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鈺的部落格

孫中山“振興中華”口號的提出振興中華,孫中山,口號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孫中山應是最受海內外全體華裔敬仰和愛戴的領袖之一。盡管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政治信仰不同，社會制度各異，但對孫中山的無比崇敬則一。孫中山之所以會受到全體中國人的敬仰和愛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熱愛，原因就在于他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國；在于他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在于他“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一生追求進步，為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貢獻了畢生精力；在于他熱愛和平，主持正義，光明磊落，天下為公，促進了人類進步事業的發展。除了這些，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率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將廣大中華兒女團結在這一激動人心的口號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進步事業前赴后繼。時至今日，這一口號仍然激勵著全體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1866年，孫中山出生在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的一戶農民家庭。當時，中國正從一個獨立自主、領土完整的社會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使中華民族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中國之所以會從一個富強先進的國家淪落為西方列強凌辱的半殖民地，與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的腐敗、昏庸、賣國有很大關系。清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在它建立的前期也曾有過十分輝煌的“康乾盛世”，然而自18世紀下半葉開始，它逐步走上了衰敗的道路，吏治日漸腐敗，官吏貪風熾盛，盲目閉關自守。當西方列強打上門來時，清政府在堅船利炮面前連連受挫，以至進退失據，妥協投降，和列強簽訂了一個又一個賣國條約。因此，要挽救民族危機，使國家富強起來，就必須推翻腐朽的清王朝。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中發起成立了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興中會。在為興中會起草的章程中他明確提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這便是“振興中華”這一口號的由來。孫中山之所以能成為“振興中華”口號的提出者，首先在于他有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興中會章程》中寫道：“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堂堂華國，不齒于鄰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無痛心？”（《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1頁）在《致港督卜力書》中，他有力地揭露“政府冥頑”，“疆臣重吏，觀望依違”的時弊，同時強調“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頁）這些動情的語言，充分表達了一位愛國志士的滿腔悲憤和強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孫中山之所以要反對清王朝，進行革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國列強奴役和掠奪中國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的瓜分。孫中山一生經歷了無數挫折和失敗，但他能屢敗不餒，并從中吸取教訓，不斷前進。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孫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奮斗”、“救中國”，其愛國精神令人感佩。其次在于他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非常強烈。長期的國外生活（因革命被清政府通緝不能回國）和早年接受的近代教育，使孫中山對中國的貧窮落后有著非常強烈的感受，但他并未因此而有半點民族自卑感，更沒有絲毫拜倒在洋人面前的奴顏媚骨。相反，他始終對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充滿樂觀和自信，認為只要善于向西方學習，中國就能夠實現富強，不僅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強國，而且還可以“駕歐美而上之”。在《興中會章程》中，孫中山寫道：“以（中國）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雄，無敵于天下”，只要“舉國之人皆能通曉”和“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聯智愚為一心，合遐邇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頁）。