紅軍采購員，穿著六十七軍軍裝到西安采購西藥、布匹等奇缺物資，體現出相當的誠意。3月4日和5日，張聞天、毛XX、彭德懷將關于與王以哲訂立口頭協議等問題電告各方，通告口頭協議于3月5日執行，并要求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通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系，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議之目的。3月4日，張學良駕機飛到洛川與李克農談判。在持續至5日凌晨的會談中，雙方有共識，也有爭論，但均以誠摯坦白之心態，氣氛相當融洽。李克農根據中共瓦窯堡會議精神對張學良的種種疑問予以解釋，同時轉告了東征紅軍的戰果，再次提及對作戰地圖的需求。張學良對軍用地圖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權代表毛XX或周恩來與他進一步談判。3月16日，李克農趕到石樓向毛XX等匯報。中共中央判定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有誠意，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膚施與張學良談判。同日，毛XX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上述決定通知他和張學良，并對他贈送圖書表示感謝。1936年4月，中共中央與張學良部東北軍達成了初步的合作協議。從協議內容可以看出，停戰前提下的“經濟通商”均為歷次會談的核心內容。一定意義上講，“經濟通商”不僅成為中共從蘇區外獲取物資給養保障的變通方式，同時也增強了與東北軍的信任——畢竟是“通商互濟”，被紅軍圍困的東北軍同樣需要。正是在此過程中，張學良部已開始暗中接濟中共領導的紅軍，盡管這些接濟還是有條件的、少量的。周恩來和張學良在洛川實現會談。張學良不斷為紅軍提供彈藥和經費4月9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洛川實現了歷史性會晤。就聯蘇抗日問題，張學良非常盼望能獲得蘇聯的援助與支持，關切蘇聯是否真心援助中國。周恩來予以肯定回答。在約定經濟通商的基礎上，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共和紅軍目前給養困難，請張學良幫助采購無線電器材、醫藥衛生器材等。張學良應允：普通購物由紅軍在其防地設店自購，無線電、藥品代為辦理，并可送彈藥。關于具體的彈藥補充數額，時任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的呂偉績（曾任張學良將軍侍衛官）說：“張學良將軍與周恩來副主席在膚施秘約協議，張給紅軍補充彈藥總數為1100萬發，由東北軍一二九師及一○八師師長張文清和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部分別補給”，并絕對保密。呂作為承辦人，雖沒有參加膚施會談，但所言應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記錄這一回憶的李鐵醒也這樣認為：“我們東北軍第一二九師駐延安第三十八團少將軍需王德環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聯絡負責人。因此項秘密補給工作絕對保密，我東北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就是監視我們部隊行動的。萬一戲法變漏了，不但個人有殺身之禍，東北軍全局也都輸掉了。由于呂偉績擔任東北軍一二九師代理處長，秘密給紅軍補給步機槍彈和軍用物資等的事實是可信的。”同時，張學良表示：我方庫存軍用物資已調入陜西，包括紅軍在內，兩三年也用不完，這事我完全負責。張學良還對周恩來講：我有一大筆私款可作抗日軍費。4月10日清晨4時，張學良送周恩來一本《申報》60年紀念印制出版的中國第一本精確的等高投影設色按經緯度編繪的全國地圖作為留念。他同時以私人名義出資，當場向中共捐贈2萬塊大洋。據時任張學良部糧秣處長的張政枋回憶，有此項支出。另有一說：張學良送給中共5萬塊大洋，不是2萬塊。筆者2004年10月訪沈陽張氏大帥府原館長楊景華時，他說：1994年7月20日楊尚昆到我館參觀時回憶，當年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會談后，張學良問周恩來，貴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巧妙地伸出5個手指頭，答說，共有5個軍。張學良又問：貴黨有幾位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答，有五位（指張聞天、毛XX、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張學良聽后講，那我就送點生活費給五位領導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張學良派自己的糧秣處長張政枋用2輛汽車，將5萬銀圓，分裝在23個麻口鐵桶中，送給紅軍。我就是這批銀圓的接收者。當時打開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銀圓時，流出了眼淚，感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來，張學良沒少接濟紅軍物資，這些接濟的物資一直由張政枋等人運送，時間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變前夕。楊尚昆曾任東征軍的政治部主任及后來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敵總指揮部主任、軍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其回憶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只是年代久遠，當中不免時間上張冠李戴。但至少5萬銀圓事，被其他史料佐證過。筆者以為，周、張膚施會談后即送5萬銀圓不太可信。對證后來張學良曾專門送過中共5萬銀圓，也許楊尚昆所憶當是此次。需要說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中，并沒有記錄上述內容。此次會談后，張學良又送中共20萬法幣。相比消耗紅軍相當大精力、歷時75天的東征所得——擴紅8000人、籌款30萬元，再考慮到當時中共和紅軍的給養窘境，2萬塊大洋和20萬元法幣對于中共來講無疑是雪中送炭！張學良如此大方，與他的思想和處境不無關系。其一，張學良與中共有著共同的時局理念——抗日，這是身負國恨家仇的張學良的信念。其二，張學良看重與中共聯系的蘇聯。張學良認為，中國抗日需要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而聯絡著蘇聯的中共是獲取蘇聯軍事援助的關鍵。特別是當張學良此前不久獲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過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聯絡中共和紅軍乃是大勢，不是一時之利。因此，張學良接濟中共，既是想真誠地幫助暫處困難中的中共和紅軍，同時也是從長遠的聯共抗日打算，絕不是一時沖動討中共歡喜，否則就不會在此后源源不斷地接濟中共和紅軍。周恩來和張學良洛川會談對于給養困難的中共和紅軍而言，收獲驚人，也頗意外。為驗證張學良承諾的“送彈藥”之誠意，4月14日，毛XX與彭德懷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出，立即設法去西安購買3000支步槍、60萬發子彈及各種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和中西藥材。“關于軍用品購買須有一專門組織，有專門負責人去洛川或西安，與王或張專門接洽此事。張、王是否真有誠意與決心，以其對此事之態度為證。”事后證明，張學良很真誠，中共的諸多要求均得到滿足。隨著經費的日漸拮據，中共為立足與發展，當然會日益倚重真誠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張學良。4月22日，周恩來應約派劉鼎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劉鼎成為在張學良處為紅軍經常接洽東北軍援助物資事宜的主要負責人。為此，他還專門購置了一輛大轎車，建立起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將大量援助物資運回蘇區。同時還聯系上海，購買在西安采辦不到的醫藥器材和藥品等急需物資。洛川會談后不久，中共中央還派朱理治駐西安張學良處負責聯絡工作，同時派劉向三接替李克農駐洛川王以哲處負責聯絡工作。為了保密，王以哲稱劉向三為同學。其間，王以哲知道紅軍生活困難，槍支彈藥缺乏，經常援助。有一次，他把親信、軍械處長范長庚找去，讓范長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槍用汽車送給紅軍。不久，范長庚又從膚施的軍械庫中提取賬外的70萬發子彈給紅軍，劉向三聯系了20多匹騾子，運送了兩次才全部運到蘇區。類似的事還有多次，范長庚經常把清理前方倉庫后多余的賬外物資交給紅軍。一天，王以哲還派人給劉向三送去一個大麻包，紅漆大印加封，內有法幣10萬元，讓他送回蘇區。