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鈺的部落格

斯坦福大學宣稱：蔣介石日記真跡本周末公開蔣介石,斯坦福大學,真跡,日記近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宣稱將于3月31日公開蔣介石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真跡。正在美國舊金山訪問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出席了新聞發布儀式。蔣家第三代媳婦蔣方智怡也出席了這一活動，并表示蔣家愿意公布日記，是希望讓后人感受蔣介石的理念。即將公開的蔣介石1917到1931年日記，就是他最早的一批日記手稿，當時的他剛30歲。日記將讓世人一窺從黃埔到北伐期間，年輕蔣介石的內心世界。斯坦福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馬若孟認為，1950年后，國民黨曾經陸續選編發行了蔣介石的日記，但與即將公開的日記真跡相比較，人們可從更可信的第一手資料中，更深入地了解蔣介石的內心世界和真實情感。研究及檔案保管技術一流的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為蔣家保管著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日記原稿。目前已經先行完成了蔣介石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整理和技術處理，其余部分將在未來數年陸續開放。鑒于對蔣介石的尊重，蔣家保留了涉及其個人隱私的部分。（早報記者徐德芳）……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天津博物館收存《中華民國憲法》手寫本擇機展出中華民國憲法,天津,博物館,收存,擇機中新網2月11日電據今晚報報道，10日上午，天津市政協港澳委員曹繼信先生向天津市政府捐獻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手寫本。曹繼信先生捐獻的《中華民國憲法》，是1923年10月10日由其祖父曹錕任中華民國總統時頒行的，故又被稱為“曹錕憲法”。該部憲法手寫本長11.9米，寬0.93米，黃綾質地墨書楷體。共有13章，141條。其內容強調國家統一；國家主權屬于全體國民等。曹錕去世后，這件文物保存在其女兒曹士英手中。1984年曹士英病危時，將文物轉給了曹繼信，并囑道：在適當的時候，將這一珍貴文物交給國家。曹繼信先生認為，他今天的捐獻，不僅完成了老人的遺愿，而且有助于研究中華民族如何走向共和，以及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經過文物專家的鑒定，認為該文物流傳有序，品相完整，特點鮮明，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符合文物收藏標準。據悉，這件文物將由天津博物館保存，并在適當的時候對外展出。(記者劉靜華實習生劉佳)……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馮英子：“蔣介石叫鄭三發子”的始作俑者馮英子,蔣介石,始作俑者馮英子是著名的老報人和雜文家。1949年5月，夏衍等人在香港創辦了《周末報》，馮英子擔任該報的總編輯兼總經理。他曾和我談起過這樣一件事情：1949年《周末報》創刊不久，有人來投稿，說抗戰時期河南曾有一個人到重慶尋找蔣介石，說蔣介石是他的弟弟，此人名叫鄭二發子。蔣沒有為難他，只是叫戴笠把他遣送回鄉了。這就使馮英子想起他從上海到香港時，在船上認識了一位張大同先生。到香港后，他和馮英子同住在大道東的真教圍，兩人經常在一起大談“山海經”。一次，張大同曾向他談到過蔣介石幼年叫鄭三發子。張大同的話，佐證了馮英子收到的那篇稿子的事。于是馮英子就在《周末報》上撰文，把鄭三發子重慶尋兄的事情敘述了一遍，然后大發了通議論。后來唐人在他的《金陵春夢》里，便直接把“鄭三發子”和蔣介石畫上了等號。這樣一來，蔣介石究竟是奉化蔣肇聰所生，還是由河南許州（許昌）繁城鎮后鄭姓家的逃荒媳婦攜來的鄭氏之子，便成了讀者大感興趣的話題了。而沈醉在他所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也繪聲繪色地寫了一通有關蔣介石的哥哥鄭紹發從河南去重慶尋弟的離奇故事。其實，有關蔣介石幼年叫鄭三發子的始作俑者當是馮英子。