他在1904年寫給美國人民的呼吁信中指出：“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頁）只有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滿懷深情的人，只有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人，才有可能在當時中華民族被西方人視為“劣等民族”的年代里，說出如此熱情洋溢的語言，憧憬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也才能響亮地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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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對日外交思想研究的創新之作民國,外交,思想,研究近年來，民國外交史的研究已經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圍繞著民國時期北洋軍閥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推進了民國外交史的研究。但是關于民國時期外交思想的研究卻略顯不足。近讀趙英蘭教授的新作《派系與外交——民國時期對日外交思想研究》，深感作者獨辟蹊徑，突破了以往只注重反日、排日、抗日傾向的思想研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民國時期不同軍政派系的師日、聯日、排日、反日、抗日以及媚日、投日、降日的外交思想，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豐富了民國外交思想史的內容。這是一部全面系統、不乏特色創新的力作。作者對各派系對日外交思想中的師日、聯日以及反日、抗日的愛國思想，給予以充分肯定。該書對資產階級立憲派提出的師法日本，變法圖強以便使中國走向自立自強道路，革命派聯合日本，以謀求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謀求中國最大利益等主張，并對其反日、抗日的活動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也為宋哲元“寧為戰死、不做亡國奴、奮斗犧牲、誓雪國恥”和“向日本打出前途”而喝彩，為李宗仁在國難當頭“焦土抗戰”的決心的而感動，為張學良深明大義，倡導國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振奮。該書對一切投降賣國思想和行為，予以無情的抨擊。作者對袁世凱為換取日本對其復辟的支持，與日本簽訂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賣國行為予以批判；對皖系與日本勾結，借助于日本力量排斥異已，制造國內混亂局面，以及借助日本力量實現武力統一的行為進行無情地鞭撻，指出這種聯合無異于與虎謀皮，得不償失。對于割據一方的地方軍閥與日本勾結、周旋的外交策略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民國是軍閥割據的時期，復雜的中國局勢，使割據一方的軍閥勢力為了保住各自的利益，在對日外交上也采取了相應的策略。桂系李宗仁為割據廣西，同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相抗衡，曾與日本頻繁交往，以實現“師夷長技以倒蔣”的目的，但是隨著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李宗仁還是把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毅然斷絕了與日本的聯系，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奉系張作霖為了實現“君臨東三省”的目的，也曾經依靠日本，但是當日本的控制限制了張作霖向關內發展的時候，二者的矛盾凸現出來，張作霖思想中的反日、排日的動機，最終為日本人所不容，他慘死在日本人之手。宋哲元在對日態度上，也隨著蔣介石對他的態度出現過波動。作者對這些地方實力派在對日外交思想上的變化，依據歷史事實，進行了分析評價。對于蔣系集團對日外交思想，也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分析。作者對于蔣系和服務于南京國民政府派系的對日外交思想的評價，拋棄了以往對其聯日行為和傾向的簡單攻擊和謾罵，對其所處的形勢和不同歷史階段進行了客觀細致的分析。在批評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為反共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向日本妥協的同時，指出蔣介石也沒有完全放棄抗戰，而是隨著國際和國內局勢的變化，在處理與日本的關系上，也時而親善，時而妥協退讓。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深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蔣介石的對日外交也采取了強硬態度，特別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一面積極尋求國際援助，一面發表宣言，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并且與共產黨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中國國內全民抗戰的高潮。作者認為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思想有妥協軟弱的因素，但也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肯定了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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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破解《蔣介石日記》的謎面蔣介石日記,謎面,歷史,破解黃埔軍校初創時的蔣介石。辛亥革命后的約十年中，蔣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間，圖為此期間留影。已公開的蔣介石日記，除宋美齡外，不提其他妻室。毛思誠輯蔣介石《日記類鈔》。