除直接撥給紅軍物資彈藥、經費外，王以哲還為紅軍代買一些物資。一次，第一二九師趁向駐膚施第三十八團補給軍糧的同時，為紅軍代買電池、電子管、蠟紙、油墨、甘油等22馱，送到膚施東10里的天主教堂，由紅軍聯絡站接收。作為回應，紅軍按王以哲的要求，與陜甘蘇區政府一起發動群眾，擴大對第六十七軍的賣糧草運動，保障王部供應。毛XX、周恩來于6月28日親自布置任務，令鹽池、定邊部隊運送5000斤食鹽到吳起鎮，解決東北軍的鹽荒。周恩來還特意給范長庚寫信表示致謝。4月底，周恩來為落實毛XX等人提出的請張學良“送彈藥”事，通過劉鼎向張學良提出援助紅軍部分子彈、被服的兩種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張學良部）送子彈，我方（紅軍）去“奪取”。B.彼（張學良部）派一師兵“進攻”瓦窯堡，我方（紅軍）預先避開，留一些廢槍，彼（張學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彈。5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結束東征，揮師西渡。當劉鼎將此情況轉告張學良后，張非常高興，感謝中共虛心接受結束東征的建議，并希望早日與周恩來再次會談。7日，張學良通過中共聯絡代表朱理治轉達對當前雙方關系的意見，并應允周恩來提出的提供子彈、被服之事。對周的兩種方案，張學良認為，A法“不甚好，因恐雙方有損失”，B法則“較安全”。對于周恩來同時“要求之地圖，彼（張學良）已準備好同樣的兩份，一份已交周帶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設法送”。當日，中共中央復電劉鼎轉張學良，答應周恩來與其再次會談，愈快愈好。四五月間，經周恩來和張學良確定彈藥接洽方式后，張學良密令將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槍子彈盡數秘密撥給紅軍。受命后，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呂偉績令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發出后，派副官吳惠民、少尉副官陳洪濤帶馬驢馱400馱，送往膚施東10里天主教堂交給紅軍聯絡站，經手人是劉向三。共送了2次，大約數目是210萬發。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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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被毛XX所住窯洞震驚蔣介石,毛XX,窯洞,震驚蔣介石被毛XX所住窯洞震驚史海鉤沉2010-06-1713:15:04閱讀679評論2字號：大中小【摘要】蔣介石無法想象毛XX何以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保持著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揮著他的軍隊在全國的戰場上與政府軍對抗。【正文】蔣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延安蔣介石飛到了延安。國民黨軍的最高統帥以占領者的姿態進入共產黨人的“巢穴”，這一事件在國民黨方面看來極具象征意義。于是，接到蔣介石來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來。飛機在西安與延安之間往來多次，洋瓷臉盆、澡盆、馬桶、沙發、鋼絲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廚師等等一應俱全地被運抵貧苦的延安。八月七日上午，“美齡號”專機在延安簡易機場塵土飛揚的跑道上降落，蔣介石被安排住進延安最好的邊區外交賓館里。彭德懷部對榆林的攻擊，令蔣介石深感不安。到達延安的當天下午，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了旅以上軍官會議，專門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問題。晚上，蔣介石單獨與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戰問題。當胡宗南說此次中共打榆林的真正意圖，也許是準備在米脂以北伏擊我增援部隊時，蔣介石說，今后陜北作戰，不必再強調穩扎穩打了，要用急進猛打的戰法，彌補以前與中共作戰顯露出的缺陷。蔣介石特別強調，迂回增援的整編三十六師不但要隱蔽，而且行動要快，要達到出乎中共意料的奇效。蔣介石告誡胡宗南:“陜北為主要戰場，為匪之首腦所在，如不肅清，后患無窮。本令七月底肅清，現延長一個月，八月底定須肅清。”第二天一大早，蔣介石開始在延安城里轉悠。沒有人知道他此時此刻的感受。在棗園，蔣介石終于看見了他的對手毛XX曾經住過的那間窯洞，與當地農民的窯洞沒有任何區別，門窗是沒有油漆過的陳舊的木頭做的，窯洞內墻面剝落，靠窗的那張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簡陋的床也是榆木釘起來的。窯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樹，樹下有個石凳，還有架紡線的紡車。隨從告訴他，這間窯洞的旁邊和下面，是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等人的窯洞，這些窯洞無論外觀還是內設都是一樣的。盡管從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開始，蔣介石就知道共產黨人已被逼進了山林和鄉村；特別是一九三四年，國民黨軍通過五次大規模的“圍剿”占領了共產黨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們千里萬里地走向中國西部人煙稀少的地帶之后，毛XX與他的部隊面臨危境、身處絕境的情報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可是，此時，面對破敗的延安小城和這些近乎原始的窯洞，蔣介石還是感到十分震驚。他無法想象毛XX何以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保持著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揮著他的軍隊在全國的戰場上與政府軍對抗，并且能在這樣的桌子上把文章寫得既尖銳犀利而又文采飛揚。蔣介石回到邊區外交賓館，審定了胡宗南送來的作戰計劃后，當天就離開了這個讓他心緒不寧的地方。這是蔣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來到延安。澤東:“等敵人上來，打他三個鐘頭再走不遲”此刻，指揮著百萬大軍的共產黨中樞在國民黨軍的追擊和圍捕下，其顛沛之艱辛與危險，是當時各個戰區的共產黨將領以及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軍將領無論如何都難以想象的--毛XX的這段歷史往事之所以令人感嘆，是因為當這一小隊人馬在荒涼的山谷間由于命懸一線而來回轉移之時，毛XX仍舊指揮著分散在全國各個戰區的部隊作戰，而且，各個戰區的共產黨將領不斷地聽到毛XX發出“蔣介石很快就要完蛋了”的呼聲。小河會議之后，毛XX一行開始向東轉移。為了保密，他們的代號由“三支隊”改為“九支隊”。八月一日晚，毛XX到達靖邊縣青陽岔，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在悶熱的天氣里繼續趕路，到達橫山縣的小水溝村，毛XX住進村長李文運的家里。但是，劉戡的部隊很快就接近了，于是再走。下雨了，他們在一個叫石灣鎮的村子里弄了點飯吃，沒來得及烘烤一下衣服，就接著向肖崖則村方向行進。劉戡的部隊始終跟在后面，毛XX剛離開火石山，劉戡就進了村；毛XX剛離開石灣鎮，劉戡跟著就進了鎮，這個國民黨軍將領總是能在毛XX睡過覺或者歇過腳的窯洞外擺出姿勢留個影。八月三日，到達肖崖則村時，毛XX已渾身濕透，鞋里灌滿了泥漿。聽說劉戡的部隊在石灣鎮宿營了，毛XX說:“那好，我們也陪他住下吧。”他和周恩來擠在農民李俊成的窯洞里睡了一夜。這時候，西北野戰軍攻擊榆林的戰斗打響了。九支隊先到了綏德的李家崖，然后又到了黃家溝，在大雨和泥濘中不斷地與劉戡的部隊周旋。毛XX盼望著攻擊榆林得手的消息，但最終傳來的是整編三十六師從北面的沙漠繞路增援，攻擊榆林失利的報告。西北野戰軍從榆林撤退的那一天，毛XX一行急促地離開了黃家溝，因為他們必須趕在國民黨軍前面渡過無定河，通過綏德城。在泥濘的路上走了大半夜，到達無定河邊，一座九孔大橋橫跨在河上，當時還有民兵守著。過橋之后，毛XX聽說要炸掉大橋，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說劉戡要用這座橋就讓他用，他是暫時用用，我們可是要永遠地用。搶在劉戡前面通過了綏德城，八月十四日，毛XX一行到達米脂縣的井家坪。這天，整編三十六師離開榆林，開始全速南下。局勢陡然間危機四伏:黃河以西，無定河以東，南北約二十公里，東西約三十公里，在這樣一片狹長的地帶內，毛XX已處在國民黨軍十幾萬兵力的南北夾擊之中。為了擺脫危險，也為了令彭德懷不要顧及中央放手作戰，九支隊決定自行轉移。原定的路線是渡過無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村一帶，繞到敵人的后面去。但是，連日大雨，河水暴漲，無法徒涉，又沒有找到船只，無奈之下只好向東北方向轉移。毛XX疲憊之極，但堅持不坐擔架。