所以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唐人先生那時候在《大公報》作秘書，《金陵春夢》中的這個故事，是從《周末報》上抄去的。”（《上海灘》2005年第11期）……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民國版《楊虎城言論集》現身西安楊虎城言論集,西安,民國新華網西安１２月１４日電（記者丁海濤）西安市一位收藏愛好者近日發現了一本上世紀３０年代出版的《楊虎城言論集》，此書由楊虎城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在陜西期間的部分講話組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這本書紙張泛黃且有所殘缺。封面是楊虎城將軍戎裝照片，正文用豎排繁體字記載了將軍的“言論”２９篇，另外有附件４篇，其中包括《元旦訓詞》、《告各界政見書》、《施政方針書》等。書中記述了楊虎城將軍上任伊始對三秦父老說：“于右任先生和關心桑梓的人對自己說，讓你到陜西，不是讓你做官，而是讓你為陜西民眾減輕痛苦，本人此次入陜，愿與大多數窮人同受痛苦，不愿與少數搗亂分子妥協”。將軍在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八項施政綱領，明確要救濟災荒、肅清土匪、澄清吏治、振興教育、整頓交通、興辦水利、免除苛捐雜稅、完成地方自治。在１９３１年《元旦訓詞》第一條中，楊虎城呼吁民眾“要竭誠維護和平”。此書收藏者說，這本書是他偶然在舊貨市場上發現并購回的。書的版權頁已經缺失，難以判斷確切出版時間和出版單位。然而據《陜西志·出版志》記載，創、終刊時間為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２年的《西安日報》曾印過《楊虎城言論集》，因此判斷其出版時間在１９３１年左右。楊虎城，１８９３年１１月生，陜西蒲城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１９２７年參加國民革命軍。１９２９年任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１９３２年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同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逼迫其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救國主張。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７日重慶解放前夕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時年５６歲。（完）……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陳遠：以李宗吾還原一段民國史陳遠,民國,李宗吾據陳遠介紹，本書約15萬字，主要以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社會變革，以及興起于其中的種種思潮為歷史背景和思想史背景，揭示李宗吾與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魯迅等文化大師之間隱秘的關聯，勾畫傳主李宗吾富有傳奇經歷的思想演變以及跌宕起伏的命運。作者試圖通過對李宗吾作品的梳理，敘述上個世紀初各種思潮（無政府主義、達爾文主義等）在中國民間的傳播進程。陳遠近年來一直關注中國近現代的文化生態變遷，曾編著有《逝去的大學》。本報記者高松攝在思想史里考察李宗吾與《厚黑學》新京報：你寫作《李宗吾傳》的契機是什么？為什么對李宗吾很感興趣？陳遠：我對李宗吾這個人發生興趣是在幾年前。最初還不是因為他的《厚黑學》，而是他的教育思想吸引了我。李宗吾的教育思想與主流看法不太一樣，他主張從傳統書院制度尋求借鑒，他提出的教育制度，是讓學習者能夠自主學習，最后的門檻就是考試，用考試來鑒定學習者的學習成果。這跟西方嚴格的學科制度有很大出入。同時期的蔣夢麟等人從美國留學回來，使得西方的教育模式占了教育的主導地位，而李宗吾的教育主張就顯得非常獨特，可以比較的還有唐文治創辦的無錫國專，也是在傳統的書院制度里尋找資源。由此，我對李宗吾這個人產生了興趣。還有一個契機就是我個人對于歷史的興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或者說歷史呈現給我們的只是一小部分，做歷史研究就是讓過去的歷史盡可能完整地呈現出來。《李宗吾傳》給了我這樣的一種機會，讓我去還原一段民國歷史。