其中有關于陳潔如的記載蔣介石在審閱時，均用墨筆抹去。等條件成熟的時候，希望日記最終能回到中國的土地上。—————蔣方智怡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照例在早上8點15分開門迎接讀者，和往日并沒有什么不同。從這一天開始，蔣介石日記正式于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內對外公開。有學者指出，這些日記不能完全看作是個人的東西，學者們都傾向于將蔣介石日記在內地存放。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也曾經表達過類似看法。這份日記于去年年底，由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交給胡佛研究所暫時保管，據稱合同簽訂的暫存時間為五十年。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他于3月23日同社科院近代史所另外一名研究員楊天石一同飛赴美國去閱讀了這些對外開放的蔣介石日記。據悉，這些公開的蔣介石日記是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日記。蔣介石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歷史上一直有很多的說法。專家認為，通過蔣介石的日記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更多面，更真實的蔣介石。但張海鵬也表示，對于作研究來說，光憑蔣介石的日記還不夠，“它只是部分研究資料。”謎面之一：兩蔣日記為什么在此時遠赴大洋彼岸？今年年初，當媒體報出兩蔣日記由蔣家后人交給美國胡佛研究所暫存的消息之后，愕然一片。但對于張海鵬來說，這個消息并不突然。早在去年，他就聽說蔣方智怡在和胡佛研究所商談暫存日記一事。但消息非常有限，雙方商談的內容、商談結果都進行得相當秘密。大約在今年2月底左右，日記暫存情況初露眉目，美國的媒體率先報道了蔣介石、蔣經國的日記由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正式暫存。同時蔣家人還授權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將部分蔣介石日記對公眾開放。此次“赴美”的蔣介石日記，包括蔣介石從1917年至1973年去世前兩年的所有日記（殘缺1924年日記），是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蔣介石日記手稿。除此之外，蔣經國從1937年到1979年的日記也同時“赴美”。如此重要的日記，為什么蔣方智怡選擇了胡佛研究所？兩蔣日記為什么在此時遠赴大洋彼岸？張海鵬表示，這個疑問目前事件雙方都不愿意透露。他只是了解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郭岱君在促成兩蔣日記赴美事情上，起到了橋梁性的重要作用。而郭岱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這一問題“還未到公開的時候”。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海鵬強調兩蔣日記只是由蔣家后人暫存胡佛研究所。“他們雙方簽訂了合同，據說合同中規定暫存時間為五十年。”張海鵬說。同時，也有一些媒體報道，這個合同比較靈活，蔣家隨時可以中止合同，將日記收回。“她（蔣方智怡）說過這些東西應該是放在內地比較好。”張海鵬告訴記者，蔣方智怡曾經這樣表達過自己對日記存放的看法。“這些日記不能完全看作是個人的東西。”張海鵬解釋道。謎面之二：為何缺少1924年的日記？現在的胡佛研究所檔案館里會吸引一些特別人的到來。有張海鵬、楊天石這樣的國內近代史專家，也有受日本《產經新聞》委托，專門前往美國研究日記的日本華裔。對外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只是所有日記中的一部分，即1917年至1931年14年間的日記（缺1924年日記）。張海鵬表示，1917年的蔣介石日記非常簡單，只是一些大事紀要。而從1918年到1931年的日記基本上是每年一本，日記用毛筆書寫，每天一篇，日記篇幅不長，每篇大約五六百字。由于日記所經歷的時間較長，部分日記的保存現狀并不太好，因此胡佛研究所將日記原件進行了縮微膠片處理。對外開放的日記則是用縮微膠片印刷的復印本，而非日記原件。張海鵬了解到，日記原稿被鎖放在檔案館內，兩把鑰匙保存在檔案館的館長和另一位館內的研究員手中，只有當兩把鑰匙同時出現，才能開啟。而到檔案館閱讀日記復印件的人不得對日記進行拍照、復印。只能用檔案館內提供的紙張抄錄日記，也不允許將筆記本電腦帶入檔案館，將日記抄錄到電腦中。張海鵬表示，首批公開的日記只至1931年，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會根據此次公開日記的效果，考慮是否繼續公開1932年至1945年或1949年的日記。而1949年之后的日記應該不會對外開放，蔣經國的日記也不可能對外開放。在公開的日記中，惟獨缺少1924年的日記，有人猜測這些日記可能遺留在南京。但張海鵬否認了這一說法，他表示，根據楊天石的研究，楊認為這些日記不可能在南京，而是應該全部毀掉了。“因為1924年是蔣介石非常左傾的一年，在當年的日記中可能會有很多他的左傾言論，而蔣介石本人可能不愿意讓人看到他的這些言論，所以可能后來把1924年的日記毀掉了。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日記單單缺少1924年的。”張海鵬說。他表示這只是一種猜想，事實是怎樣的目前還是一個謎。據悉，在公開的日記中，按照一般對私人日記的處理，蔣介石日記中一些涉及個人隱私、在世的他人的一些信息也被胡佛研究所做了相應的處理。張海鵬告訴記者，在他們閱讀日記的過程中，經常會有日記中的一些字、詞句或者段落被黑色的字條貼住。他猜想這些被貼住的內容可能就是涉及隱私的內容，“這些被拿掉的內容其實特別少。”有消息稱，這些被拿掉的內容，蔣家后人表示有可能在三十年以后對外公開。