在陳家岔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過烏龍鋪，繼續向東。黎明時分，毛XX到達葭蘆河邊，原來細小的水流現在已是一片汪洋，根本無法通過。河的兩側是高山，后面是劉戡的追擊部隊。毛XX和任弼時商量了片刻，決定向西北方向前進，那里是絕壁山峰。毛XX揮揮手說:“咱們上山！”汪東興囑咐戰士上山不要留下任何痕跡。毛XX說:“不用不用，豎塊牌子，上面寫上'毛XX由此上山！'”山頂上有個小村莊，叫白龍廟。毛XX往石頭上一坐，說:“不走了！就在這里休息，等敵人上來，打他三個鐘頭再走不遲！”站在這里，可以看見遠處的葭縣縣城，劉戡追到葭蘆河邊仍沒找到毛XX的蹤跡，于是架起大炮開始猛轟葭縣縣城。八月十八日清晨，九支隊繼續轉移。雨下得更猛，下山的時候，被洪水推著走，大家挽著手，免得被水沖走。下到山谷里，向北走到葭蘆河上游，找到河面相對較窄的地方開始架浮橋。警衛戰士在湍急的河水中幾次架橋都沒有成功，毛XX坐在河邊石頭上低頭看文件。汪東興建議將毛XX設法弄過河去，毛XX不愿意。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浮橋終于架成了，周恩來在橋上來回走了幾趟，然后讓毛XX過河。毛XX堅持讓機要人員、電臺和文件先過，自己最后才上了橋。他剛一過去，轟隆一聲，浮橋被洪水沖垮了。第二天，毛XX一行到達梁家岔。晚上二十三時，彭德懷來電:“擬于明日拂曉包圍沙家店附近敵之兩側而殲滅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請中央轉移到劉全塌〔離梁家岔二十里〕以靠近主力。”毛XX命令九支隊輕裝，準備七天的干糧，把文件燒毀，準備隨時向西突圍。他說:“沙家店一帶要打大仗，兩軍主力都集中在這里，地區狹小，打得好，我們轉危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們就往西走，出長城，進沙漠。”形勢所迫，對國民黨軍整編三十六師的作戰，將決定共產黨人在陜北的命運。攻擊在瓢潑大雨中開始。一縱和二縱首先將整編三十六師師部和一六五旅包圍在沙家店地域，隨之發動了猛烈的攻擊。鐘松對突然遭到攻擊有些不知所措，立即命令部隊在泥溝以北、張家坪以東迅速構筑防御工事進行抵抗，同時急令前面的第一梯隊一二三旅迅速向沙家店靠攏。戰后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回憶道:解放軍由正面和右側同時發動反攻，以壓頂之勢從兩面高山殺下，向整第一二三旅全線陣地猛沖，有的陣地被輪番連續沖擊發生白刃肉搏，死傷枕藉，干部傷亡很多，炮兵營長亦遭炮火擊斃，山炮一門被擊毀，兩門因無炮彈已成癱瘓，騾馬被打得四散亂奔。派往后面掩護并與援軍聯絡的一個加強排也無蹤無影。在戰斗緊張時候，雖由西安派來三架次飛機參戰，投下幾枚小炸彈，對解放軍絲毫沒起作用。首先第三六八團陣地全部被毀，團長失蹤，官兵沒退回一人。由于一個團被消滅后，旅只殘存三個小山頭的陣地，解放軍的火力更加猛烈地集中在這塊狹小的陣地上，更顯得銳不可當。第三六七團的大部官兵傷亡，陣地失守，電臺被炮彈打得粉碎，同各方聯絡斷絕，情況不明。各路援軍均被解放軍阻擊未到，而解放軍則不斷向陣地周圍擁來。這時候我看到前途已經絕望，立即帶著殘部突圍，多次沖擊俱未成功，混戰到將近黃昏時，終于全軍覆滅。劉子奇突圍未成被俘。沙家店一戰，西北野戰軍斃傷國民黨軍整編三十六師兩千余人，俘虜四千余人，總計六千余人。西北野戰軍傷亡總計一千八百三十九人。戰斗結束后，毛XX、周恩來和任弼時一行親臨沙家店戰場，毛XX對官兵們說:“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是夜，胡宗南在日記中寫道:本夜作戰會報判斷匪以全力攻三十六師師部，其對五十五、一二三、一六五各旅皆為牽制隔絕，使眩感于眼前形勢，不敢奮進，使三十六師師部陷于孤立而被消滅。夜不能睡。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錢學森的岳父：蔣介石想殺又不敢殺的人蔣介石,錢學森,岳父錢學森的岳父：蔣介石想殺又不敢殺的人史海鉤沉2010-06-1007:36:41閱讀49270評論161字號：大中小蔣百里將軍(1882-1938),名方震,晚號澹寧,以字行,硤石人。1901年留學日本,4年后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名列全校之冠。翌年回國,即投身軍界,一生以建立現代國防為職志。1906年赴德國研習軍事。1903年在東京主編《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1938年5月起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他是民國時期著名軍事理論家,國民黨高級軍事顧問、陸軍上將。蔣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先進軍事理論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國防論》凝聚著他一生軍事著作的精華。蔣百里學貫中西,為現代著名軍事家,于文學、史學也都有很高的造詣。1920年他與鄭振鐸、沈雁冰等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期間整理歐游所得,寫成《歐洲文藝復興史》。1923年他又和胡適、徐志摩等組織新月社。蔣百里多才藝,書法有晉唐氣韻。著作有《蔣百里先生全集》行世。蔣百里與蔣介石同是浙江人,但不同族。早年蔣百里追隨梁啟超,矢志推翻袁世凱,晚年與蔣介石共事,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滲透在許多歷史事件之中,并從這個側面反映著一段歷史。“我沒有刮地皮,沒有錢出國!”蔣百里,名方震,1882年出生浙江海寧,為清末秀才。胸懷報國志,投筆從戎,1901年東渡扶桑,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與蔡鍔、張瀾、許崇智、張孝準、孫傳芳等同窗。由于成績優異,蔣百里、蔡鍔、張孝準并稱為“中國士官三杰”。蔣百里學成回國,投身革命活動,訓練新軍,于1912年冬出任保定軍官學校首任校長,他的學生中有后來成為“國民政府”將帥的陳銘樞、唐生智、方聲濤、劉文島、張治中、陳誠等。蔣百里將軍一生研究對日作戰,1923年即斷定中日將來決戰之地為平漢線以西的襄陽、洛陽、衡陽,他所作的《國防論》成為指導當時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方針。圖為1912年,蔣百里在北京。大革命時期,蔣百里勸得意門生、湘軍唐生智率軍投入“國民革命軍”。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寧漢分裂。唐生智乘機發展自己勢力,幾起幾落,最后被蔣介石削去兵權,經蔣百里力保,才得以東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蔣(介石),密電老師征詢意見。蔣百里回電中有“東不如西”一語,其意勸他仿效清代名將左宗棠向西北地區發展。唐生智剛愎自用,沒有采納蔣百里這一戰略。他聯合許多雜牌軍將領,于同年12月5日通電全國,勸蔣介石“下野”。同時出兵直指南京。蔣介石立刻命令上海軍警查抄唐生智駐滬總部,幾天后又闖進蔣百里住宅,從他家里搜出一架無線電臺、密碼本和一份致唐生智電報稿。蔣介石誤以為電報中“東不如西”一語是針對他的,命上海派6名便衣跟在蔣百里身邊,名為“保護”,實為不讓他自由活動。這個孤獨的將軍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嫡系,資格比蔣介石老,才華橫溢卻又堅毅不撓。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軍官學校校長任上的自殺、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錢學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藝復興史》無一不帶有傳奇的色彩。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長張群登門勸說蔣百里出國,避一避風頭。未料,蔣百里斷然拒絕:“我為什么要亡命？我沒有資格亡命!”張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幾天后,門生劉文島來訪相告:“老師,目前你處境險惡,我看你還是出國安全,早走為好。”不料蔣百里怒目圓睜,拍著桌子說:“我沒有刮地皮,沒有錢出國!”劉文島說:“聽說上海當局答應發給你路費5萬元。”蔣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視的口吻,堅定地說:“別人的錢我不要,我沒有犯法,不會離開上海。看他蔣介石把我怎么辦!”在監獄遇到了鄧演達元月6日,唐生智兵敗,化裝逃走。一周后,蔣百里被解至杭州,監禁在西湖蔣莊。不久,蔣百里被押解南京,關在三元巷總部軍法處待審,與鄧演達、居正等同關一處,結為難友。蔣百里若被軍審,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無疑。幸虧時任軍政部次長陳儀將軍暗中相助,以“拖”的辦法使軍審延期舉行。陳儀與蔣百里曾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受訓,且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陳儀為人正直、仗義,1915年曾通過蔣百里、張宗祥通風報信,催促蔡鍔逃出天津,避開袁世凱的追殺(當時袁世凱命陳儀帶兵追蔡鍔)。