新京報：《厚黑學》曾經一度非常流行，但是學術界似乎一直忽略了李宗吾。陳遠：《厚黑學》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80年代就出來一系列關于厚黑學的書，但是很多都跟李宗吾的《厚黑學》沒有本質上的聯系，只不過借著厚黑學的名義獲得暢銷的可能，而且質量都很粗糙。上世紀40年代有一個川大的教授叫張默生，寫了一本10萬字的關于李宗吾的傳記───《厚黑教主李宗吾傳》，這本書把李宗吾一生的關鍵思想做了陳列，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作為開山意義上的研究李宗吾著作，那本書是我們無法繞過的。學術界對于李宗吾的忽略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是他的思想看起來不是那么“正統”，另一方面，李宗吾不是學院里的學者，沒有眾多的弟子傳承他的思想。新京報：相比以往大家認識到的李宗吾和《厚黑學》，你這本書能帶來什么新鮮的東西？陳遠：這本書，對于不了解李宗吾的人來說，帶來的當然是全新的東西，對于比較了解李宗吾的人，則是提供了新的視角，以前沒有人從這種視角研究過他。我是把李宗吾和《厚黑學》放在一個思想史的背景里去觀察，采取了新的視角來分析他。
《厚黑學》并不是提倡“臉厚心黑”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林語堂、吳稚暉、柏楊等人對李宗吾《厚黑學》的贊嘆之情，也提到了曹聚仁等人對這本書的鄙薄，你怎樣看待這種觀點的交鋒？陳遠：我不想去評判他們怎么看待《厚黑學》，要讓我說，我覺得李宗吾《厚黑學》的核心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是后來的學術界直到現在還時常掛在嘴邊的八個字。而且我還覺得《厚黑學》是個人主義是從傳統思想中衍生出來的個人思想的結果。個人主義雖然有一些必須加以警惕并需要批判的成分，但也要承認，其中也存在值得揚棄的內容。這些以往的評論都沒有說到過。我曾經跟朋友探討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上不可能產生個人主義的因子，但是我不這么看，看看書中我的敘述，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新京報：這本書的小引中，你提到“至今仍有不少人依然奉‘厚黑’為自己的處世之道，還在內心深處依然供奉著這位‘厚黑教主’的牌位，殊不知，這恰恰違反了這位厚黑教主的本意。”你能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嗎？陳遠：很多人只是從字面意思上理解《厚黑學》，說《厚黑學》就是提倡“臉厚心黑”。而李宗吾寫《厚黑學》的本意并非如此。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來說，《厚黑學》的寫作背景是軍閥混戰時期，李宗吾以這本書針砭時勢，表達了他的激憤之情，這種看法林語堂表達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帝制，但是，沒有動搖的是隱藏在幾千年帝制后面的文化心理。李宗吾自己認為《厚黑學》的出現為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李澤厚曾說“這本書一定是暢銷書”新京報：你這本書計劃在新京報上連載，以往新京報上連載的書都是風格輕松的暢銷小說，你的書與這些小說的風格明顯不同，你覺得讀者的閱讀量會減少嗎？陳遠：你要問我我當然說不會，王婆賣瓜嘛。不過這本書和李宗吾本人確實都是相當有意思的。前一段時間我去李澤厚先生家里，說起這個事情。他說：“你這本書寫出來一定是暢銷書。”很多人都只是聽說過李宗吾，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宗吾是個什么樣的人。我想大概會有人關注吧。新京報：我注意到你在書中較多引用了李澤厚的觀點，他的思想對你寫這本書有很大的影響嗎？陳遠：我覺得可能不是這么簡單。我很早就讀過李澤厚先生的著作，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但是在寫這本書時，我并沒有刻意地把他的理論作為這本書寫作的理論框架，但是當我閱讀了很多的資料之后，我發現李澤厚先生的一些觀點跟我竟然是如此的契合！可能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他的影響吧。