蔣介石兩次推行簡體字蔣介石,簡體字早在1920年，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漢字。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又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系統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專家們的建議與主張，引起蔣介石的關注。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杰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說：“一些從事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比較積極，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確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只能逐步進行。”蔣介石贊成王世杰的意見，并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王世杰于是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黎錦熙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簡化1000余字的方案。王世杰認為簡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錦熙重新挑選三四百個迫切需要簡化的字報教育部審批。1935年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并通知各印書館。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蔣介石雖做了一些解釋，但戴季陶仍聽不進。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果然，在此后的3個月里，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雖然覺得戴季陶太過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沒辦法，蔣介石只得讓步，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1936年2月，戴又促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再次嘗試文字改革大約在1952年秋的一次國民黨宣傳匯報會上，蔣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說：“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我的意見，與在大陸時期一樣，先提出一個簡化方案，再提交到會上來討論。”為取得大眾的支持，蔣介石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在報刊上寫些文章造輿論。同時，臺灣當局的“教育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就在蔣介石又一次推動簡化漢字時，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突然站出來極力反對。他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并沒有什么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
胡秋原的主張得到臺灣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這個講臺，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一面寫文章向臺灣民眾闡述為什么不能簡化漢字。此后一個時期，胡秋原聯絡一幫人在黨內黨外利用一切機會，反對簡化漢字。蔣介石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孫中山創辦中國大學史料展吸引觀眾孫中山,中國,史料,大學,吸引地處天安門廣場西南角的北京29中學校內設置的《孫中山創辦中國大學及附屬中學史料展》，自1997年9月開幕以來，已有6萬多人參觀。展覽由北京市檔案館、民革北京市委等八家單位主辦，并幾次更新。1912年，孫中山為完成國民革命任務，培養建國人才，在北京(29中學校址)創辦了中國大學及附屬中學，宋教仁、黃興為第一、二任校長，孫中山自任校董。1925年中國大學遷出，附屬中學繼續留在原址。解放后，學校幾經易名，1952年定名為現名。4月23日，中國大學校友會在29中學舉辦校慶活動并倡議：落實全國和市區政協提案，在孫中山誕辰140周年之前，將29中學更名為北京市中山中學。……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蔣介石與蔣經國:不革命的父親與革命的兒子蔣介石,蔣經國,兒子,父親,革命清宣統庚戌年，即1910年農歷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豐鎬房的舊宅里，蔣經國降生了。溪口蔣姓的第29代子孫出世了，這無疑是一個特大喜訊。少時的蔣經國長得天庭飽滿，額沖鼻聳，濃眉大眼，方頭大耳，與其母毛福梅的長相十分相像。當時，蔣介石遠在日本，不能親嘗初為人父的樂趣，卻也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興。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盡管蔣介石不喜歡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蔣經國生母毛福梅。據曾任蔣家家庭教師的陳志堅(女)回憶說：“我到蔣家任教那年，經國剛4歲。他喊我姨娘，朝夕共處，非常親熱。他的儀表、性情像他娘，穩重文雅，懂事聽話，尊敬長輩。他祖母說他‘略無乃父童年的那樣頑態，惟因她婆媳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到了5歲時，蔣經國進入當地學校接受正式啟蒙教育，先拜當地周老夫子為師，后師從顧清廉，當時，蔣介石曾寫信來勉訓：“……在家當聽祖母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不可輕浮。讀書總以爛熟為度。”當然，還有一位恩師不能不提，那就是對蔣經國最重要，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塾師”——父親蔣介石。