蔣百里被捕后,不明陳儀的用心,以為來日無多,視死如歸,倒也神情自若。每日晨起,打過太極拳,就念唐詩、讀佛經,或寫寫《靈飛經》練書法。這位陸軍上將同時還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術史專家,若是談他的傳奇,得用一本書來寫。1932年出獄,此次牢獄之災因為蔣百里不肯替蔣介石作說客勸說學生唐生智投降而成,當時徐志摩等紛紛自愿前去一同坐牢。反蔣的鄧演達關在蔣百里對面牢房里。蔣百里同情鄧的遭遇,偶爾與他交談幾句。鄧演達與其夫人的通信,均由蔣百里的前來探監的4個女兒輪流傳遞。1931年11月間,蔣介石下令秘密槍殺鄧演達,引起蔣百里無限傷感,他對探監的摯友張宗祥說:“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鄧演達昨日已被殺害,不知明日是否輪到我？如今世道是無理可言的。”然而,蔣百里門生將帥滿天下,蔣介石殺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時還下不了決心。李根源和一些國民黨元老曾具呈保釋蔣百里,文中有“外侮亟,將才少”之語,蔣介石陽奉陰違,當面批了“照準”兩字,背地里卻密令“拖”而不辦,久無下文。蔣百里的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蔣的學生陳銘樞等出面保釋蔣百里。陳銘樞時任國民黨“行政院代院長”兼京(南京)滬衛戍司令,在軍政界舉足輕重。他見時機已到,便進言蔣介石,力保蔣百里。蔣介石也就順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釋放了蔣百里,他還假惺惺地說:“我蔣某人寬宏大量,不計前嫌。”1936年冬,蔣百里奉命考察歐洲軍事返國,飛赴西安向蔣介石匯報。不料次日拂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當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蔣百里與陳誠、蔣鼎文等十多名蔣系軍政大員同被羈留。在押的蔣系大員都反對“兵諫”,不肯在8項主張通電上簽名。唯有蔣百里對張學良說:“我佩服你們的膽魄,贊成你們的正義勇敢行為!”次日上午,張學良派專車將蔣百里送到楊虎城私宅居住,待以上賓之禮。蔣介石被囚,張學良多次拜見,勸他同意8項抗日主張。蔣很頑固,毫無商量的余地。此時親日派何應欽調兵遣將,欲派飛機轟炸西安。若西安被炸,可能危及蔣介石的性命。東北軍少壯派見蔣系大軍壓境,兵臨潼關,一個個怒火中燒,竭力主張殺掉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眼看大戰一觸即發,非常焦急。情急之中,張學良想到了蔣百里,認為他威望甚高,又是無黨派人士,是出面調停的最理想的人選。張學良對楊虎城說:“蔣百里德高望重,請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觀。”蔣百里聽了張學良的請求,不假思索地說:“如果你覺得有這個必要,我可以照辦。”他原來就主張和平解決,因而一口答應。12月16日傍晚,張學良陪同蔣百里,來到軟禁蔣介石的新住處西安金家巷一所軍官私宅。蔣百里一進門,蔣介石立刻笑臉相迎,欠身握手,請他坐在床邊沙發上。蔣百里比蔣介石大5歲,且是中國近代較早的軍校保定軍官學校首任校長,所以蔣介石對他很尊重。張學良自行退出,二蔣關起門來密談。蔣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題,拐彎抹角地說:“我剛從國外考察回來,消息比較靈通。目前日本海軍和陸軍為侵華而互相爭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見過陸軍大臣,看來明年(1937年)一定會大舉入侵我國!”言下之意,你蔣介石要“安內”已來不及了。他還引經據典,敘說中國歷史上亡國之痛,當“兒皇帝”均無好下場的教訓。蔣介石聽后,心有所動,蔣百里遂將話題轉入解決“西安事變”的對策,他提醒蔣介石:“中央軍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飛機轟炸西安,否則會危及你的生命。為保持元氣,應避免內戰,以和平解決為好。”他們先后兩次密談,加之當時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趨勢,使蔣介石態度漸漸轉變。他親筆書寫兩封信,一封交宋美齡,一封交何應欽,致何函里明確指出:“星期六(002291,股吧)日以前,萬不可沖突,并即停止轟炸。”派親信蔣鼎文搭機將信送至南京。宋美齡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飛赴西安。這時蔣百里向蔣介石建議:“中共方面竭力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委員長不妨找周恩來談談。”蔣介石沉思一會兒,點頭贊同。此后,蔣百里對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曾較詳細地記載了蔣百里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兩蔣之間關系微妙蔣百里受中日甲午之戰刺激很深,矢志抗日救國。1937年之初,他奉蔣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務,從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廣東,長途跋涉,風塵仆仆,奔波萬里。爾后接受蔣介石的委托,登廬山,為暑期訓練班各省高級將領授課。講學期間,他把一生的軍事著作和講稿,精選修訂,編成一冊《國防論》,全書洋洋10萬言。當時正值抗戰前夜,敵強我弱,國民黨內恐日心理相當嚴重,蔣百里卻在卷首寫道:"……千言萬語,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國防論》的影響遠及海外,"二戰"期間,名將艾森豪威爾、蒙巴頓等人曾多次引用蔣百里《國防論》的有些論斷來闡述戰局。蔣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為他是一個以研究對日戰略著名的中國將領,卻娶了一個日本妻子。其過程早有披露,蓋將軍為保定軍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殺,日本護士佐藤屋子照顧他時兩人產生感情而成眷侶,過程則一波三折,不及詳敘。兩人成親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蓋將軍酷愛梅花。兩人曾在海寧植梅數百株,意將來歸老此地,皆毀于抗日戰爭之中。蔣英生于1902年9月,她是蔣百里四個女兒中最美最聰明的一個。中國最杰出的女聲樂教育家和享譽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建國后長年任教于中央音樂學院。將軍的女婿錢學森和將軍之女蔣英。近代兵學泰斗、著名軍事家蔣百里與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是翁婿。蔣百里的三女兒蔣英嫁給錢學森,可謂郎才女貌,天生一對。蔣介石雖很器重蔣百里,但從不授予他兵權。1938年秋,蔣介石任命蔣百里為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代理校長,仍由自己兼校長。蔣百里隨校攜全家搬遷,取道湘桂。事必躬親,心力交瘁,因操勞過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廣西宜山與世長辭,年僅57歲。噩耗傳來,舉國震悼,重慶各界舉行公祭,蔣介石親臨主祭。“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蔣百里為陸軍上將。抗戰勝利后,蔣百里遺體遷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1971年,蔣百里的侄子蔣復璁(曾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臺灣故宮博物院院長)和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先生全集》,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蔣介石親為題簽。此舉表示出了他對蔣百里先生的復雜心態。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民國時期涉外婚姻：中國奇女子納粹槍下救人民國,納粹,奇女子,中國,救人民國時期涉外婚姻：中國奇女子納粹槍下救人史海鉤沉2010-06-0907:39:16閱讀675評論1字號：大中小據《世界新聞報》報道：都說文化無國界，其實愛情與婚姻也無國界。如今跨國戀和涉外婚姻在中國已經司空見慣。其實，早在民國時期涉外婚姻就存在了，有些還成為國人津津樂道的典范。異國戀成就女英雄前幾年，一部電視連續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轟動一時，該片的主人公原型是一代奇女子——錢秀玲。錢秀玲出身江蘇宜興一家名門望族，她從小聰慧過人，11歲考入蘇州女子師范附中，后跳到上海大同大學預科，攻讀化學，一心想當中國的“居里夫人”。1929年春，其兄錢卓儒要去比利時留學，她強烈要求同往。不久錢秀玲以優異成績考取著名的魯汶大學化學系，成為該系唯一一名中國女性。