宋慶齡最后遺墨：韜奮手跡宋慶齡,遺墨,手跡新華網上海１１月５日專電（記者趙蘭英）橘黃封面上，坐落著４個娟秀的字：韜奮手跡。這是原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的最后遺墨。由此，一段感人故事，拂去塵埃，走向公眾，讓人唏噓。１９８１年年初，上海韜奮紀念館整理和征集到一批韜奮先生的手跡，想結集出版。于是，委托韜奮夫人沈粹縝女士，請宋慶齡名譽主席題寫書名。宋慶齡欣然應允，但當時因病手抖得厲害，沒有立即書寫。沒有想到，宋慶齡病情日趨嚴重，臥床不起。５月１２日清晨，重病中的宋慶齡，叫服務員扶她起來，艱難地移到寫字桌旁坐下。頓了一會兒，她喘著氣，顫抖著手，拿起毛筆，在紙上寫下“韜奮手跡”４個字，簽上自己的名字和時間。１７天后，即５月２９日，這位偉大的女性，不幸與世長辭。宋慶齡與鄒韜奮，在生前沒有什么個人來往，但神交久矣。１９３３年１月，韜奮加入了由宋慶齡、魯迅、蔡元培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并被選為執委。１９３６年５月，鄒韜奮、沈鈞儒等抗日愛國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并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１１月２３日凌晨，國民黨政府逮捕了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史良、王造時等７人。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宋慶齡聞訊后，以極大的憤慨，投入營救活動。韜奮逝世后，夫人沈粹縝成為宋慶齡的摯友、座上賓。個人的品格與情感，常常體現在一些細小的事情上。重病中的宋慶齡，念念不忘的是老友的委托。當她明白自己無多日時，硬撐著病體，題下這４個字。而且，她怕寫得不好，寫了１張后，又寫了１張，以便選用。這部新出版的《韜奮手跡》，共收集韜奮先生７６件手跡，其中有題詞、書簡、文稿等等。戰亂，使得韜奮先生留給后人的手跡并不多。這部《韜奮手跡》，幾乎涵蓋了目前能找到的韜奮的所有手跡。手跡，往往又透著一個人的生命氣息。這部《韜奮手跡》，同時展現了２位偉人的手跡和友情，因此，彌足珍貴。（完）……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孫中山對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孫中山,人才,制度,貢獻,選拔孫中山對科舉制度的廢除也有獨到的見解。沿用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是在1905年廢除的。當時，廢除科舉的主要理由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對于科舉制度廢除的原因，目前學術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孫中山當時就說“往年罷廢科舉，未免因噎廢食，其實考試之法極良，不過當日考試之材料不良也。”他還說：中國歷代考試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且超過現代的民主政治，“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這也就是說，廢除科舉制度，并不是說考試制度本身一無是處，考試制度是好的，只不過考試的內容不好。他主張剔除封建主義的考試內容，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精神和近代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技術作為考試的內容，是難能可貴的。孫中山對我國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之二，是提出了以考試權獨立為核心的文官考試的思想。這一思想的來源，不僅是深受我國科舉考試制度的啟發，也是對西方文官考試制度的借鑒。他認為西方文官考試制度優勝于其選舉制和委任制，并說：“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中國考試制度西傳后，美國的“政治方有起色”。但是考試只“用于下級官吏，并且考選之權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余游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救歐美法律、政治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并立，合為五權憲法”。