蔣介石讓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詩云”的傳統文化教育。盡管當地先生給蔣經國下了“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的評語，然而，蔣介石見兒子勤勉誠篤，始終認為“經兒可教”。江南在他所著的《蔣經國傳》里說：“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限制，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故紙堆里，有為人治事的指南針。蔣經國僅10歲，硬要他讀《說文解字》，寄給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說文》，并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讀《詩經》、《爾雅》。”蔣經國也回憶道：“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于《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復，就指定曾文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種書交給我讀，書里不但有父親親筆圈點、批語和心得，并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蔣介石希望蔣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在蔣介石的影響下，蔣經國受傳統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但是，在學習之外，幼年的蔣經國更生活在父親和母親冷戰的夾縫中，他看到了母親在癡癡等待丈夫歸來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親對母親的一再背叛，從姚冶誠到陳潔如，不管是誰，都讓母親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蔣介石不愿意讓蔣經國繼續待在消息閉塞的鄉下，準備讓他跟著年輕的陳潔如學習，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雖然毛福梅一千一萬個不愿意，但蔣介石固執己見，無可奈何的蔣經國只得離開了最愛自己的母親，來到了繁華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規教育。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親的來信，從讀書到寫字，從日常生活到為人處事，樣樣關心。蔣介石也要求兒子勤于寫信，以便他了解情況，他說：“你每一星期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出來，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字，實在是很有益處的，切記切記。我寫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儲存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拿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殷殷父子情，躍然于筆。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給了年輕的蔣經國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學生一樣，加入了反帝愛國的行列中，但隨即就被學校以“行為越軌”的罪名開除了學籍。當時進步學生都以赴蘇聯留學為榮，蔣介石也同意讓兒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鍛煉鍛煉，并希望兒子在國外“刻苦學習，鵬程萬里”。1925年，蔣經國先赴北平入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但沒幾個月，又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關押兩周，獲釋后便于1925年8月到廣州黃埔探親。當時黃埔軍校正派一批學生赴蘇留學，蔣經國加入這批留蘇學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遠東號”巨輪載著22名中國學生駛向蘇聯。這22名學生中有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廖仲愷之子廖承志、葉楚愴之子葉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剛、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馮玉祥之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等。當時蔣經國的心思很簡單，他要在這片冰雪大地實現紅色理想，只是沒想到，這一去就是13年之久。蔣經國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產黨。但就在蔣經國在異國學習革命理論的時候，卻沒想到自己的父親在國內背叛了革命，對曾經的同盟者進行血腥的屠殺。1927年4月12日凌晨，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來，包括蔣經國在內的所有中國留學生都驚呆了。人們疑惑了，蔣經國會有怎樣的反應？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隨即召開的學生集會上，蔣經國公開批評了蔣介石的“清黨”政策，宣布其對蔣介石的不滿和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報》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學學生對政變的反應的文章中發表了這篇演說的情況，“……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里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之后，蔣經國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譴責他的父親蔣介石是他的敵人。

