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發現記錄孫中山葬事籌備的《總理奉安實錄》－宜鈺的部落格

人物風流：民國航運大亨盧作孚的生死之謎(圖)盧作孚,民國,大亨,航運,生死航運巨子盧作孚多年來，盧作孚這個名字一直被紅塵紫霧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數國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個世紀后，盧作孚先生才真正抖落一身塵埃，穿過重重霧障，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撰稿／陳冰(記者)緣起本刊2005年5月27日刊登了《悲壯大遷徙》一文，其中有一段對盧作孚下落不明的描述：“令人遺憾的是，每天對著電話大吼大叫的盧作孚在完成宜昌大撤退后，胸腔崩裂，重病倒下，后來居然連尸首也找不到了。”文章刊出后，一位細心讀者在來信中指出，盧作孚先生逝世后，被“民生”輪護送至川江南岸一座小山上安葬，后又被家人悄悄將墓遷于南山。墓碑上無盧作孚之名，寫的是盧魁先。1999年，盧作孚和夫人蒙淑儀合葬于重慶北碚人民公園的“作孚園”內。記者隨后聯系上這位細心的讀者，原來他就是《紫霧--盧作孚評傳》的作者金雨時。在盧作孚誕辰110周年，逝世51周年的2003年，金雨時和妻子如月推出了這本追述盧作孚不凡一生的評傳。金雨時說，在認知盧作孚先生的過程中，他們夫妻二人的靈魂得到了一遍又一遍的淘洗。“這種對我們靈魂和道德的洗禮，自自然然就轉化成了一種潛心的思考和傾訴這種思考的欲望。”正是基于這種濃厚的“盧作孚情結”，金雨時希望《新民周刊》能夠還歷史本來的面目。記者與金雨時就盧作孚的生死之謎有了一段對話。不該被忘記的民族英雄多年來，盧作孚這個名字一直被紅塵紫霧深深掩埋，以至于大多數國人都很陌生。直到近半個世紀后，這個名字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記憶》欄目之后，盧作孚其人其事才成為新世紀一個重要的“考古大發現”。盧作孚不僅是同盟會會員和四川保路運動的參與者，也是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和總經理，長江航運的一代霸主，風云一時的中國船王；更是抗戰初期可與后來法軍敦刻爾克大撤退相比的40天宜昌大轉運奇跡的策劃者和領導人，是為抗戰勝利立下赫赫功勛的政府杰出服務勛章和一等一級勛章獲得者。盧作孚不僅是一個實業家，還是民國初年“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理論家和實踐者，是北碚新城及其“經濟特區”和“文明社區”的策劃者和創建者，民間性西部科學院的締造者和首任院長，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拓荒者。進而，他還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及其文明轉換時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思想家，是產業、交通、文化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最早倡導者和勇敢的開拓者。他的著作《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及其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盧作孚不僅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更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不在個人的升官發財，不在家族、公司、地域的繁榮昌盛，而在于全中國的現代化新世界的創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不愿“在豬圈中蓋起個人的華堂”，而愿“在花園里搭建自己的茅屋”。
金雨時稱盧作孚是一個不該被遺忘，也是一個不可能被長久遺忘的人。難怪當年“識君之抱負，驚君之才，知君之心”的黃炎培先生，早就預言“幾十百年后，有欲知君者，其問諸水濱”。梁漱溟則在《景仰故交盧作孚先生獻詞》說：“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古之賢哲焉。”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抗日戰爭爆發后，盧作孚先生放棄了預定的歐洲之行，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戰爭的工作，提出“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親自指揮民生公司運送出川抗日的川軍部隊；他改變了一向不肯做官的態度，臨危受命，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副部長兼農產、工礦、貿易調整委員會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在武漢，兩個月內完成了所有兵工廠和鋼鐵廠的撤退運輸。1938年秋，武漢已淪陷，3萬多人員和10萬噸重要物資還滯留在宜昌。這10萬噸物資是苦難的中國兵器工業、航空工業、鋼鐵工業以及其他戰略配套工業的最后一點骨血，是抗擊日寇，軍火工業再生補給的最后一部分物資精華。如果不能及時轉運入川，不僅大后方的軍事工業重建將大費周折，而且一旦被日軍擄掠，后果不堪設想。然而此時通往后方重鎮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輪船的枯水期，情況萬分緊急。盧作孚臨危不亂，開創宜昌撤退著名的“三段航行”，指揮船只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將待運人員和重要物資在40天內全部運走。最早將“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是舉世聞名的中國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然而，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大撤退呢？相關報道顯示，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紐約市政府用9個月時間完成了世貿大廈南樓和北樓雙塔廢墟的清理，共運走了93萬噸坍塌大樓的物料。9個月93萬噸，月均10萬余噸，這和宜昌大撤退的40天10萬噸器材，3萬多人員的運量基本相當。問題在于，這是前后相差63年的兩大歷史事件，有著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機械施工以及運力裝備水平！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卻又是那樣千差萬別。