他還強調：歐美也有人覺得“三權分立”有弊端，主張加上彈劾權和考試權，“可見五權分立之主張，非予個人之私見矣”。把考試權提高到與司法、立法、行政權同等重要的地位是1906年。同年12月2日，孫中山再次強調：“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是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設立考試院，是考試權獨立的重要標志，也是考試選拔人才的組織機構。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親自起草的《中華革命黨總章》里就規定了考試院的職權。1924年8月，孫中山公布并施行的《考試院組織條例》規定：中央設考試院，直隸于大元帥府，與行政權分離獨立。各省設立考試分院，舉行各種考試時，分設考試委員會，并得就各省酌劃區域，舉行巡回考試。孫中山對我國人才選拔制度的貢獻之三，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廣州政府時期，制訂了文官考試的法規法令。出任臨時大總統后,孫中山即著手準備建立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文官考試制度。南京臨時政府貫徹了孫中山“考選之法”“網羅天下英才”的指示。法制局根據孫中山的命令，先后制定了《文官考試令》、《文官考試委員官職令》、《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委員官職令》、《外交官及領事官考試令》、《法官考試委員官職令》、《法官考試令》等六個考試法令草案，先后送呈孫中山。孫中山咨文參議院審查，對以上各考試法規草案進行議決。由于南京臨時政府存在的時間短暫，參議院沒有完成立法程序，以上考試法規草案沒有能夠頒布實施，但在中國近代人才選拔制度史上還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在廣州政府時期，孫中山多次指示：“用人當以資格論，實行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合格，不能做官”、要“厘定各種考試制度”。1924年8月26日，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孫中山發布命令，公布并實施《考試院組織條例》，共26條；又公布實施《考試條例》，共18章64條；《考試條例施行細則》，共18條。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梅州發現記錄孫中山葬事籌備的《總理奉安實錄》總理奉安實錄,孫中山,梅州,記錄中新網10月17日電據汕頭都市報報道，一套具有重要史料價值、76年前詳細記錄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及奉安大典整個過程的《總理奉安實錄》在梅州被發現。該書現為梅州市知名收藏家魏金華所收藏。由于該書印數少且為非賣品，只發給參加奉安大典的黨、政、軍要員，家屬及中山陵的護衛隊以作紀念，存書量很少，顯得異常珍貴。保存完好的《總理奉安實錄》為線裝本，分卷上、卷下二冊，尺寸為35厘米×24厘米，厚度約2.5厘米。書名為胡漢民所題。該書內容分為照片、記述、專載、附錄四大類，卷首冠以孫中山先生遺像、遺囑及奉安哀詞。卷上內容從凡例開始，之后是實錄目次、140幅黑白照片、記述、籌備經過、奉安紀實。卷下內容由中央迎梓宣傳列車紀事開始，之后是專載、誄文、祭文、賻贈、參加奉安代表人名、附錄之章則、職員奉安用費。結尾以于右任的《抄審計院復文官處公函二》結束。該書詳細實錄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及奉安大典整個過程，披露了民國政府黨、政、軍要員胡漢民、蔣介石、程潛、蔡元培、于右任、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張學良、馮玉祥等及孫中山家屬宋慶齡、孫科、孫穗英等在奉安籌備和奉安典禮中的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情，特別珍貴的是書中刊印了130幅實地攝影的活動照片及10幅南京中山陵陵墓設計圖及陵園全圖。(羅金良）……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