內地學者解讀蔣介石日記蔣介,石日記,內地,學者,解讀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海鵬和楊天石是國民黨黨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自3月起，這兩位70高齡的學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附近租了房子住下來，一待胡佛研究所3月31日公開日記，就開始為期2個月的集中研究。楊天石對日記的史料價值評價很高：“它有助于進一步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從多個側面和細節完整地反映蔣氏為人。”在他看來，日記所表現的蔣氏似乎更接近于一個能力和性格有缺陷、思想也有局限的民族主義人物。比如這次公布的是從1917年至1931年的蔣氏日記，在這期間，蔣氏由一個上海灘的浪蕩青年追隨孫中山先生，辦黃埔軍校組織北伐，執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然后經歷“中山艦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分裂，蔣介石也由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代表一變為反共的軍事獨裁者。“這期間，他受到了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影響，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楊先生說。楊先生認為，盡管蔣氏受到周圍各色人物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可能制定并執行違背其初衷的政策，但蔣氏本人的思想，始終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參考消息》4.13）……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假如詹天佑沒遇到袁世凱袁世凱,詹天佑1881年，被清廷強令中途輟學的94名“留美幼童”，回國后境遇很慘，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學非所用。有篇介紹“留美幼童”梁敦彥的文章這樣寫道：“梁敦彥和同學們歸國后，以為在國外勤習八年，學到不少新知識，可以為國效力，誰知因他們未參加過科舉考試，沒有功名，處處遭官場白眼很難找事。梁敦彥幾經周折，才在天津電報學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喪，返回時，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狽。”與之相比，詹天佑算幸運，被湮沒七年之后，終有機會在鐵路公司當上工程師，總算學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發奇想，希望能坐火車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趕緊籌措修建這條只有37公里的“皇陵專線”，詹天佑終被啟用，迅速修筑完畢。說來有趣，這才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但路旁沒有任何人的銅像，甚至至今沒人愿意提及這個“第一”。也是在1901年，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沒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們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凱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彥當上京奉鐵路總辦，他的同學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北洋外交負責人，另一個同學蔡紹基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大學總辦，這是“留美幼童”中出現的第一位大學校長。就在這期間，詹天佑被袁世凱大力保薦為京張鐵路工程局總辦兼總工程師，使之完成了“中國用自己的資金、建筑自己的鐵路”的夢想。2004年，錢鋼、胡勁草著《留美幼童》一書，專辟一節，題“袁世凱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寫道：“一時間，一批學習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都成為袁世凱的骨干力量”，真是“烏云里忽然露出了陽光”。袁世凱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時之需而臨時起意，還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貫做法？檢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說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便在濟南創辦了山東大學，是為中國最早的省立大學。而后從1901年任直隸總督，到1909年被罷官回籍，袁世凱領導直隸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一萬多所，擁有教職工20多萬人。再說用人，有個進士叫梁士詒，被分配到直隸做候補官員，幾年過去，仍沒謀得個正式職位，郁郁不歡，終于鼓起勇氣求見袁世凱。袁問：“有何特長啊？”梁答：“我楷書很好，會教書，能寫詩。”袁說：“書奴伎倆罷了，你這種人，我屬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沒出息。”梁士詒聽罷，慚愧至極，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點迷津。仆人告訴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經濟人才。梁士詒賣掉衣物，遍購外交、經濟書籍，認真苦讀，揣摩領會，幾個月后，再次求見。袁問：“還寫詩呢？”