1935年，22歲的錢秀玲獲得魯汶大學化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在這里她結識了具有俄羅斯和希臘血統的醫學系學生葛利夏，兩人很快走進婚姻。1940年5月，德軍占領比利時。錢秀玲居住的艾海德姆鎮有位愛國青年羅杰用地雷炸毀德軍軍列通過的鐵路。事情敗露后羅杰被捕、面臨絞刑。錢秀玲聞訊后崇敬、驚恐與無奈并存，無意中見到報紙上一個熟悉的名字馮·法爾肯豪森，她不由點燃一絲希望。原來，這位德軍駐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戰區最高長官馮·法爾肯豪森將軍，多年前曾在中國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與錢秀玲的堂兄錢卓倫互相賞識，并結為莫逆之交。錢秀玲留學時堂兄曾對她說，一旦遇上難事可以找法爾肯豪森幫忙。在丈夫葛利夏鼓勵下，救人心切的錢秀玲連夜趕赴160公里外的布魯塞爾求見法爾肯豪森。她的精神讓這位德軍將領很感動，沒想到，在法爾肯豪森的努力下，羅杰的死刑竟被改成苦役，另一名死刑犯也獲救了。錢秀玲的事跡不脛而走，她成了比利時人民心中的女英雄。1944年6月，艾海德姆鎮附近的艾克興市反法西斯組織擊斃了3名蓋世太保軍官。德軍立即逮捕了96名青壯男子。錢秀玲拖著5個多月的身孕與丈夫一起再次趕往布魯塞爾向法爾肯豪森將軍求救，96名人質果然全部獲救。2006年，葛利夏在比利時去世，痛苦欲絕的錢秀玲一下蒼老了許多。每當想起葛利夏她的眼里就飽含愛戀與傷感。兩年后，奇女子錢秀玲以95歲高齡謝世，臨終前她說：“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點應該做的事情。”蔣經國蘇聯妻子很低調說起民國時期的跨國婚姻，首先想起的是鼎鼎大名的蔣經國與他的蘇聯妻子。1925年，蘇聯為迎合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首批赴蘇的300名優秀青年中，就有蔣介石15歲的兒子蔣經國。蔣經國在蘇聯化名尼古拉·伊利札洛夫。他學習刻苦、為人正直，頗受大家歡迎。畢業后，蔣經國被分配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工作，后升為副廠長。一次偶然的機會讓蔣經國扮演了一回英雄救美，因此結識了剛從技術學校畢業的17歲女工芬娜。天生麗質的芬娜是白俄羅斯人，父母為沙俄貴族。在廠里芬娜受到蔣經國悉心關照，兩顆年輕的心終于擦出愛情火花。1935年，25歲的蔣經國與18歲的芬娜走進婚姻殿堂。后來蔣經國被蘇聯當局懷疑為美國間諜，一度將他拘留，憂心忡忡的芬娜向遠在中國的公公蔣介石求救。在老蔣的一番外交斡旋下，1936年底蔣經國終于獲準返回祖國。蔣經國帶著改名為蔣方良的蘇聯妻子到杭州拜見父親蔣介石和宋美齡。蔣方良與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住在一起，她為人低調，像一個傳統的中國婦女。2004年12月，90高齡的蔣方良在臺北去世。日本太太導致兄弟陌路20世紀的中國文化界，周作人是最富悲劇性的人物了。提起他的跨國婚姻，也是見仁見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叫羽太信子，但他與羽太信子的相識、相戀與結合的內幕，他本人極少提及，所以鮮為人知。周作人有寫日記的習慣，偏偏從1906年到1911年這6年間沒有日記──而他與羽太信子正是1909年在東京結婚的。當年周作人是與兄長魯迅一起留學日本的，得知周作人將要與羽太信子結婚的消息后，魯迅和他們的母親魯瑞默默應允了。誰能想到：正是因為羽太信子的原因，導致日后魯迅與周作人這對中國文壇的兩位名人兄弟終生視同陌路。周作人伉儷性格迥然，一個內斂而儒雅、一個張揚而粗俗，卻能相安無事，其中的風雨同舟恩怨雜陳，恐怕只有他倆知曉。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年近八旬的周作人求中國文聯工作人員將她送到北大醫院搶救。過了一天，75歲的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醫院去世，一段橫跨54載的跨國情終于落幕。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1936，魯迅為何堅拒赴蘇魯迅1936，魯迅為何堅拒赴蘇轉自今年第6期《同舟共進》，此文在網絡版、電子版《同舟共進》上的具體地址是：www.tongzhougongjin.com/zazhi_detail.asp?id=925從網絡版《同舟共進》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上的《雜志簡介》可以獲知，此雜志是廣東省政協主辦的一份雜志：www.tongzhougongjin.com/about.asp1936年之前，蕭三（現代詩人，《國際歌》歌詞的主要中文譯者之一）曾代表蘇俄方面三次邀請魯迅旅莫斯科未果。這三次具體情形如何，暫不贅述，這里只說1936年魯迅堅拒蘇俄邀請一事。據相關資料，1936年在莫斯科的蕭三將信息送至上海魯迅處，邀魯迅全家赴黑海之濱療養。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對邀請之事卻作了這樣的回復:“三兄力勸我游歷，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覺為難，而家眷（母）生計，亦不能不管也。”這里所指的“三兄”，即蕭三；“力勸我游歷”即“邀請魯迅全家赴蘇”——魯迅是孝子，幼年喪父，慈母在上，不宜遠行；“家眷（母）生計”意為不只是在北平的母親大人，還有妻室朱安也得供養；“因此后甚覺為難”，即一旦去過紅色風暴的策源地，能否再重回白色恐怖的國內，一以貫之地以筆為槍，實難預料。況且魯迅非組織中人，尚可不受約束，故“婉拒”之。至于旅費，蘇俄當然慨然承諾。但魯迅曾申明:“至于旅費，我倒有法辦的。”這大概是為了避免“拿盧布”之嫌，不給論敵以口實罷。然而，這里所陳述的理由，恐怕并不是魯迅拒絕蘇俄邀請的真正原因。雖然魯迅于此以家事答復而“未允”，可是以“國事”為重的蕭三，卻覺得莫斯科交代的任務沒法交差，于是只好通過電訊及組織系統，物色合適的人員登門，進一步當面“力勸”，以說明懇切之情。物色的結果，便是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為什么要物色胡愈之呢？其一因為胡愈之是魯迅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的學生，易于獲得魯迅的信任與接受。其二，胡愈之不僅為同鄉，而且于1928年游學歐洲，往返蘇俄，熟人熟路。其三，胡愈之撰寫過一本《莫斯科印象記》，于1931年出版，魯迅看過并抱有好感，曾撰文表示首肯。所以，胡愈之無疑是勸魯迅旅蘇并療養的最佳人選。更關鍵的，是蘇俄殷切需要魯迅手中那支威力四射的“金不換”啊!這次考慮安排不可謂不周全的邀請，卻仍未成功。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胡愈之談到1936年邀魯迅赴莫斯科訪問卻被拒絕的經過：過了一會，魯迅又說：“國民黨，帝國主義都不可怕，最可憎惡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魯迅講話時雖沒有點名道姓，顯然是指當時黨內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機會主義者，暗中在攻擊魯迅。再后他又說：“蘇聯國內情況怎么樣。我也有些擔心，是不是自己人發生問題？”魯迅是指當時斯大林擴大肅反。西方報刊大肆宣傳，他有些不放心。這也是他不想去蘇聯的一個原因。我只和魯迅談了這么一次。我知道魯迅是堅決不去蘇聯的，所以不再找他談，就回了香港。1936年8月我回到上海，魯迅在病中，到10月去世，我沒有再見過魯迅。（《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嚴家炎《論魯迅的復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轉自《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朱正文）這里值得推敲的，是以黑體標明的一段文字（就是前面三段文字，就是從“過了一會”到“我沒有再見過魯迅”。——樓主附注），在1976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時已被刪除。其實，這應是魯拒絕赴蘇的要害所在，實屬極敏感的如何對待蘇俄的政治立場與態度的大問題。雖然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正大張旗鼓地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但反對的是當權的蘇聯領導人，若作這樣的披露，對維護已故的斯大林是不利的。再者，魯迅在30年代已質疑斯大林的大清洗，倘作這樣的披露，對維護共產主義者魯迅的形象也不利。魯迅說過：“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并非因為要殺人”，“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并沒有亂殺人”，“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涂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魯迅之所以與青年戰友們一再沖突，甚至對蘇俄的大清洗表示質疑，就在于他的人道主義情結和對血腥本能的反感。