從校歌看民國時期的大學精神民國,校歌,大學,時期,精神這是一首西南聯大的校歌，歌詞調寄《滿江紅》，聯大中文系羅庸教授所作。歌詞中的“仇寇”二字，原為“倭虜”，聯大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決定采用這篇歌詞作為校歌時，為含蓄起見，改“倭虜”為“仇寇”。余生也晚，十多年前在披覽西南聯大校史資料時才在無意中讀到這首在聯大校友中已傳唱了半個多世紀的校歌。許多文字看過了也就忘了，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讀到這篇歌詞時在我的心靈深處激蕩出的久久難以止息的波瀾。伴隨波瀾的起伏，我仿佛走進了那個漫天烽火的歲月，看到了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三大學府——北大、清華和南開的師生在“仇寇”炮火和硝煙中萬里南遷的身影，聽到了山城的皺褶里傳出的弦誦之聲，……我知道，這不是一首普通的校歌，它所書寫的不只是聯大自身的歷史，更是在顛沛、板蕩和亂離之中一代青年學子的擔當世運之氣。在那激揚悲壯的旋律里是難折的“壯懷”，是“舊邦”中的“新命”。后來，我又在不同的場合陸續地讀到其他一些大學的校歌，一樣的情懷，不一樣的旋律，共同組合成那個時代學子心中豪邁、壯闊的交響，其中的每一個樂章，每一個音符，都躍動著一種難以抑止的民族“新生”的渴望，一種青春生命中煥發出來的剛毅堅卓的精神，一種那個時代陶鑄而成的昂藏挺特的理想。并且，這種渴望、精神和理想全都化作了那個時代青年學子的向往、憧憬和追求，成為一代又一代校友心中最溫馨的集體記憶和共同語言，并融入民族歷史的血脈之中。當時我就想，如果把這些校歌匯集成冊，那該是多么動人的記錄！但是，我又想，這大概只能是一種奢望了，半個多世紀之后，山河猶在，人事已非，許多大學往事早已在俯仰之間化作了陳跡，到哪里去找回寄在已成逝波的那個時代深處的夢想，到哪里去打撈遺落在歷史汪洋中的碎屑殘片，到哪里去喚醒被塵封在冷酷的時光隧道中的校園記憶！就在我恍然若失的時候，我的同事馬軍先生給我發來一個郵件說，他已經網羅到一百多首民國時期的大學校歌，擬以“桃李芬芳”為題，分“國立篇”、“省立篇”、“私立篇”及“其他篇”，輯匯成冊交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為這部校歌集寫幾句話。不久，他就將已編好的書稿擱在我的書桌上。書中共輯錄了民國時期107所高校的校歌，既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南開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北洋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同濟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等著名學府的校歌，也有持志大學、銘賢學院、內政部警官高等專科學校、達德學院等現在已不太為人所知的高校的校歌。雖還不能說已將當時所有大學的校歌都囊括以盡了，但就收錄在案的這107首校歌而言，已足以展現民國時期高校校歌特具的神貌了。
校歌之于它的學校，就如同國歌之于它的國家，它可以說是校園生活的現代圖騰。對大學而言，校歌不只是一串音符，一簇象征性的符號，更是一種靈魂，是大學精神的集中體現，并代表各該校的特點。它是由各該校的歷史傳統和辦學風格凝聚而成的，它的旋律縈繞、彌散著每一位學子心中的憧憬和夢想。因此，當時從教育行政部門到各高校，對校歌的編制都極為重視，西南聯大就是一個顯例。193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曾專門就校歌事發出訓令稱：“音樂一科，為陶冶青年兒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為六藝之一。現在各級學校教授音樂，取材雖未盡趨一致，但自編校歌，以代表各該校之特點，而于新生入學之始，則教之歌詠，以啟發愛校之心，影響至為重大。茲為考察起見，各學校應將所編校歌，呈送本部，以備查核。”仍未編制校歌的學校，必須抓緊編制，并限期呈報。這個訓令下達之時，聯大甫從長沙遷到昆明，開學還不過一個月，校舍、設備問題亟待解決，秋季招生即將部署，頭緒紛繁，無暇顧及校歌。10月3日教育部再次以訓令催逼，“限一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校歌、校訓呈報”。10月6日，聯大成立了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聘馮友蘭、朱自清、羅常培、羅庸、聞一多為委員，并請馮友蘭為該會主席。