梁答：“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識，已然更新。”于是談起外交和財政兩門學問，滔滔不絕，縱橫議論，很有新意。袁世凱大為驚奇，馬上聘請梁為財經顧問。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梁士詒乃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后來還曾做過國務總理。時人論袁世凱愛才，決不任人唯親，且全是務求實干之士，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門者，如過江之鯽”。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凱青睞，主持修建京張鐵路，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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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公布從更多的側面還原其完整面貌蔣介,石日記,面貌,公布斯坦福大學下屬胡佛研究所在3月底公布了蔣介石早年的日記，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胡佛研究所介紹說，這批日記是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生活的真實記錄，公布它們有助于完整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涵蓋內容極其廣泛胡佛研究所所長萊希安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說，這批日記是2004年12月由蔣氏第三代蔣孝勇的夫人蔣方智怡委托胡佛研究所保管的。這次胡佛研究所公布的日記，其最大特點在于“全”。“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沒有如此完整的保存。”萊希安介紹說，除了1924年的日記可能保存在中國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之外，這次公布的日記涵蓋了蔣氏在此期間的所有活動，而且1928年、1929年各有兩本，時間上還互有重復，參與日記整理的高級研究員拉蒙·邁爾斯（中文名字馬若孟）等人推測，這可能是蔣氏當年在不同地方頻繁旅行所造成的結果。此外，胡佛研究所的蔣氏日記是翻拍本，是由蔣介石自己手寫的原本先用35毫米膠片照相再印刷出來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狀態，這也是目前中國大陸、臺灣各自保存的抄本無法比的。一些人物評價被隱去萊希安說，遵照蔣氏后人的要求，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對日記進行了一些整理工作，日記本經過多年后，紙張已有損毀、發霉、筆跡不清、冊頁粘結、缺頁等狀況，為了避免進一步破壞，真本目前保存在特制的防腐檔案夾中。而在向學者們公布的翻拍本中，也隱去了若干內容，據稱其中一些是對當時人物的負面評價，蔣氏后人認為公布出來會對他們或其家屬造成不利影響。這些內容都標有“2006”的旁注以資區別，只有到2035年后才能公開。而1931年以后至蔣氏去世的日記，將在今后幾年內陸續公開。邁爾斯強調：“迄今為止所有的出版物都沒有準確反映出日記的內容，現在研究者們才有機會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日記。”為了保護這些翻拍本，胡佛研究所對前來研究日記的學者開出了很嚴格的條件：不許復印，不許拍照，不許帶手機，不許帶手提電腦，只準筆錄，而且公布、引用日記原文要獲得蔣氏后人的同意。來自臺灣的郭岱君是胡佛研究所兩位直接參與整理兩蔣日記的學者之一，她曾擔任李登輝時期的“總統府”“一局局長”，負責對外聯絡，其職位相當于“總統府”發言人。正是郭岱君本人動用自己在臺灣的廣泛人脈，說服目前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的蔣方智怡把兩蔣日記送到斯坦福大學保管。郭岱君說，蔣方智怡“做了一個勇敢和明智的決定”，讓兩蔣日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專業的檔案保存技術下“安全地保存起來，并且客觀、公正、公開地讓全世界的學者使用”。
有助解釋幾大歷史疑問目前，中國大陸也有兩名著名學者在斯坦福研究日記。其中，張海鵬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長、楊天石是近代所研究員，兩位都是國內民國史、國民黨史研究的權威專家。日記的年份，差不多涵蓋了蔣氏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到抗戰時的全部活動。期間發生了一系列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比如北伐、“中山艦事件”、國共由合作走向分裂、“四一二屠殺”、“九一八事變”等，作為這些歷史事件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的蔣介石，在日記中披露了多少歷史的秘密呢？著有《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書、對蔣介石日記研究功力最深的楊天石先生，在接受舊金山媒體采訪時表示：對大陸史學界而言，日記有望幫助解開幾個歷史問題。一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作為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對這一愛國運動表示熱烈支持。實際上日記顯示，直到蔣氏與蘇共矛盾激化之前，他對中國的一些愛國工農運動都有贊賞之意。二是上世紀20年代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1923年蔣氏訪蘇之后，對蘇聯、蘇共、共產國際的態度迥然轉變，由真心贊賞轉為懷疑、警惕和反對，這種態度越到后來越明顯。三是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國共合作的支持者轉變成反共軍事獨裁者的轉折點，當時國共兩黨的合作派人士都極度震動。現在披露的一些史料提出新的看法，日記可望進一步提供有關細節。