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解，是“不殺人”，“不亂殺人”。雖然魯迅只是在書齋里談論這段未曾經歷而僅從紙面了解的革命，多少顯得有些天真與書生氣，正如他在《林克多序》中所言：“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他的睿智與警覺的確超乎常人。那時的蘇俄境內究竟發生了什么？這里列舉兩組數字：“據保守估計，從斯大林獲得黨領導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約有2500萬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這2500萬人有的被槍決，有的成為古拉格（勞改營）的囚犯、特殊圈地處的‘富農’罪犯,有的成為無數勞改營地的奴工，他們占了蘇聯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蘇聯人口大約是2億），平均第1.5個家庭就有1個‘人民敵人’。”（徐賁：《七十多年前的蘇聯青少年》）關于其中的被處死者，另有一組比較精確的統計：“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蘇聯克格勃主席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邢曉飛：《衛星承載的帝國》）這些數字是沒有去過蘇俄的魯迅所不知道的，也是起初對蘇俄抱有“冷淡與懷疑”，轉而信之且贊賞之一陣子，又復歸于質疑的魯迅所關心卻無法知道的。1936年4月間，魯迅對從英國歸來的李霽野（曾作天津市文化局局長，天津市文聯主席）復述過一段與馮雪峰的對話。魯迅說：“你們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而馮雪峰則連忙搖頭擺手應之：“那弗會，那弗會！”（《魯迅紀念集》第1輯第68頁）往昔人們孤立地讀魯迅的這句話，多少有突兀之感。現在，若把魯迅不僅因“左聯”解散問題“得罪”了中共黨內的周揚等領導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絕莫斯科邀請的盛情“得罪”了蘇俄聯系起來看，就并非空穴來風，而可坐實了。更何況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早就說過，“倘當（舊政權）崩潰之際，（我）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呢？無獨有偶，彼時的蘇俄，法國的羅曼·羅蘭去了，紀德也去了。前者留下了一本《莫斯科日記》，后者留下了一本《訪蘇歸來》，卻拂逆了主人的初衷，揭開了蘇俄真面目的冰山一角。魯迅沒去，幸好堅決沒去，當然什么蘇俄見聞與游記之類也沒有留下。所以，魯迅寫了不少諸如《我們不再受騙了》之類的文字，就都流于由于資訊封閉受騙于蘇俄的虛假宣傳，且并非親歷親聞而無實感的泛泛之談。當然，人們也不必去認真對待它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湘江慘敗無關博古湘江,博古湘江慘敗無關博古文章提交者：天馬獨行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湘江慘敗無關博古中央縱隊遲緩因毛XX2010-06-24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洛甫）與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1934年5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常委會立即決定戰略大轉移去湘西，開始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大轉移前，博古贊同毛XX、周恩來、張聞天的“大搬家”去湘西與中央政府縱隊單獨編隊。張聞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風時的發言筆記這樣寫道：“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到各軍團去，后因毛XX提議未分散，那么這個齊聲指責的轎子原來是毛XX讓抬起來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戰》、石仲泉在《長征行》中這樣披露：中央縱隊行動遲緩，過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開始，朱德與博古、周恩來一起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發3次“加急”電報，命令“扔掉輜重”“火速過江”，中央縱隊不聽，160華里走了3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縱隊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義清點紅軍人數時，只剩26919人，減少54740人。1935年1月15日，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博古提出總結湘江戰敗。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17日的會議，博古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XX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總司令與周恩來政委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后下決定的負責人等。2月5日，周恩來找博古說，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XX。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博古立即交出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書記和中央書記的三枚印章，同時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準。因為如果共產國際不批準，這樣交權是不算數的。遵義會議是革命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遵義會議后博古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注意維護毛XX的威信與黨的團結，先后贊同毛XX幫助周恩來最后下決心，逐步把毛XX扶起來。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張國燾與陳昌浩分別來找博古，了解遵義會議情況，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博古是共產國際批準的合法總書記，張國燾是建黨元老、第一次黨代會12個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四方面軍總負責人，領軍8萬人，多過中央紅軍數倍。如果他倆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勢又會怎樣？可想而知。但是，28歲的博古是非分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為此，毛XX向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遵義會議后，關于長征路線8次改變落腳點與進行戰爭，博古與張聞天、毛XX、周恩來的意見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27日常委分工，博古任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在此期間，博古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在穩定社會，提高陜北根據地經濟，為糾正劉志丹等人的冤假錯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對穩定陜北根據地的形勢起了決定性作用。（徐冀摘自《黨史文苑》2010年2月[上]黎辛文）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宋教仁,民國,憲政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楚夢宋教仁的憲政夢想以前，我們的歷史書上關于民國部分，幾乎沒有中國人追求憲政的記載，即使有，也只有對宋教仁這個“議會迷”的嘲笑與批判。承認民國有過實現憲政的努力則是近幾年的事情。我對民國歷史有了些許的了解之后，覺得宋教仁是中國走向憲政民主之路的唯一希望，隨著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車站的一聲槍響，正在建設的中國憲政民主大廈立即坍塌，辛亥革命為國人燃起的希望之火迅速熄滅，中國重新回到專制黑暗的時代。持相同觀點的并非只有一人，駱駝刺在《重讀宋教仁》（《書屋》2001年第三期）一文中就寫下了這樣的話：“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夢想。”