經過反復討論，到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員會通過了以羅庸作詞、張清常作曲的《滿江紅》為校歌的方案，隨即由校歌委員會具函向常委會呈報。7月11日，聯大常委會第112次會議決議通過，7月15日，常委會向學校各部門知照校歌通過事，19日備文向教育部呈報。從開始編制到最后通過，聯大校歌的編制過程前后竟持續了9個多月！此后，這首校歌便伴隨著聯大學子，每位新同學注冊后，都會得到一頁鉛印校歌，在校歌中入學，在校歌中成長，并永銘在聯大校友的“心版”上。其實，不只聯大如此，每一首校歌的編制過程都是慎之又慎的，只要看看這部書中的詞曲作者就知道校歌的制作是如何之慎重，以及校歌在校園文化中的份量了。詞作者有蔡元培、黃炎培、范源廉、張瀾、陳果夫、羅庸、葉楚傖、成仿吾、馬一浮、鄭貞文、唐蔚芝、王毓祥、蕭公權、陳瑜、易韋齋、汪東、熊慶來、馮滌塵等；曲作者有聶耳、李叔同、趙元任、蕭友梅、張清常、程懋筠、嵇文甫、唐學詠、閻紹璩、李抱恍、馮孝思、陳歌辛、沈心工等。這個名單當然不能說已囊括了那個時代所有最好的歌曲作者，但這里列出的部分名單就已大致可說是一時之選了。邀請名家為各大學校歌填詞譜曲，當然是希望通過他們手中的紙和筆抒寫出大學師生的心聲。

民國往事——買不斷的張季鸞民國,張季鸞朋友說我這個人是一個不會被金錢或物質所誘惑的人，這個評價太高，自己心里也不敢接受。我時常呆在家里，不出門去，是因為這個世界對人的誘惑力越來越大，面對許多我想擁有的東西，總是克制不住自己，就想著為金錢去奔忙，出賣自己，滿足物欲；可心中還有一點不甘心，有些屬于心靈的東西不愿遭受蹂躪，于是將自己躲藏起來，“躲進小樓成一統”去。張季鸞（1888－1941）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之一，《大公報》“社論”總主筆，其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辦報方針及其身體力行著稱于世。九一八事變以后，《大公報》每天一篇“社論”，均由張季鸞執筆，一篇三千字的社論，在深夜12時至凌晨1時之前，不用一個小時就寫完，其“社論”思路清晰，透徹時事，文筆犀利，傳誦一時。張季鸞敢說敢言，針砭時事之論不免“不合時宜”。1932年5月5日，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滬停戰協定》，暫時結束了“一二八”事變以來的軍事對抗，葉楚傖準備對國內報刊進行整肅，王正元在《監聽專員見聞錄》一書中談到了關于收買張季鸞一事的過程。宣傳部長葉楚傖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秘密小組會議上就國內外報刊言論作了陳述，與會者一致認為《大公報》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其言論常使政府尷尬、畏懼。會議決定用金錢收買張季鸞及其《大公報》，從五萬元一直升到十五萬元方一致通過，當時物價每石（120市斤）米價約4元，十五萬元可真不是一個小數目了，可以買450萬斤糧食，按現在的糧食價格換算，相當于人民幣約700萬。某日，凌晨1時許，總務主任到張季鸞辦公室，遞上一張15萬元的交通銀行即期匯票，收款人是張季鸞，匯款人是國民政府文官處。王正元說，當時張季鸞就把還沒下班的編輯部人員統統叫到總編室，拿著這張匯票就侃侃而談，在“文人要窮，文窮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大公報》要堅持十二字辦報方針”等等言論之后，命總務主任將匯票退回。張季鸞雖然未被收買，其人依然為政府所用，蔣介石常通過陳布雷約其晤談，討論時事，并時常電話咨詢，王正元在電話監聽中常聽到蔣介石稱其“季鸞先生”，可見蔣對他的尊敬。1940年，蔣介石命陳布雷寫一篇《告日本國民書》，陳推薦張季鸞執筆。張季鸞以日本風格及日文于病榻寫成，洋洋灑灑近萬言，蔣介石閱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飛機撒向日本主要城市。張季鸞于1941年病逝，國共兩黨均發唁電，以示哀悼。張未任政府公職，不便國葬，政府以國葬待遇舉行“公葬”，其葬禮盛況空前，為新聞人葬禮之最。一個報人，得如此待遇，并在中國新聞史中占有重要一席，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少數，因而，尤其顯得珍貴！如果有一天，張季鸞先生不再因為他的新聞人品質成為我們感嘆的話題，我想，這也是他真正能安息的一天。《江南時報》(2005年07月31日第十六版)……中國歷史論壇收集56un.cn/ 大眾論壇 - 視訊 交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