四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事變前后，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異常憤怒，并以“倭寇”稱呼日軍。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走投無路尋靠山蔣介石拜師黃金榮內幕黃金榮,蔣介石,靠山,內幕,走投無路1916年5月陳其美被刺死于上海，蔣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靠山，在經濟上也開始拮據。他需要另辟門路，尋找庇護者，乃開始與張人杰、戴季陶、陳果夫等關系密切，并跟隨他們參加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活動，因投機失敗，背了一身債，處境十分狼狽。在被債權人逼得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決定離開上海，避債到廣州去投奔孫中山先生。因為債務所纏又缺乏盤費，就去找虞洽卿老板商量辦法。虞治卿當時在上海商界雖有地位，卻是一個賣空買空的“空殼老板、負債大王”，不肯做這種賠本錢的事情，就代蔣介石出主意，介紹他去投帖拜黃金榮為老頭子，一可以利用黃金榮牌子，去對付債權人，二可以向黃商借盤費。兩人商量定當，先由虞洽卿與黃金榮談妥并約好日期，并陪同蔣介石前去舉行拜帖儀式。這里先得來一個說明：按照安清幫投師拜祖的常規，普通一般的壓帖贄敬自幾十元至幾百元，最起碼的亦需5元至10元。若照當時黃金榮、杜月笙的身價，壓帖贄敬，至少是幾百元，甚至有幾千元的。贄敬越多，越受老頭子的看重。1928年我投拜黃金榮為師的時候，就花費贄敬200元，捐助造“四教所”款項500元，門房、茶房以及其他小帳300多元，總數超過1000元。拜師之前，要填具門帖經黃金榮允準方可。這門帖是由黃金榮帳房間印就的，約6寸長4寸半寬的淡黃色雙層摺子，里層印著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介紹人等，左角上還要貼上2寸的照片。舉行儀式的時候，所堂里點起香蠟燭，黃金榮坐在中堂，地上鋪著紅條，我跪在紅條上叩三個頭，算是行禮如儀。門帖由黃金榮秘書駱振忠管理，駱是上海人，經常辦公的地方在帳房間里，門帖也保管在帳房間櫥內，還備有一本名冊，經常可以查考。這是一般規矩。但是蔣介石拜黃金榮為師，卻是另外一種情況。虞洽卿到八仙橋鈞培里黃公館后，向黃金榮說明情由，要求錄收蔣介石為門生，黃金榮因為虞洽卿在當時商界地位高，勢力大，亦很想結交，所以對他提出的要求都無條件答應下來。又因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頭子的手續，第二天陪同蔣介石到黃金榮處時，只投遞了一張寫著“黃老夫子臺前，受業門生蔣志清”的大紅帖子，既沒有拜師應有的蠟燭、香，更沒有致送壓帖的贄敬。還因為黃金榮事先從虞洽卿處知道蔣介石的困難環境和拜師目的，同時也為了討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計較壓帖贄敬，還有心“慷慨”地贈送蔣介石旅費大洋200元，并且鼓勵他去廣州。分別以后，互不通訊，日久以后也就事過境遷，淡然若忘了。1927年，北伐軍從廣州出發，蔣介石隨軍回到上海，成為名震中國的北伐軍總司令。一天，唐嘉鵬陪了北軍某路司令王柏齡去拜會黃金榮(王柏齡，揚州人，與唐嘉鵬拜把兄弟，與蔣介石很投契，我曾親眼看到他與孫中山、蔣介石三人在肇和兵艦上合攝的照片)，黃因此知道蔣介石就是當年蔣志清，即是自己的門徒，又曾有恩于他，飄飄然引為自得，可以光耀黃家門楣了。
這時唐、王兩人向黃金榮提醒，蔣介石是北伐軍總司令，中國第一號大人物，如果說開去曾經拜過老頭子，于他面子有關，一定會觸怒于他，倒不如順水推舟。即以蔣介石過去用的是蔣志清名字，未曾舉行過儀式，又未曾“拉過場”(幫會收新門生或徒弟時，設宴請同門師兄弟及有地位的幫會中人，互相介紹關系，稱為“拉場”)，外面無人知道，叫黃金榮隱沒這段師徒關系，將門生帖子親自送還，說明過去只憑虞洽卿一人自說自話，井未接受過拜師收徒之儀，只是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蔣介石只承認黃金榮是他朋友，這樣定會使蔣感激，將來可以受用不盡。黃金榮聽之有理，就依計而行。當時托王柏齡代為向蔣介石請示，要求約定時間，前去晉見。一面關照帳房老駱(即筆者拜老頭子時黃金榮秘書駱振忠的父親，大家叫他老駱，名字已經忘記)將當初蔣志清的一張門生帖子檢出來備用。王柏齡辭行后，當日下午即打電話給黃金榮說是已與蔣總司令約好，準定次日上午11點鐘恭候大駕。第二天上午9點左右，王柏齡即到黃金榮家里，賓主在鴉片煙鋪上共吸上等煙土達兩小時，將近11點鐘方才由王柏齡陪同黃金榮去拜會蔣介石。黃把門生帖子送還給蔣介石，并說了昨天唐王二人教唆他的一番話，希望蔣總司令原諒海涵。當時蔣介石對黃金榮的這種誠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聲聲稱他黃老先生，并留他便飯。黃金榮對蔣介石熱情招待認為是畢生第一光榮，而蔣介石對黃金榮也別有用心，企圖利用黃金榮幫會勢力為他反革命效勞。至于這一次唐嘉鵬、王柏齡等叫黃金榮送還蔣介石門生帖子究竟是出于蔣介石暗示，抑或唐王兩人的主張，當時黃金榮未曾明言，但從經過情況看，很可能是蔣介石本人的意圖。黃金榮自送還蔣介石門生帖子以后，對于這件事就矢口不談，但與蔣介石的關系就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蔣介石一面勾結英、法殖民主義勢力，一面策動封建幫會分子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隊進行反革命大屠殺。他派楊虎、陳群去找黃金榮，由黃再召集杜月笙、張嘯林等定計設謀，以“中華共進會”名義，在上海各大報上刊登反共啟事，隨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襲擊工人糾察隊。黃金榮和杜月笙、張嘯林因為充當了蔣介石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鋒，事后得到了北伐軍總司令部不少勛章和各種獎勵，并給以顧問、參議等一類名義，成為上海“三大亨”，得到蔣介石的格外青睞。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臺成為流氓政客，又與戴笠結為生死之交，黃金榮坐地分贓成為老太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