在宜昌大撤退完成之后，國民政府曾先后兩次向盧作孚授勛。對于這一段彪炳史冊的功績，盧作孚在家人面前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連勛章也沒有讓孩子們一一過目。糧食大搶運在盧作孚不凡的一生當中，還經歷過一場堪比宜昌大撤退的糧食大搶運。1940年3月，前方軍糧告急，后方糧食市場告急。在糧食問題已經對整個抗戰進程構成威脅而又經三個月不得解決的關鍵時刻，1940年7月，在并未解除盧作孚交通部次長職務的前提下，國民政府緊急任命盧作孚出任全國糧食管理局長。這是盧作孚在宜昌大撤退之后的又一次臨危受命，國民政府希望他能使前方、后方迅速走出糧食告急的陰影。孫恩三1944年發表在美國《AsiaandAmericas》雜志6月號的文章《盧作孚和他的長江船隊》有這樣的描述：“第五個職務是1940年擔任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其在戰時的意義，至少與宜昌的‘奇跡’相等”，并且是以同樣引人注目和激動人心的機敏來完成的。盧先生用了幾個不眠之夜來思考糧食運輸問題，然后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幾何計劃’，即將谷物供應集中在沿規定路線的一些指定的點上和特定的區域，這樣就把問題縮小到易于管理的范圍。下一個問題就是在大后方動員人力運輸大量的糧食了。這是又一次盧先生親自指揮的整個行動，這一次，他每天從黎明到深夜，對著聽不清楚的長途電話喊叫。幾個月內，充足的糧食已經集中在一些公家的糧倉，一場迫在眉睫的危險過去了……”“不幸的是，正當整個計劃成功的時候，它的創造者卻病倒了，活動性肺結核侵襲了兩肺。盧先生不得不被迫臥床休息，并且同意將他在病房里召開的工作會議限制在每天不超過一次。余下的時間他就轉向學習英語，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和他才熟悉的。我對他的語言學習進步感到吃驚。當他兩年前剛開始學習時，他所掌握的英語詞匯只相當于一個二年級的學生的水平。而今天，他卻很輕松地閱讀英文報紙和一些英美刊物，并且很少漏聽一次羅斯福先生或丘吉爾先生的廣播講演。”死亡謎團1952年3月15日，毛XX回顧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說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不過，在毛XX說這話的一年前，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已經自殺了，時年59歲。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世面上可以見到的幾種版本的《盧作孚傳》和大量的盧作孚研究文稿中，對于1952年2月8日這一頁沉重的歷史，基本上全部采取了回避的態度。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中，也未提及盧作孚自殺的原因。《紫霧》對這一段略有涉及，文中的描述與盧作孚幼子盧國綸近日撰寫的回憶文章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作者在書中加入了更多的假設性思考。
建國以后，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使得民生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沖擊，再加上公司陷入財務困境，局面非常不穩定。盧作孚為此憂慮重重，深感難以撐持。1952年初，中央決定對民生公司特殊對待，在暫停對私營企業貸款的情況下，破例給民生公司貸款1000萬元舊制人民幣1000億元，并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此舉措轉告民生公司。西南軍政委員會立即邀請民生公司某負責人談話，轉達了中央這一指示，并囑他待盧作孚從北京回來后，馬上轉告，請盧作孚放心。遺憾的是該負責人卻沒有將這一情況告訴盧作孚。在盧去世的前兩天，北京又發電報來確認為民生公司解決經濟困難貸款一事，仍然是這個負責人先得到這份電報，但并沒有交給盧作孚。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豬牙子航道發生事故觸礁沉沒。徹夜未眠的盧作孚2月6日凌晨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后。本來已處于極大的心力交瘁之中，但會上、會下關于“民鐸”輪海損事故的“階級敵人破壞”論，讓盧作孚的沉重心情更添陰霾。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一幅白色的標語，上書“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干部。在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后，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便跳上臺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關懷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盧作孚。光明磊落、潔身自好的盧作孚，一向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蝕干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么會如此對待他？對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而言，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的。2月8日的大會，直接成為盧作孚當晚自盡的導火索。對于盧作孚的死，許多善良的人們曾經作過許多美好的假設。假設之一，如果2月8日傍晚，盧作孚身邊尚有其他親人(蒙淑儀外出，家中只有盧5歲的孫子盧曉雁和廚工)，這場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
假設之二，“民鐸”輪的海損事故不要不早不晚發生在1952年2月5日。假如它在“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之前或之后，那么也就不至于被提升到“階級敵人破壞”的高度。假設之三，如果中央人民政府給民生公司貸款的那份機要電報能在2月8日及時送達盧作孚手中，盧作孚讓民生公司走出生存危機的信心也許能避免悲劇。根據史料記載，這份機要電報通知，交給了時任副總經理的童少生。童是因為偶然的疏漏，忘了將這么重大的信息及時向盧作孚報告，還是由于“三反、五反”運動中的某些技術性安排，他無法或不允許向盧作孚通報情況，今天已不得而知。假設之四，如果搶救的醫生專業水平更高，搶救設施更加先進，或許還能夠挽救盧作孚寶貴的生命。……歷史終究無法改寫。善良的假設只能停留在假設的層面。歷史中的許多無情巧合，恰恰顯示出它悲愴的不可逆轉性。崇高和神圣，在被實用主義浮躁地沖刷之后，仍然會顯示出理性的光芒。本文部分內容據《紫霧——盧作孚評傳》一書，對該書作者表示感謝大眾論壇 - 視訊交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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