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也說：“宋教仁的計劃并沒有得到實現……宋氏所設想的選舉、政黨、國會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系，都一一付諸東流……”〔1〕然而，通過對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歷史（北洋政府時期）的全面閱讀，我不得不承認，將宋教仁之死當作民國憲政民主的結束是不正確的，起碼是片面的。應該說，宋教仁是中國議會制度的積極倡導者和政黨政治的積極實踐者，他一直夢想在中國建立國家權力受到約束和能夠公正行使政府權力的憲政制度，并為此竭盡全力。這位年輕的政治家，在中華民國剛剛成立之時，便極力主張實行議會制（責任內閣制），反對權力高度集中的總統制，為此，宋教仁與孫中山和同盟會成員產生分歧，有人認為他有當內閣總理的野心，最終，臨時參議院制訂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用了總統制。可是，在權力即將移交給袁世凱前夕，臨時參議院通過的《臨時約法》中，又將國家政體改為內閣制，“這件事說明了臨時參議院本身對國家大法不是采取了認真嚴肅的態度，而是感情用事”〔2〕。當南京臨時政府將國家權力移交袁世凱之后，孫中山等人完全放棄政治訴求，甘當在野黨的時候，宋教仁不放棄以合法途徑取得施政權的努力，進行“毀黨建黨”，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將“同盟會”這樣一個有較濃幫會色彩的團體改造為性質明顯的現代政黨“國民黨”，并擔任代理理事長（理事長為孫中山）。宋教仁將同盟會的綱領進行了較大的修改，甚至作出了一些讓步，目的是為適應和平斗爭的形式和爭取其他黨派的參與，這是現代政治斗爭的實際需要，宋深諳現代政治之道，他是國民黨的真正創始人和該黨創建初期的實際領袖。國民黨成立之后，宋教仁積極投入到了第一屆國會選舉大戰中。由于國民黨政綱明確，宋教仁措施得力（奔走于南方各省，發表競選演說，指導國民黨籍人員參選），國民黨在第一屆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在參、眾兩院取得壓倒性多數席位。宋教仁躊躇滿志，準備北上組建內閣，為中國憲政作出示范。可是，就在他即將乘車北上的上海火車站，一顆罪惡的子彈結束了他不到三十二歲的生命，給熱愛自由、民主、憲政的中國人以沉重打擊，也讓宋教仁留下了無限遺憾。不是沒有機會不管殺害宋教仁先生的背后元兇是不是袁世凱，不管袁世凱以后做出了多少大逆不道的事情，也不管袁世凱是不是處心積慮要當皇帝，最起碼在宋先生過世之后近一年時間，尤其是在遭遇國民黨人“二次革命”的挑戰之后，袁世凱并沒有馬上脫離憲政軌道。從1913年4月8日國會成立時起，到該年11月4日袁世凱下令取締國民黨籍議員資格時止，通過民選產生的第一屆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都在正常工作，憲法起草委員會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約法》（史稱《天壇憲法草案》）。期間，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政黨活動異常頻繁，出現了二百七十余個有政黨性質的政治團體，甚至形成了國民黨與進步黨兩黨政治的初步格局〔3〕。媒體的發達與及時監督，也為憲政之路的鋪設提供了便利條件，據統計，1913年全國報刊數已達四百八十七種，代表不同的黨派、社團，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其中不乏對袁世凱和現政府的質疑，特別是宋教仁案發生之后，很多報刊把矛頭直指袁世凱。參、眾兩院多次拒絕袁世凱派員列席制憲會議的請求，并拒絕了袁關于修改《臨時約法》中有關總統權限的部分條文。袁世凱希望修改的條文主要有如下幾條，即：將“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議決”改成“大總統制定官制官規”；將“臨時大總統得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須得參議院同意”改成“大總統任免文武職員”；將“臨時大總統經參議院同意，得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改成“大總統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盡管如此，但手握權柄的袁大總統并沒有立即翻臉，仍然耐著性子讓議員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制定憲法，讓政黨有恃無恐地相互攻訐，讓報人口無遮攔地評說政治。可是，結果卻令人十分沮喪。1914年1月20日，袁世凱正式下令解散國會。至此，這個被國人寄予厚望，有希望成為“中國的華盛頓”的政治領袖，徹底背叛了民國，背叛了共和，背離了憲政之路。也就是從這一天起，中華民國進入了兩年半的專制統治時期。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我覺得，把民國初期憲政失敗的原因完全歸咎于袁世凱是有失公允的。不管袁是不是處心積慮要獨裁要專制，但是，一些人的不負責任的所作所為，給袁世凱提供了口實與機會，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首先，在宋教仁案已經進入法律程序的時候，國民黨人不應該采取武力對抗的形式，讓國家陷入混亂狀態。其次，“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國民黨人不應該開展一系列暗殺活動，且國民黨籍的議員還參與分裂與“恐怖”組織，引起政府仇視、民眾不滿。第三，這一點相當重要，當時的國會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計限制總統權力，卻利用立法的便利，將國會權力無限擴大，總統成為擺設，三權中的另一權——司法權也沒有得到應有尊重，根據《天壇憲法草案》設計的政體，當時即被媒體稱之為“超議會制”。其實，袁世凱所要求修改的幾條與總統權力有關的法律條文并不過分，當時的德國、法國總統都有比這大得多的權力，袁所要求的其實就是現在法國總統的權力，屬于半總統制、半議會制下的正常權力分配原則。何況中國是一個剛剛從二千多年專制統治走過來的新生民主國家，袁世凱是一位舊官僚，不能逼人太甚，不能不考慮他及他所代表的北洋集團的利益訴求。根據袁世凱在宋教仁案發生之后的所作所為判斷，我認為，他還是想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使總統權力的，可惜，我們一些人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希望在黎明前破滅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為中國憲政民主之路帶來了突然而至的曙光。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之后，立即恢復國會，國會亦著手制憲工作。馮國璋等大權在握的軍閥們也紛紛表態：支持立憲，要求“速開立憲會議，速定憲法”。“憲法早一日公布，則約法早一日廢止，法律增一份健全，則國家增一份治理……”〔4〕段祺瑞對一些舊軍閥干政的行為表明了強硬態度，指出：憲法應由國會編制，行政官員不得干預〔5〕。同時，軍閥們也對國會表達了慎重制憲、希望制訂出符合國情與民望的憲法的意愿。各主要政黨紛紛表達了對憲政的期待，輿論更是對參與制憲的議員寄予厚望，就連普通市民也將制憲當作茶余飯后的主要話題。中國社會又一次遭遇到走向憲政的機會。近九個月的制憲會議是在良好的政治環境下進行的，并不是像我們有些歷史著作里所說的充滿威脅、利誘，也不存在議員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制憲會議將1913年死于胎中的《天壇憲法草案》作為藍本，在此基礎上進行刪改和增添。制憲會議代表以認真負責的態度，逐條逐字地對憲法草案進行討論和表決，針鋒相對，唇槍舌劍，尤其對省制問題和總統解散國會權等涉及國體和權力分配問題，更是各不相讓，直到1917年6月，“府院之爭”（總統與國務總理權力之爭）最后攤牌，張勛率辮子軍進駐北京，導演復辟鬧劇時還沒有一個結果。后因黎元洪迫于軍閥壓力解散議會，此次制憲也便不了了之。可是，憲政并沒有就此拋棄中國，她仍然給了這塊古老土地上飽受蹂躪的人民以機會。1917年7月，張勛復辟失敗后，段祺瑞政府以“再造共和”的名義決定重新舉行國會選舉，并于1918年底組成新國會（第二屆國會又稱“褔安國會”，以段祺瑞支持的褔安社在國會中占多數而得名），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隨即開始制憲工作。此屆憲法起草委員會決定拋開《天壇憲法草案》，另起爐灶。從1918年底至1919年9月中旬，憲法起草委員會共開會二十六次，決議憲法草案一百零一條，并已完成憲法草案說明書，只等議會表決通過了。然而，新憲法沒有能夠提交議會討論，因為南北議和（即北京政府與孫中山為代表的廣州政府），制憲工作被迫停頓（可惜的是，議和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后因直皖戰爭、皖系軍閥戰敗，國會任期已滿，此次制憲工作也是有頭無尾。不能不提的是，在此期間，一部分第一屆國會議員在孫中山的號召下，來到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制訂《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在兩廣和云、貴、川等省行使政府權力，并開始制憲工作。由于不足法定人數，于是自行補選議員，以求達到法定人數。同樣，這個非常國會的制憲工作，也因為沒有找到利益各方的平衡點，而宣告失敗。有學者認為，盡管第二屆國會（“褔安國會”）的合法性存在爭議，但制訂的這部《憲法草案》卻是民國歷史上最為完美的“憲法”，她“秉承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憲政原則，汲取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經驗教訓，……更加接近于英、法議會內閣制度，《天壇憲法草案》的‘超議會制’政體模式基本被否定，完全意義的議會制度粗具雛形”〔6〕。盡管如此，中國制憲的步伐并沒有就此停止，社會各界的制憲愿望也沒有完全破滅。1922年6月，直系軍人以擁護第一屆國會為由，讓第一屆國會復會，黎元洪再次就任民國大總統，他號召實行南北統一，開始啟動制憲程序。此次制憲以1917年制訂的《憲法草案》為藍本。由于各派爭執激烈，出席制憲會議的議員常常達不到法定人數，制憲會議也只好時開時停，1923年6月，直系軍閥驅逐黎元洪之后，制憲工作又一次被迫中斷。曹錕政府靠收買議員的辦法，爭取了一批跟隨黎元洪南下的議員回到北京，讓議員人數達到法定多數，并于10月初選舉曹錕為大總統，10月8日，第二百零二次憲法會議召開，三讀通過憲法草案，10月10日，曹錕就任大總統，并于當天公布了中華民國永久性憲法。據記載：“是日眾議院門前裝飾一新，憲法全文用黃絹書成小楷，高揭眾議院門前墻上，四周圍以電燈花線，光彩奪目。兩院議員皆服禮服，先后齊聚，入場之先，由兩院分送每人紅皮憲法印本一份，及1917年制成之憲法紀念章一枚。上午十一時，議員均入議場就席，憲法會議副議長吳景濂宣讀《中華民國憲法》全文，全體鼓掌，呼憲法萬歲，向國旗行三鞠躬禮……”〔7〕。由于馮玉祥突然反水，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推翻曹錕政權，致使這部民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公開發布的正式憲法，沒有實施便壽終正寢了。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制憲之路也沒有堵死，段祺瑞再度出山之后，“仍抱著全國團結和重訂憲法的空想”。召開主要軍事和政治勢力代表參加的“善后會議”，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最后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8〕。憲法起草委員會于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底完成憲法草案。隨著一場軍事政變和奉系軍閥張作霖完全接管政權，段祺瑞的努力付之東流。1928年北伐勝利，至此，中國人的憲政夢徹底破滅。從1917年到1926年，中國人又經歷十年漫長的制憲努力，可結果卻是沒有一部全國性憲法實施過一天。制憲失敗的原因很多，段祺瑞以挫敗張勛復辟、“再造共和”為名解散第一屆國會的行為不夠嚴謹，給軍閥之間的明爭暗斗提供了借口，隨著段在軍事上的失利，此屆國會也只好解散，制訂的“憲法”也不會有人去用了。1923年和1925年的制憲同樣毀于軍閥之手，軍閥們個個自以為是，自我感覺良好，除了不愿放棄既得利益之外，就是只相信自己，認為除了自己，沒有人能夠實施憲政。軍閥割據的危害國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就連軍閥們自己也知道不解決各自為政的局面，憲政將無法得到實施。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辭職之后，曹錕等十五省軍閥電請黎元洪復位。黎在回電中說：“督軍諸公，如果力求統一，即請俯聽芻言，立釋兵權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9〕，十五省督軍皆復電同意此議，并開始善后工作。孫中山和非常國會卻通電反對，孫還表示：“決為國民一掃兇殘，務使護法戡亂之主張，完全貫徹。”〔10〕早在１921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廣州非常國會選舉）時就表態：“儻徐世昌舍其非法總統，自己亦愿同時下野。”當1922年6月初，徐世昌辭職時，孫卻忘記了他的承諾，導致6月15日粵軍圍攻廣州總統府，要求孫兌現與徐同退的誓言，孫中山只好從海上逃走〔11〕。南方革命黨人和非常國會對憲政的失敗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還有，我們的國會議員，總是想把自己置于國家權力的頂峰，不愿與別人和別的利益集團分享，根本不考慮固執己見的后果。如果說1913年第一屆國會議員們的頑固不化尚能夠原諒，則以后的國會議員們的一意孤行，就無法容忍了。已經有了前車之鑒，他們仍然我行我素，純粹是不負責任，是在拿全體中國人的利益求一己私利或者過一把權力癮！永遠的遺憾1913年至1925年，中國經歷了長達十三年的制憲努力，留下的除了一紙空文就是永遠的遺憾。制憲，讓國家走上憲政軌道，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家、知識人和廣大市民包括絕大多數軍閥們的共同愿望。盡管存在軍閥割據、政局不穩的客觀事實，但大的環境還是開明的、開放的，言論、集會、罷工、罷課的自由并沒有受到多少干預，那個時候的統治者，不管他們骨子里是不是憎恨共和、向往專制，但是，沒有一個人公開表示背叛共和背叛憲政（袁世凱除外），他們野心勃勃卻“還是承認中國國家的存在……無人打算改朝換代”〔12〕。包括袁世凱在內，沒有一個統治者不想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統治權，讓利益最大化。就拿1919年的情況來說，南方國會補選了數百名議員，以求達到“法定多數”，北京政府下令重新選舉，由于南方抵制，只有十一省參加選舉，無法達到法定人數，這一屆國會因此從未召開。北京政府并沒有像南方政府那樣，采用非常手段“補選”，以達到能夠召開國會的目的。各省的憲政運動也如火如荼，很多省都開始制訂省憲，湖南則實施了迄今為止中國第一部省憲，實施時間長達六年之久。民眾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不斷加強，在曹錕統治下的直隸省，議會幾年來始終不通過一項公債案，軍閥也不能無法無天。1913年宋教仁案發生之后，上海地方檢察廳公開傳喚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雖趙以健康原因拒絕應訊，但這在中國司法歷史上應該是從未有過的事件。民國初期的中國存在著制訂代表大多數民眾意愿的憲法并將其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有這么多制憲和實施憲政的便利條件，中國的憲政之路還是走入了絕境，這不能不說是作為中國人的恥辱，也是炎黃子孫永遠的疼痛。倘若我們的政治家們能放下一己私念和小團體利益，我們的憲政也許會得以實施；倘若軍閥們能夠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主動放下武器，割舍權柄，則我們的憲政也有可能會得以實施；倘若南方革命黨人順應潮流，以和平而不是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去爭取權利，那我們的憲政也有可能會實施；倘若我們的國會議員們，在擔負規劃中國政體、國體的崇高使命之后，能夠更多地考慮中國的國情，學會妥協與退讓，同樣，我們的憲政也有可能實施。還有，如果出現一個宋教仁似的以大局為重、能夠熟練掌握政黨政治技巧、團結各方力量的領軍人物，中國的憲政也會大有希望。可惜，歷史不能假設。盡管中國的憲政之夢破滅了，然而，這并不說明，在民國初期的時候中國沒有實現憲政的可能，也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中國不適合憲政、中國的憲政運動“是一場鬧劇”〔13〕，盡管不能排除某些政治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曾經從中作梗和無理取鬧，但，中國人對于憲政的渴望是真切的，其努力也有目共睹。中國是可以成為憲政國家的，只是由于很多偶然因素，讓我們錯失了一個又一個機會。注釋：〔1〕〔8〕〔13〕（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275、267頁。〔2〕陶菊隱：《武夫當國》第一部，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頁。〔3〕〔4〕〔5〕〔6〕〔7〕嚴泉：《失敗的遺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8、58、70、66～67頁。〔9〕〔10〕〔11〕張蔭麟、呂思勉、蔣廷黻：《中國史綱》下冊，陜西師大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69、167～169頁。〔12〕（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版，第324頁。——原載《書屋》雜志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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